胡塞尔的意义理论

admin — 2006-12-20T08:40:00+15:00

类别: 论文库
摘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关于意义理论，英美分析哲学界出现了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争，他们围绕着“意义是否足以确定指称”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在这两个阵营中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哲学家，内在主义（internalism）的代表人物是福多（Fodor, Jerry）和塞尔（Searle, John）等，而外在主义（externalism）的代表人物则是普特南（Putnam, Hilary）、克里普克（Kripke, Saul）、唐纳兰（Donnellan, Keith）、埃文斯（Evans, Gareth）和卡普兰（Kaplan, David）等。

郑辟瑞

郑辟瑞，男，1977年1月生于江西，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导师靳希平，现任教于南开大学哲学系。

目录

导言.......................................................................... 2

第一章意向性的意义理论..................................................... 12

第一节非意向性的意义理论............................................... 12

第二节意向性的意义理论................................................. 17

第二章意义的观念性与指称理论............................................... 27

第一节意义的观念性..................................................... 27

第二节意义与对象....................................................... 30

第三章意向本质与语力理论................................................... 36

第一节意向现象与非意向现象............................................. 36

第二节描述内容与意向内容............................................... 37

第三节意向对象......................................................... 41

第四节语力理论：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 43

第四章小结：《逻辑研究》中意义理论的困境.................................... 52

第一节意义的本体论地位与意向对象....................................... 52

第二节内在主义的意义理论与确定的指称................................... 59

第五章意向相关项与视域..................................................... 68

第一节现象学还原与构成................................................. 68

第二节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理论........................................... 72

第三节双重视域理论..................................................... 78

第六章走向可能世界语义学................................................... 84

第一节物候学的意义与现象学的意义....................................... 84

第二节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与X............................................. 85

第三节视域与可能世界................................................... 87

第七章意向性的意义理论及其困难............................................. 89

第一节双重意义的意义理论............................................... 89

第二节胡塞尔论确定摹状词的两种用法..................................... 93

第三节索引词与内在主义意义理论的困境................................... 95

参考文献.................................................................... 100

导言

一、背景：意义理论中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关于意义理论，英美分析哲学界出现了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争，他们围绕着“意义是否足以确定指称”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在这两个阵营中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哲学家，内在主义（internalism）的代表人物是福多（Fodor, Jerry）和塞尔（Searle, John）等，而外在主义（externalism）的代表人物则是普特南（Putnam, Hilary）、克里普克（Kripke, Saul）、唐纳兰（Donnellan, Keith）、埃文斯（Evans, Gareth）和卡普兰（Kaplan, David）等。

双方几乎以相同的表述描述了内在主义的主张，内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塞尔说：

“总是根据说者和听者头脑中的某种心智状态——把握一个抽象实体或简单地说，具有某个意向内容的心智状态——说者和听者能够理解语言的指称，弗雷格式的和这里的对意义的说明在这个意义上是内在主义的。”[①]

外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普特南则在他著名的论文“‘意义’的意义”中这样描述传统的意义理论，在他看来，它们都“依赖于两个完全不受质疑的假定：

（Ⅰ）知道一个词项的意义，就是处于某种心理状态（就像记忆状态和心理倾向那样的‘心理状态’；当然没有人会认为，知道一个词项的意义就是处于一种持续的意识状态）。

（Ⅱ）一个词项的意义（‘内涵’）决定它的外延（相同的内涵意味着相同的外延）。”[②]

普特南对传统的意义理论的描述和塞尔对内在主义意义理论的描述是一致的。针对这种理论，普特南以简短而通俗的形式提出了一个问题：意义在大脑中吗？内在主义者对此问题给予了肯定的答案，而外在主义者则恰恰相反。

根据塞尔的看法，我们可以将外在主义者的反对意见归纳为五种[③]：

1，区分“从物（de re）信念”和“从言（de dicto）信念”。一般认为，从物信念是行为者和对象之间的关系，从言信念则是行为者和命题之间的关系，波吉（Burge, Tyler）认为，我们并不能完全根据意向内容来确定从物信念，语境因素是不可或缺的。

2，区分确定摹状词的“指称性用法（referential use）”和“归属性用法（attributive use）”。这个区分是唐纳兰提出的，在此基础上，他反对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根据他的理论，“只有在确定摹状词的归属性用法这种情况下，说者才根据他的意向内容给出这个对象所要满足的条件这个事实来‘指称’对象，但是这些根本不是真正的指称事例；在确定摹状词的指称性用法中，说者无需使用被指称的对象所满足的表述。”[④]

3，索引词（indexical），比如，‘我’、‘你’、‘这’、‘那’、‘这里’、‘现在’。从弗雷格开始，这类表述就构成了对内在主义意义理论的威胁，普特南以此作为最典型的反对内在主义意义理论的证据，因为，它们表明，语词的意义不足以决定它们指称某个特定的对象，卡普兰和佩里（Perry, John）都认为，我们只有参考说话的语境才能确定这些语词的所指。

4，外在主义者和内在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也反应在指称的因果论和摹状论之间的争论上，他们主要围绕着专名来展开，塞尔认为，我们可以用一簇摹状词来定义专名的意义，克里普克则认为，专名是严格的指示词，它没有意义，它和对象的关系依赖于它们之间的历史因果关系。克里普克的意见表明，外在主义者认为，为了确定专名和对象的指称关系，我们必须借助于外在的因果关系。

5，上述的指称因果论也适用于自然种类词项，比如“水”、“黄金”；根据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看法，“知道它们的意义不能由存在于任何种类的心理状态组成，而是必须包含更多和世界的直接因果关系。它被认为已经表明，‘意义不在大脑中’”。[⑤]

塞尔认为，上述反对内在主义的论证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征，

“它们提出了一幅指称和意义的图景，在此之中，说者的内在意向内容，不管是在他的思想中还是在他的话语中，都不足以决定他所指称的东西。他们分享了这样的观点，为了说明语词和世界的关系，我们需要引入（对某些或所有事例）表述的话语和话语所关涉的世界特征之间的外在语境的、非概念的、因果关系。”[⑥]

上述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是我们讨论胡塞尔意义理论的主要背景，因为胡塞尔的意义理论正是一种典型的内在主义意义理论，正如塞尔所说，

“如果我们不能够根据内在的意向内容来说明指称关系，这个意向内容或者是个体说话者的内容，或者是他处身于其中的语言共同体的内容，那么自从弗雷格以来的整个哲学传统，不仅分析的潮流，而且现象学的潮流，它们就都是错误的，那么，关于具体的指称和一般的语词和世界的联系，我们就必须从某种外在因果说明出发了。”[⑦]

塞尔的断言意味着，现象学的意义理论是否有效，这和内在主义是否足以应对外在主义的挑战是息息相关的。

二、胡塞尔意义理论的研究状况

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具有怎样的特点？它仍然有效吗？这些问题正是几十年来围绕着胡塞尔意义理论的诸多文献所要讨论的。

在此，我们首先要澄清哈贝马斯（Habermas, Jürgen）的一个误解，这个误解广泛地流行于学术界之中。根据卡尔·毕勒的语言功能图式，即说者、世界和听者的关系，哈贝马斯将不同类型的意义理论总结为三种，即，“从格耐斯、本内特到希福的意向主义语义学认为，只有言语者在特定情境中所意图的内容才具有基础意义；从弗雷格、早期维特根斯坦到达米特的形式语义学则从命题的真值条件出发；晚期维特根斯坦所开创的意义使用理论则追溯到语言表述用于实践功能的常规互动语境。”[⑧]哈贝马斯的分类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划分意义理论的框架，我们可以在这个框架中为许多不同流派的意义理论找到自己的位置。哈贝马斯认为，胡塞尔的意义理论是一种意向主义（Intentionalism）语义学，它强调了语言的意义和说话者的意向的关系，正是基于此，胡塞尔才能提出“赋予意义的行为”这个概念。他认为，和格耐斯、希福等哲学家的理论一样，由于强调语言的意义只能通过回溯到有目的的语言使用者的意图才能获得，胡塞尔的意向主义语义学使得语言丧失了独立于主体意识的独立性和独立结构。[⑨]但是，在我看来，哈贝马斯对胡塞尔意义理论的评价是片面的，他显然没有足够重视胡塞尔反对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的努力以及胡塞尔和鲍尔扎诺、弗雷格之间的相似之处，事实上，胡塞尔和鲍尔扎诺、弗雷格一起，较早地注意到语言相对于主体意识活动的独立性。围绕着这些问题，许多学者都做出了自己的研究。

据我所知，莫汉蒂（Mohanty, J. N.）1964年出版的《埃德蒙德·胡塞尔的意义理论》（Edmund Husserls’ Theory of Meaning）一书是最早的一部全面研究胡塞尔意义理论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莫汉蒂以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和《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为研究对象，他认为，这两本著作分别代表了胡塞尔的本质语义学和构成语义学，他第一次以语言和意义问题为线索梳理了胡塞尔这两本著作的基本观点，并且给出了胡塞尔思想转变的内在理路。很显然，这是一部在英美分析哲学刺激之下产生的著作，他力图将胡塞尔的著作带入分析哲学所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中，比如逻辑语法、索引词。他的这本著作尽管还很粗糙，但是他激发了一大批分析哲学家和学者对胡塞尔意义理论的关注。目前德语学界和英语学界对胡塞尔意义理论的研究已经相当细致，这些研究大致表现为三种研究方向：

1，胡塞尔自身思想的发展：这种研究方向着重于对胡塞尔文本的细致分析和对胡塞尔思想发展线索的探询。德布尔（De Boer）的《胡塞尔思想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Husserl’s thought）以时间为线索细致地分析了胡塞尔《观念Ⅰ》之前的思想发展，其中对意义、意向相关项和对象的分析都非常有力。莫汉蒂编辑的《阅读埃德蒙德·胡塞尔的<逻辑研究>》（Readings on Edmund Husserl's Logical investigations）、本奈特（Rudolf Bernet）等的《胡塞尔现象学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以及巴利·史密斯（Barry Smith）和大卫·史密斯（David Woodruff Smith）编辑的《关于胡塞尔的剑桥手册》（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usserl）均收录了一些关于胡塞尔意义理论的重要论文。然而这些文献都很少提及胡塞尔的《1908年夏季关于意义学说的讲座》，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威尔顿（Donn Welton）的《意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eaning: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thresholds of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是为数不多的例外，早在《1908年夏季关于意义学说的讲座》被编辑出版之前，威尔顿就已经根据胡塞尔的相关手稿做了细致的分析。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已经不仅局限于胡塞尔自身思想的发展，而且寻找胡塞尔现象学的起源。正是由于对胡塞尔意义理论和语言哲学的关注，他们注意到，胡塞尔现象学的源头不仅有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而且有鲍尔扎诺（Bolzano）和弗雷格的逻辑学，围绕着后一条线索，他们发掘了大量的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思想片断。围绕着胡塞尔是否受到弗雷格的决定性影响这个问题，学者们开始关注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历史渊源，对此，弗勒斯达尔（Follesdal）和莫汉蒂各执一端。弗勒斯达尔认为，对胡塞尔的思想发展而言，弗雷格对胡塞尔《算术哲学》中的心理主义的批评是关键性的，弗雷格区分客观意义和主观表象，区分意义和所指，这些都对胡塞尔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使得胡塞尔清算了自己早期的心理主义思想，从而为现象学奠基。莫汉蒂则认为，弗勒斯达尔夸大了弗雷格对胡塞尔的影响，事实上，在弗雷格关于胡塞尔《算术哲学》的书评发表之前，胡塞尔已经区分了表象、意义和对象。[⑩]对胡塞尔逻辑学的研究还进一步回溯到鲍尔扎诺的影响，弗勒斯达尔是较早强调鲍尔扎诺和胡塞尔的关系的学者，比较有影响的研究著作是达米特（Dummett, Michael）的《分析哲学的起源》（The Origin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和拜耶尔（Beyer, Christian）的《从鲍尔扎诺到胡塞尔》（Von Bolzano zu Husserl）。

2，胡塞尔的意义理论与分析哲学：这种研究方向着重于胡塞尔对语言的细致分析，并将其与分析哲学相关论题比较。德雷福斯（Dreyfus, Hubert L.）编辑的《胡塞尔，意向性和认知科学》（Husserl, intentionality, and cognitive science）收录了弗勒斯达尔、德雷福斯、史密斯（David Woodruff Smith）和麦金太尔（McIntyre, Ronald）等人的代表性论文，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他们参照弗雷格的思想解释胡塞尔的“意义”和“意向相关项（Noema）”理论的尝试。史密斯和麦金太尔合著的《胡塞尔和意向性》（Husserl and intentionality: a study of mind, meaning, and language）则更为详细地发展了弗勒斯达尔的观点，有效地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与弗雷格的语言哲学相结合，从而将胡塞尔的意义理论纳入分析哲学框架内，本书对意向性、可能世界的分析都已经成为经典。以上述两本书为背景，德拉蒙德（Drummond）在《胡塞尔的意向性和无基础的实在论》（Husserlian intentionality and non-foundational realism: noema and object）一书中针对史密斯和麦金太尔对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的解释加以细致地批驳，由此重新捍卫了古尔维奇（Gurwitsch）对“意向相关项”的解释。

对胡塞尔意义理论的具体分析大多是以分析哲学作为研究的背景，或者说，研究胡塞尔的意义理论总是意味着将胡塞尔更多地纳入到分析哲学的潮流之中，所以关心胡塞尔的意义理论的学者大多数是英美学者就不足为怪了。胡塞尔的意义理论是和他的意向性理论一起受到英美学者的重新重视的，正如史密斯和麦金太尔所说，研究胡塞尔意向性理论最重要的理由是，它构成了心灵哲学的基本部分。在英语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心灵哲学是行为主义、物理主义、功能主义或因果理论，它们都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出发。植根于笛卡尔和康德，胡塞尔的哲学是从第一人称角度研究心灵哲学的典范，而胡塞尔的意义理论正是奠基于他的意向性理论。从意义理论的角度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这种研究范式是由弗勒斯达尔奠定的，他的“向分析哲学家解释现象学”一文有力地说明了研究胡塞尔意义理论对分析哲学家们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意义理论的可能性在奎因之后变得可疑，胡塞尔的思想提供了反驳奎因的批判、进一步发展弗雷格思想的道路。[11]

3，胡塞尔的意义理论与解构哲学：要研究胡塞尔的语言哲学，德里达的相关著作无法绕过，德里达的《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引论》（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 an introduction）和《声音与现象》（Speech and phenomena,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l's theory of signs）通过对胡塞尔“论几何学的起源”和《逻辑研究》第一研究的细致分析，展示了胡塞尔自始至终都具有的形而上学前提。很显然，德里达对胡塞尔语言哲学的批判受到了结构主义的影响，又同时批评了胡塞尔和结构主义，事实上，在我看来，和奎因一样，德里达对结构与发生的辨证关系的考察使得意义理论变得可疑。这样，批评德里达，维护胡塞尔，这对意义理论是否可能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一些学者已经针对德里达批评胡塞尔的几个论题一一做了反批评，这些文章收录在麦肯拿（William R. Mckenna）和埃文斯（J. Claude Evans）编辑的论文集《德里达与现象学》（Derrida and Phenomenology）之中。

相对于欧美学界，国内学者对胡塞尔意义理论的研究则比较缺乏，我所能看到的仅有一些相关论文，比如张祥龙的“胡塞尔的意义学说及其方法论含义”、周国平的 “胡塞尔意义学说四题”（这两篇论文都收录在《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二辑：现象学方法》之中）、吴增定的“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发表在《哲学研究》1999年第5期上）和他的博士论文“胡塞尔的判断理论”；此外，可能是在德里达的激发之下，倪梁康近年来也开始关注胡塞尔的语言哲学，他的“现象学如何理解符号与含义？”（此文分两部分分别发表在《现代哲学》2003年第3、4期上）集中讨论了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研究中有关语言的论述。据我所知，国内至今尚无关于胡塞尔的意义理论的系统研究著作。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胡塞尔著作在国内的译介和国内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已经很多，不过，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意识学说和他与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家之间的关系之上，对他的意义理论和他与分析哲学家的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这无疑是一个缺憾，本文是在此研究方向上的一个尝试。

三、本文的任务、文本和结构

1，本文的任务

本文的任务是重构胡塞尔的意义理论的内在结构和历史发展，并且考察它的得失，这个任务包含了两个方面：

1，从结构分析和历史发展的角度，重构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在此过程中，本文尽量直面遭遇到的难题，比如，孤独心灵中的表述问题、意向对象问题、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的平行论（Parallelism）。本文力图给出胡塞尔意义理论发展变化的内在理由，并尝试将胡塞尔的意义理论构造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2，以意义理论中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争为背景，评价胡塞尔意义理论的得失。

这两个工作是紧密相关的，因为，一方面，胡塞尔很少集中讨论意义理论所包含的一些问题，并且存在着诸多冲突之处，将胡塞尔的意义理论放入各种意义理论的争论之中，这有利于我们更加明晰地将胡塞尔的意义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另一方面，只有充分把握了胡塞尔意义理论的基本结构和内容，我们才能评价它的得失。

英国哲学家赖尔曾经这样评论胡塞尔，他说，胡塞尔的“现象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东西。它的过分严肃的风格……将会导致它许多高明的主张被忽略。”[12]威拉德认为，胡塞尔和分析哲学界的行文风格的巨大差异导致他的思想在英美学界长期不受重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意味着，重构胡塞尔的意义理论，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任何仔细研究过胡塞尔的著作的人都会对胡塞尔曲折繁复的写作风格感到头痛，他使用了大量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并且很少人继续使用的术语，而且他不断地重复和改变他的某些观点；因此，要从这种风格的行文中拣选出胡塞尔的“高明的主张”，并且以较为清晰的语言表述出来，这需要高度的耐心。

关于重构胡塞尔的意义理论，许多优秀的学者已经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他们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将胡塞尔的意义理论置入当代分析哲学的背景之中，本文也将遵循这条道路。

本文的主题是广义的意义理论。广义的意义理论不仅研究“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而且研究和它相关的其它问题。美国哲学家莫里斯认为，一个完整的意义理论必须包括三个部分，缺一不可，这三个部分是：逻辑句法研究意义的句法方面（即语词和其他语词的关系）；逻辑语义学研究意义的语义方面（即语词及其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而语用学则研究意义的实际用法方面（即语词及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13]达米特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他的划分模式，他认为，意义理论的“核心是真理理论，也就是归纳详述语言的句子的真值条件。称这个核心为‘指称理论’会更好，因为它的定理包括那些陈述给定的句子或者由给定的人在给定的时间对它的言说的为真条件的定理，而支配个别语词的公理赋予这些语词相应类型的指称。围绕着指称理论的是一层外壳，它构成了涵义理论[14]：通过把说者的具体的实践能力和某些理论命题相关联，它要规定，说者关于指称理论的任何部分的知识包括什么。指称理论和涵义理论一起构成了意义理论的一个部分：另一个辅助部分是语力（force）理论。语力理论要说明不同类型的习俗意义，言说句子可能具有它，也就是，由做一个断言、给出一个命令、发出一个要求等等言说导致的不同类型的语言行为。”[15]简单地说，意义理论包括指称理论、涵义理论和语力理论。

我将依从上述三个部分来重构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对胡塞尔的意义理论来说，这种划分方式绝非任意的，这是因为达米特的划分正是基于他对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研究和认同的基础之上，而胡塞尔的和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在内在结构上有诸多的相同之处，在下文中，本文将不断地显示出这一点。

2，本文的文本

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胡塞尔的前期现象学，它所涉及的胡塞尔原著包括《逻辑研究》、《1908年夏季关于意义学说的讲座》和《观念Ⅰ》，这一方面是作者的兴趣和力图将问题集中的意图所使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这一阶段是胡塞尔意义理论最主要、成果最丰富的时期。[16]

本文的译文主要引自倪梁康先生和李幼蒸先生的译本，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核心术语的翻译上，我有些不同的意见。

首先是“Bedeutung”一词，倪梁康将它译为“含义”。显然，倪梁康的翻译是为了区分“Bedeutung”和“Sinn”，他将后者译为“意义”。固然，这种区分对理解胡塞尔自身理论不无助益，但是如果我们将胡塞尔的理论和分析哲学相比照，那么，我认为，将“Bedeutung”译为“意义”更为合适，因为这种译法在翻译分析哲学的著作中已经确定下来，将“Bedeutung”译为“含义”，则很难将胡塞尔的理论和分析哲学的理论相比较；此外，在“Bedeutung”和“Sinn”同时出现时，我将遵照李幼蒸的方式，都译为“意义”，并且给出这两个德文原文。

其次是“Noema”一词，李幼蒸将它译为“意向对象”，倪梁康在其早期翻译中也采用了这个译名。我认为，这种翻译不妥当，一方面，胡塞尔已经有一个术语对应于“意向对象”，即“Intentional Gegenstand”；另一方面，对“Noema”指的是对象还是意义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将“Noema”译为“意向对象”，倾向性过强，所以我选择了倪梁康后来的译名“意向相关项”。

3，本文的结构

在安排本文的章节上，由于要协调对胡塞尔意义理论的历史叙述和结构分析，我首先概述了胡塞尔意义理论的本质特征，然后遵循胡塞尔思想的发展，分别以《逻辑研究》、《1908年夏季关于意义学说的讲座》和《观念Ⅰ》为研究对象，逐步展示胡塞尔意义理论的发展变化。

本文包括三部分，以下是各部分的要点：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意向性的意义理论”，它概述胡塞尔意义理论的一般特征，这里要回答的问题是：“意义是什么”。本章首先使用分析哲学的一般术语归纳出胡塞尔所批判的三种意义理论，即意义的观念论、行为反应论和意向主义。站在胡塞尔的立场上，我们可以说，这三种意义理论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将表述的意义归结为主体的心理体验，而在胡塞尔看来，混淆客观的意义和主观的心理体验，这必将导致心理主义。

相对于此，胡塞尔提出了自己的“意向性的意义理论”。据我所知，胡塞尔并没有使用过这个术语，我从一些学者，比如徐友渔那里借用来，并对其意义加以改变，从而强调，胡塞尔的意义理论是他意向性理论的一部分，前者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表述是将意向行为的意向内容表述出来的工具，表述的意义就是被表述的意向内容，基于此，意向行为的结构和功能也规定了言语行为的结构和功能。此外，我还将确立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如果一个心理行为是意向行为，即它具有意向内容，那么它的意向内容在原则上能够用语言表述出来，这就是塞尔所谓的“可表述性原则”。由此，我们可以说，意义理论是意向性理论的范本，意向性理论是意义理论的基础，这是我将在下文遵循的原则。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和四章，它重构了《逻辑研究》中的意义理论和意向性理论，并且发掘存在于其中的内在矛盾。

第二章“意义的观念性与指称理论”重构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借用塞尔在《意向性》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区分，即“逻辑学的属性”和 “本体论的地位”的区分，本章力图重构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即“意义的本体论地位是什么”和“意义的逻辑学属性是什么”，前者讨论意义的观念性，后者讨论语言的对象关涉（Gegenstand－Beziehung），即指称问题。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认为，意义的观念性就是种的同一性，意义是意指行为的种。我认为，胡塞尔要强调的是，意指行为是主观的，而意义是客观的，但是“观念性”和所谓“种的同一性”这类概念遭到胡塞尔的批评者的猛烈批判，对此，我在第四章做进一步的解释。

胡塞尔的指称理论以名称为范本，在大致结构上，我认为胡塞尔的和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是一致的。通过对语词和对象的关系的分析，胡塞尔从意义的逻辑学属性方面将意义规定为表象对象的方式。胡塞尔还将语词和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推广到通名和句子，对此，我也将一一辨析。值得注意的是，胡塞尔的指称理论和与他同时代的弗雷格、罗素的指称理论一样，都必须面对两个难题，即无对象的指称和确定的指称问题，对此，我也将在第四章做进一步的解释。

第三章“意向本质与语力理论”描述了《逻辑研究》中的意向性理论。根据“可表述性原则”，这一章的工作是描述意识的意向性结构和功能，从而阐明，是什么赋予物理的声音或笔迹以表象对象的功能。胡塞尔接受了布伦塔诺的观点，将心理现象的本质规定为意向性，即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并且进一步认为，意向行为的本质在于它具有某种抽象的意向内容，它包括质性和质料，胡塞尔将它们统称为意向本质。质性和质料的区分类似于分析哲学中语力和命题内容的区分，质性表明这个行为是怎样的行为，质料则是行为中将哪一个对象以何种方式表象的那部分内容。在此基础上，胡塞尔区分了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是直接拥有质料，并且通过质料表象对象的行为，非客体化行为则必须奠基在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它对对象的意向关联。

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的关系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对质性的区分，对此问题，胡塞尔在“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这个主题之下加以讨论。质性相当于分析哲学中的语力，英美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尤其是奥斯汀和塞尔已经对此有了完善的研究，本章依照他们的研究成果，重新分析胡塞尔的语力理论的得失。

第四章“小结：《逻辑研究》中意义理论的困境”处理第二章中所遭遇的问题，我认为，《逻辑研究》中意义理论的困境和内在主义的意义理论的困境是一致的。我主要讨论三个可能推翻《逻辑研究》中意义理论的问题：1，意义的本体论地位；2无对象的指称；3，确定的指称。

我认为，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对意义或质料的本体论地位的规定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胡塞尔认为，质料（和质性）是具体意向行为的抽象的部分，据此，它应当是“实项的”或描述的内容；另一方面，它作为诸多意向行为共有的同一之物，又应当是观念的。对胡塞尔的所谓意义的观念性，一直存在着批判的声音，由此涉及到，我们如何把握意义或质料，在此，我将引入达米特对反思和本质直观的批判。

“无对象的指称”问题则处理的是“金山”、“方形的圆”等或经验上或逻辑上没有所指的语词。一方面，胡塞尔认为，语词的意义就是指称对象的方式，据此，如果对象不存在，那么这个语词就应当没有意义；另一方面，显然，这些语词和一串杂乱的符号之间存在着差异，我们仍然可以理解它们，所以胡塞尔区分了“无意义性”和“无对象性”。胡塞尔没有解决这个悖论。

“确定的指称”表明，语词的意义是指称的充分必要条件，它不仅给出指称对象的方式，而且决定哪一个对象被指称，但是，这个原则在许多方面受到批判，一方面，唐纳兰区分了确定摹状词的“指称性用法”和“归属性用法”，确定摹状词的“指称性用法”表明，语词的意义不足以决定哪一个对象被指称；另一方面，索引词（胡塞尔称为“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现象表明，它必须参考说话者和他所处的具体环境才能确定它所指称的对象，在讨论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中，胡塞尔区分了两种意义，我认为，这种区分在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意义理论中将扮演核心的地位。

第三部分包括第五、六和七章，它力图将胡塞尔先验转向之后的意义理论和意向性理论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此基础上尝试应答《逻辑研究》中所存在的困难，并在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的背景中对其加以评估。

第五章“意向相关项与视域”梳理《观念Ⅰ》中的意向性理论。如果在第四章中我所描述的胡塞尔的意义和意向性理论的困境是恰当的话，那么，胡塞尔的先验的转向是否可能提供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由于意向性理论是意义理论的基础，首先梳理先验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然后考察它对意义理论的影响，这是一条合理的道路。

先验现象学的核心概念是“意向相关项（Noema）”。围绕着这个核心概念，我将讨论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构成”和“视域（Horizont）”。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使得胡塞尔可以突破《逻辑研究》所规定的现象学的领域，现象学所描述的不仅是意识的实项内容和在此基础之上的观念意义，而且包括与此对应的意向相关项，这就是所谓的“意向活动（Noesis）”和“意向相关项”的平行论。构成则表明意向相关项和可规定的X的关系是同一和差异的关系。“视域”是先验现象学最重要的成果，我们可以区分“行为视域”和“对象视域”，它们表明，同一主体的诸多意向活动和同一对象的诸多意向相关项之间存在着相互协调的关系，而意向相关项之间是否协调，这决定了所构成的对象是否实际存在，不同的协调方式构成了不同的可能世界。

第六章“走向可能世界语义学”以已经获得的先验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为基础，重新讨论意义与所指的关系。胡塞尔提出了“物候学的意义”和“现象学的意义”两种意义，在我看来，它们对应于“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

胡塞尔的视域理论使得我们可以讨论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和可规定的X之间的发生的构成关系，在此，首先我们可以用“这”来表达X，通过对“这”这类索引词的研究，我将表明，它所具有的意义并非实体性的，而是功能性的，它给说者和听者指示出对同一对象的过去的经验。通过上述分析，我想表明，现象学的意义、视域、绝然对象之间的关系和卡尔纳普的内涵、可能世界、外延的关系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利用分析哲学中的可能世界语义学来重新解释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的意义理论。

第七章“意向性的意义理论及其困难”首先在卡尔纳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胡塞尔的双重意义的意义理论。本章的一个重要断言是，胡塞尔的双重意义的意义理论，即区分物候学的意义和现象学的意义，已经蕴涵在胡塞尔《逻辑研究》中关于“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的论述中，在那里，胡塞尔区分了“指示性意义”和“被指示的意义”。据此，我认为，胡塞尔的双重意义的意义理论和卡普兰的理论是一致的，而卡普兰的理论更为严格。这样，根据胡塞尔的双重意义的意义理论，我们应答了唐纳兰的批评。在此基础上，胡塞尔重新思考了索引词的指称问题，在和卡普兰、涅文的指称理论的对比中，我将对胡塞尔的新的内在主义意义理论做出评判。

第一章意向性的意义理论

一个具体的语言现象是怎样的？它包含哪些因素？

胡塞尔认为，我们可以在一个具体的表述现象中区分出两个方面：“1，表述的物理方面（感性符合、被发出的一组声音、纸张上文字符号以及其他等等）；2，某些与表述相联结的心理体验，它们使表述成为关于某物的表述。”[17]在胡塞尔看来，将后者视为表述的意义，这将会导致诸多的混淆，从而错失了真正的“意义”。根据这种混淆，胡塞尔至少给出了三种可能的对意义的错误理解，而这些对意义的理解方式都在胡塞尔时代具有较大的影响。在我看来，它们的一些基本观点在英美语言学界仍然具有影响，形成了和意向性的意义理论竞争的格局，我们可以将它们统称为非意向性的意义理论。套用当代语言哲学的术语，我们可以分别将这三种意义理论称为观念论的、行为反应论的和意向主义的意义理论。

第一节非意向性的意义理论

一、意义的观念论

意义的观念论主张，语词的意义就是它所引起的观念或意象，胡塞尔称它们为“心理主义”。在胡塞尔的时代，心理主义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这种观点继承了英国古典经验主义，胡塞尔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心理主义最根本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意识活动和意识内容、影像和概念，同一个表述可以对不同的人引发不同的观念，如果语词的意义就是它所引发的观念，那么同一个表述对不同的人就具有不同的意义，基于此，人们如何能够交流呢？

根据陈嘉映的看法，意义的观念论或心理主义“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相当流行，20世纪哲学兴起时的一个主要批判对象就是这种意义观念。弗雷格、胡塞尔等人都反对‘心理主义’的主观观念论。”[18]时至今日，现代语言哲学家中已经很少有人持这种观点，从历史的角度看，如果我们知道，弗雷格的作品在其在世时只是对少数几位哲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我们就不能忽略胡塞尔所具有的开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弗雷格和胡塞尔也用“观念的”一词来修饰意义，胡塞尔总是谈及“观念的意义”、“意义的观念性”，所以陈嘉映又将弗雷格的意义理论称为“客观观念论”，但是，在他看来，“客观观念和与联想或主观观念的区别似乎可以归结为持有这一观念的人数的多少和时间的长短。”[19]也就是说，客观观念和主观观念之间只有程度的差别，在我看来，他误解了弗雷格和胡塞尔对意义的“观念性”的思考，徐友渔的说法更有道理，他认为，“‘观念’ 这一术语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想法’、‘概念’、‘见解’等，它们的含义本来就和‘意义’一词相近……在英国古典经验主义者那里，观念是指一种感觉的或精神的意向。”[20]它们属于不同的范畴。胡塞尔使用“观念的”一词来修饰意义，是要表明，意义是客观的一般之物，对此，我将在下文做进一步的讨论。

二、意义的行为反应论

将表述的意义当作说者和听者在说或者听这个语词时所联想到东西或做出的反应，这就是意义的行为反应论。从胡塞尔的角度看，这种意义理论就是将表述当作一种符号，而这种混淆也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用语中。

胡塞尔把表述之外的符号称为信号。信号行使指示（Anzeigen）的功能。我们不仅可以把人造物，而且可以把自然物用作信号。胡塞尔举了一些例子，譬如：1，标记：烙印是奴隶的信号，旗帜是民族的信号；2，事实科学的考察：火星上的运河是智慧的火星人存在的信号，化石骨骼是太古动物的信号；3，一些有助于记忆的事物：纪念碑和手帕里包着的钮扣，它们也是信号。尽管它们在物理实体意义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功能，只有在它们的具体使用中，我们才能够把握到它们所具有的共同之物；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东西存在着，同时它向一个思维着的生物指示另一个东西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信号，比如，火星上的运河向人类指示火星上有智慧生物的存在，纪念碑的存在向人类指示曾经发生过一场战争或灾难。

总而言之，信号和指示的本质就是：

“某些对象或事态的存在为人现实地知晓，它们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为人们指示了另一些对象或事态的存在，即：对一些事物存在的信念作为信仰或推测另一些事物存在的动机<Motiv>（并且是一种不明<nichteinsichtig>的动机）为人们所体验。”[21]

胡塞尔也把信号和对象之间的指示关系称为激发或联想（Assoziation）。

应当承认，胡塞尔对符号的讨论仍然很粗糙，部分原因在于他讨论的重点不在于此。在他之后，符号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符号学家们更多地承认皮尔士和索绪尔的影响。他们对符号类型的划分更为具体合理，符号学家艾柯曾经将符号分为三大类：1，自然事件类；2，人为记号类；3，古意性（或废弃性的）和诗意性记号类，并且对这三大类符号进一步做了详细的划分，比如，自然事件类包括症状、斑迹、痕迹和姿势动作。[22]根据这个分类，我们可以将运河和化石骨骼归为自然事件类，将纪念碑和钮扣归为人为记号类，将旗帜和烙印归为古意性的记号类。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胡塞尔对符号的讨论仍然有效，和胡塞尔一样，艾柯也认为，符号的主要功能是代表的功能，“我建议将以下某种事物都界定为符号，它们依据事先确立的社会规范，从而可以视为代表其他某物的某物。”[23]在此，虽然艾柯主要接受莫里斯和皮尔士为先驱，他仍然经常提及胡塞尔，甚至称自己的符号学为“符号现象学”，所以，我们可以说，胡塞尔对符号的讨论符合并参与创建了主流的符号学。

在对一般符号考察的基础上，莫里斯认为，语言也和一般符号一样，它们也适合刺激——反应的模式[24]，胡塞尔则认为，和一般符号不同，表述的本质功能不是代表或指示功能，而是它的意指功能。

对意义的行为反应论的批评已经有很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许多科学命题并不会引发听者相关的反应。胡塞尔则更加集中批评了一种更为精致的行为反应论，即意向主义的意义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表述的意义就是言说者此刻的意图。

三、意义的意向主义

我把这样的意义理论称为意向主义的，即它认为，表述的意义就是说话者想要通过这个表述传达给听者的意图，这种理论的代表是格耐斯。

格耐斯认为，“讲话者A以语言表述X来意指某事”大致相当于“A有意使说出X在听话人那里由于认识到他说话的意图而产生某种效果”。胡塞尔所描述的在交往行为中的表述大致具有这样的模式。

胡塞尔看到，在实际的对话中，我们的作为人的具体存在和话语的物理声音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谈话中，我们总是将对方看作一个人，把他发出的声音看作话语，看作他想向我传达什么，

“相互交流的人具有息息相关的物理体验和心理体验，在这两种体验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通过话语的物理方面而得到中介的，首先是这种相互关系才使精神的交流成为可能，使相关联的话语成为话语。”[25]

胡塞尔把这种交流称作“传述（Kundgabe）”和“接受（Kundnahme）”。

胡塞尔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传述：传述的内容是由被传述的心理体验所构成。狭义的传述指的是我们传述那些给予意义的行为，而广义上的传述则可以包含说者的所有行为，即所有那些由听者根据说者的话语（而且也可能通过这话语对这些行为所做的陈述）而附加给说者的行为。例如，如果我们陈述（aussagen）一个愿望“我想要一杯水”，那么对愿望的判断便在狭义上得到传述，而愿望本身则在广义上得到传述。同样，如果我们表述一个感知陈述，并且同时伴随着对对象的感知，那么听者可以轻易地理解它。在这里，感知行为是在广义上被传述，建立在这个行为之上的判断则是在狭义上被传述。[26]

胡塞尔对狭义的传述的理解是错误的，他认为，当说者通过语词传达他的意图时，他总是对此意图做出了判断。我们认为，胡塞尔将实行一个行为和描述一个行为混淆了，对此，我将在关于“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的讨论中做进一步的分析。

通过分析交往活动中的表述，我们看到，表述再一次成为了信号，也就是说，表述向听者指示出说者的心理体验，基于这一点，胡塞尔甚至说，“所有在交往话语中的表述都是作为信号在起作用”。[27]

如果在具体的对话中，表述总是和信号交织在一起，它总是行使指示的功能，那么，看起来，信号和表述又有了属和种的关系，表述似乎成了信号这个属的一个种，而这显然是胡塞尔所要反对的。如果表述只是一种信号，那么胡塞尔所要寻找的客观的逻辑意义就会落空，为了证明表述的指示功能是外在的、非本质的，胡塞尔必须找到一种现象学的处境，在这个处境中，表述不作为信号起作用，同时它仍然具有意指的功能，胡塞尔称这种处境为“孤独的心灵生活”。

胡塞尔认为，在孤独的心灵生活中的表述中，即在我们的内心独白中，表述失去了传述的功能，但这并不妨碍它仍然拥有和它在交往话语中一样的意义。对此，胡塞尔提出了两个论据：

1，与在交往功能中的表述不同，在内心独白中，我根本不需要感知到信号，在这里就是表述的物理载体的存在，我只需要表象的语词，

“被我们用作信号（记号）的东西，必定被我们感知为在此存在着。这一点也适用于在告知的话语中的表述，但不适用于在孤独的话语中的表述。在孤独的话语中，我们并不需要真实的话语，而只需要表象的语词就够了。”[28]

表象的语词可以不存在，它和表象的关系就像想象表象和被想象的对象的关系，尽管对半人半马的想象总是存在的，半人半马却不存在。语词存在与否，它只是关系到表述的传述功能，语词向听者传述说者的心理体验，传述“思想”。[29]显然，只有在具体的对话中，即语词实际存在的场合中，表述才具有它的传述功能，而在独白中，我们不关心语词是否实际存在，所以，表述可以不具有传述功能。[30]

胡塞尔在其后的研究中以“失语症”为例来说明，表述可以在语词不出现的情况下进行：我在心里想一个人，我可以谈论关于他的许多事情，可是我想不起来他的名字。雅柯布森注意到类似的情况，“词的外在部分即能指也可能未能出现，我们只能想象出词的统一体（unity）和词义，却没有词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这就是哈佛大学杰出的心理分析学家古德斯泰恩（Kurt Goldstein）所说的‘词的概念’（Wortbegriff）。我们都熟悉这种感觉：我们想说一个词，我们知道有这个词，我们也知道这个词的确切意义，可就是想不起来这个词的发音。”[31]

有意思的是，对同一种现象，雅柯布森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他认为，“失语症”现象恰恰表明，内心独白只是对话的一种派生形式，思维是对话的内在化，而且是不完善的内在化。我们认为，雅柯布森是对的，语词在独白中并不实际存在，这并不能证明独白者不交流。对此，莫汉蒂很早就已经做出了批评。莫汉蒂认为，一个对符号的单纯表象（比如，一个危险信号）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起到警告的作用。莫汉蒂认为，强调交往中的话语和独白本质上的区分，这甚至可能导致所谓公共的思想、公共语言和私人的思想、私人语言的区分，而对后者的强调可能导致心理主义和相对主义。

2，胡塞尔的另一个论据是，在孤独的心灵生活中的话语中，人们不能行使传述或指示的功能。胡塞尔认为，人们可以将内心独白理解为自己对自己说话，斥责自己，埋怨自己，但事实上，这根本不是真正交往意义上的告知，而只是将自己想象为说者和告知者而已。因为，在孤独的心灵生活中的表述中，我们内直观到我们当下的心理体验，在内心独白的那一刹那，我们自己就体验着这些行为，对自己传述自己的心理体验，这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胡塞尔的这个论据也并不尽人意，雅柯布森综合自己的和其它学者的研究表明，“言语的对话形式是根本性的，而独自说话只是一个副产品。”[32]无论是对民间艺人还是对儿童的观察，这些都表明，我们是在对话中学会并且改进我们的话语的。胡塞尔所理解的心灵是透明的，是对自己完全敞开的，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自我的分裂，正如雅柯布森所说，“正像希腊词所强调的那样，对话这种典型的主体之间的现象甚至渗透到了内在语言。内在语言根据对话另一方（altera pars）的思想和对话的具体形式进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说，社会化甚至控制了思维。因此，对话形式远远超出了外化了的语言的范围。”[33]

这样看来，胡塞尔以独白为例来证明表述的意义可以脱离交流而存在，这可能导致诸多的误解，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区分说话者的意图和表述的意义，它们分别对应于表述所具有的传述功能和意指功能。

塞尔正是在此意义上批评了格耐斯，在他看来，格耐斯混淆了讲话者所意指的东西和他说出的语词所意指的东西。他举了一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美国士兵被意大利部队俘虏了，他想让这些部队相信，他是德国军官，从而释放他，他本该用德语或意大利语告诉他们，他是德国军官，但是他所懂得的德语和意大利语不足以这样做，他只记得一句中学时学的德语诗歌，“Kennst du das Land，wo die zitronen bluehen”（你可知道那一片国土，在那儿柠檬树花茂果盛），所以，他说出这句诗，试图让对方以为他想告诉他们的是，他是德国军官。据此，塞尔反问到，根据格耐斯的解释，“难道当我说，Kennst du das Land等等时，我所意谓的是‘我是个德国军官’”[34]，但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句诗歌根本没有这个意思。[35]正如泽夫（Ziff, Paul）所说，格耐斯的错误在于，他混淆了“某人以说出X来意指某事”和“某人以X来意指某事”。[36]

基于此，我将区分两种意向性的意义理论，我把格耐斯的意义理论称作意向主义的意义理论，而将“意向性的意义理论”这个称号保留给塞尔和胡塞尔。[37]

第二节意向性的意义理论

在我看来，上述三种意义理论具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它们都认为，表述的意义和说者的某种心理体验相关，或者是伴随着言说行为的主观观念，或者是由语词刺激引发的对其它事物的联想，或者是说话者的意图，如果上述胡塞尔对这些理论的批评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发问，表述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赋予物理的声音或笔迹以意义？

对此，胡塞尔的回答是，语言的意义来源于思想，即，为其奠基的意向行为［胡塞尔总是用“行为（Akt）”一词来表示所有的意向行为］的意向内容。

一、语言的意义是对思想的表述

从表面上看，胡塞尔对语言的看法仍然是传统的，他认为，语言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它表述了思想，它是使得思想成为公共之物的工具，这和亚里士多德对语言的看法类似，亚里士多德认为，“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民族并没有共同的文字，所有的民族也没有相同的口语。但是语言只是内心经验的符号，内心经验自身，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相同的。”[38]胡塞尔往往用“表述（Ausdruck）”来表示语言符号，这显然是有用意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就曾经将“表述（Ausdrücken）”隔开而成为“表－述（Aus－drücken）”，以充分显示，表述一词的“Aus－（出－）”这个词根已经表明，语言是将我们的内在思想外化的工具，在胡塞尔看来，“这些表述是说者‘思想’的符号”[39]。

但是，胡塞尔对语言的看法和传统的看法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关键在于，胡塞尔对思想、经验的看法和许多传统哲学家都不同，他严格区分了客观的意向内容和主观的心理行为。

表述行为是一个复杂的行为，它具有两个因素，

“激活意义的表述这个具体现象便可以一分为二，一方面是物理现象，表述在物理现象中根据其物理方面构造起自身；另一方面是行为，它给予表述以意义并且有可能给予表述以直观的充盈，并且，与被表述对象性的关系在行为中构造起自身。”[40]

具体的表述行为需要建立在语言的物理方面，比如语音和文字之上，但是，在表述行为中，这些物理因素是非本质的，它不是使得表述行为有意义的因素，而没有意义的言说就像机器发出的噪音或者鹦鹉学舌，当我们有口无心地背诵诗文时，这些言说就是如此。

“我们在体验语词表象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生活在对语词的表象中，而是仅仅生活在语词意义、语词意指的进行中。”[41]

胡塞尔坚持认为，是给予表述以意义的行为才使得表述成其为表述，他称这些行为为“赋予意义的行为”或“意义意向”。

达米特对胡塞尔的“赋予意义的行为”这个概念不以为然，他认为，“赋予意义的行为是一个神话。”[42]我认为，达米特的观念过于偏激，胡塞尔在此引起的误解更多地来源于他所使用的术语，实际上，赋予意义不过就是表述我们内心的思想，

“只有当言谈者怀着要‘对某物做出自己的表示’这个目的而发出一组声音（或写下一些文字符号等等）的时候，换言之，只有当他在某些心理行为中赋予这组声音以一个他想告知于听者的意义时，被发出的这组声音才成为被说出的语句，成为告知的话语。”[43]

随着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成熟，胡塞尔称思想为意向内容，并且进一步把它划分为质性和质料，所以，在关涉胡塞尔的理论时，我总是将“思想”和“意向内容”作为可以互换的术语来使用，关于“意向内容”，我将在下文做进一步的解释。这样，胡塞尔的意向性的意义理论主张，语言之所以具有意义，这是因为它表述了说话者意向行为中的意向内容。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对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做明确的表述，这可能是因为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对表述行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对表述行为的分析中，胡塞尔获得了“观念的意义”这个重要的概念，它使得胡塞尔可以告别逻辑学的心理主义，而他对意向性分析也总是以表述行为为范本。

在《观念Ⅰ》中，胡塞尔曾经这样回顾他进入现象学的两条道路：从讨论“意指”和“意义”这两个名称所包含的现象出发，“事实上，这正是《逻辑研究》努力借以探究现象学的道路。另一条道路是沿相反方向，即沿作者自1890年代初所遵循的经验和感觉所与物一侧的方向开始”[44]，而后一条道路也正是胡塞尔在《观念Ⅰ》中所遵循的道路。如果说，从语言的角度出发研究现象学，其主题是“意指”和“意义”，那么从经验的角度出发研究现象学，其主题在《逻辑研究》中是“行为”、“质性”，尤其是“质料”，在《观念Ⅰ》中则是“意向活动”、“特性”，尤其是“意向相关项的意义”。正是因为遵循了和《逻辑研究》相反的道路，即从行为分析到语言分析的道路，这使得胡塞尔在《观念Ⅰ》中对“语言的意义是对行为的意义的表述”这个命题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述。

通过对意向行为的分析，胡塞尔发现，意向行为自身中已经有意义，它无需被表述，同时它是语言意义的基础，而语言的意义无非是对这个行为的意义的描摹，在表述行为中，

“一种独特的意向的介质出现了，它有如下本质特征，它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可以说反映着每一个其它意向性，以本身的色泽去进行描摹，并因此赋予它们以它自己的‘概念性’形式。”[45]

表述行为不是创造性的，意义并非在表述行为中构造而成，它只是给被表述的行为的意义披上了一件概念的外衣，使得行为的意义成为公共之物，并且得以保存，胡塞尔说：

“表述的层次——这正是其独特性所在——，除了它将表述赋与一切其它意向性之外，不是生产性的。或者如人们也可以说的：它的生产性，它的意向相关项的活动，都穷尽于表述行为中和随其出现的概念形式中。”[46]

总而言之，胡塞尔始终认为，表述无非是对其它意向行为的表述，语言的意义只是对被表述的行为的意义的复制。

胡塞尔的看法和塞尔类似，在弗雷格的“思想”概念的基础上，塞尔称意向行为的意向内容为满足条件（condition of satisfaction）。以一个陈述为例，塞尔认为，“比如，当我做出一个陈述，下雨了，我不仅表述了下雨了这个信念，而且实行了陈述下雨了这样的意向行为。此外，在实行言语行为中得以表述的心智状态的满足条件和言语行为自身的满足条件是同一的。”[47]

二、思想可以被表述

根据胡塞尔的看法，在思想和语言的关系中，思想优先于语言，语言是对我们思想的摹写，胡塞尔的重要贡献在于，他通过现象学的描述细致地描画了意识行为的结构。

胡塞尔举了一个例子，我们感知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以确定的意义出现，我们通过知觉把握到这个对象，并且按照习惯的方式去对所与物进行说明，我们发现，我们的知觉已经包含了某种结构，它并非处于混沌状态，我们可以从这个感知中抽出各种独立的或非独立的部分以形成整体，这个过程无需用语言来表述，它独立于语言而出现，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失语症”。[48]

胡塞尔相信，“任何行为的任何‘如此被意指者’，任何一个行为的在意向相关项意义上的意义（而且特别是作为意向相关项核心），都是可以通过‘意义（Bedeutung）’得到表述的。”[49]尽管我们的日常用语是不完善的，我们有限的语词不足以完全表述出我们的思想，但是，原则上我们可以拥有足够充分的、精确的语词来描摹每一个行为的意义[50]。

在术语上，胡塞尔用“意义（Bedeutung）”特指语言的意义，用“意义（Sinn）”表示一切行为的意义，基于语言的意义和行为的意义的同一，他往往对这两个术语不加区别。

众所周知，先于胡塞尔，弗雷格就已经区分了表述的意义和它所指称的对象，不过他使用“Sinn”表示意义，用“Bedeutung”表示被指称的对象；在术语的使用上，胡塞尔和弗雷格不同，他把“意义（Bedeutung）”和“意义（Sinn）”作为同义词来使用，事实上，这两个词在日常用语中习惯于被用作同义词，像弗雷格一样区分这两个术语的意义，这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混乱。在具体的使用中，胡塞尔则对这两个术语各有侧重，这一点在《观念Ⅰ》中得到更为明确的强调，即，“意指”（Bedeuten）和“意义”（Bedeutung）这些词最初只与语言范围有关，即它们只属于“表述”的范围。但是，基于语言的意义和意向行为的意向内容的一致性，我们可以扩大这些词的适用范围，这样，意指和意义的使用范围就可以超出表述范围而被扩大适用于意向活动（Noesis）——意向相关项（Noema）的整个范围，即因此而适用于一切行为，不论这些行为现在是否与表述行为结合。

“因此我们在一切意向体验方面继续谈论‘意义’（Sinn）——这个词在通常使用中相当于‘意义’（Bedeutung）。为明确起见，我们宁愿用意义（Bedeutung）一词来表示旧概念，特别是在‘逻辑的’或‘表述的’意义这类复合词中。我们将像先前一样在广泛的应用范围中继续使用意义（Sinn）一词。”[51]

有时，胡塞尔也强调意义相对于主体和语言的独立性，

“我在这个命题中所意指的东西，或者，……我在这个命题中作为其意义而把握到的东西，始终是同一的，无论我是否在思考，无论我是否存在，无论所有思维者和思维行为是否存在。”[52]

胡塞尔称这些未被思考的、未被表述的意义为自在的意义，以区别于被表述的意义，“在那些作为意义而事实地起作用的观念统一与它们所联接的，即那些使它们在人类心灵生活中得以现实化的符号之间并不自在存在着一个必然联系。因此我们也不可以声言，所有这类观念的统一都是表述性的意义。”[53]他以数学和逻辑学中的概念和命题为例证明，即使思考者和他的思维行为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它们也仍然独立自在，它们的被表述和被思考完全是偶然的。

我相信，胡塞尔的这种柏拉图式的解释只会引起误解，我们难以理解，当我们不存在时，这些命题如何存在，尽管胡塞尔要强调的是这些命题的客观性。也许，更恰当的说法是，它们尽管不能被直接表述，但是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得以表述；甚至，尽管自在的意义没有被实际地表述，但它们在原则上是可以得到表述的。

如果上述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再一次看到胡塞尔和塞尔的相似之处，塞尔认为，“即使在实际上我不可能确切地说出我所意谓的东西的地方，原则上仍然可能达到确切地说出我所意谓的东西。我能够原则上，如果不是实际上，增长我的语言知识，或者更激进地说，如果现存的语言或现存的种种语言不能满足这个任务，如果它们缺乏说出我所意味的东西的资源，那么我至少原则上可以通过引入新的语词或其它手段来丰富这种语言。……通过一种给定的语言或任何语言，仍然有不能被表述的思想，这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不是必然的真理。”[54]这样，胡塞尔和塞尔都认为，思想原则上可以通过语言表述出来。

三、感知和意向性

什么行为是意向行为？换句话说，什么行为或者是言语行为，或者它具有能够被言语行为表述出来的意向内容？围绕这些问题，关于感知是否具有意向内容的争论成为焦点。在达米特看来，是否将意义普遍化，甚至扩展到感知，这是弗雷格和胡塞尔之间的根本区分。达米特认为，“为了达到他在《逻辑研究》之后、从1907年开始逐步显示出来的意向相关项概念，胡塞尔将意义（Sense）或意义（Meaning）概念普遍化。某个像意义但更普遍的东西必然给予每一个心智行为以活力；这不仅仅是那些包括言语表述或能够言语表述的行为，而且包括，比如，感观感知行为。”[55]

许多学者都对胡塞尔的感知理论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他们都可以在胡塞尔的文本中找到根据。在我看来，事实上，胡塞尔对感知和意向性的关系也曾存在着犹豫，他的论述不无矛盾之处，我们可以将他的论述归纳为三种对感知的不同理解，有意思的是，这三种不同的理解正好对应了学者们对胡塞尔感知理论的三种不同解读，我把它们分别称为：感知的非意向性论，强的感知意向性论，弱的感知意向性论。

感知行为有意义吗？这个问题和“感知是意向行为吗”是一致的。穆尼甘（Mulligan,Kevin）认为，胡塞尔对此问题持否定的态度，胡塞尔的感知决不意指，只有名称和判断等语言行为才有意义，它们才是意指行为。[56]感知的非意向性论者可以在胡塞尔《逻辑研究》中找到强有力的证据。胡塞尔认为，感知行为不是意义的承担者，感知没有意义，理由是：

“我们来考察这样一个事例：我刚刚向花园看去并且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述我的感知：‘一只乌鸫飞了起来’。哪一个行为在这里具有意义……在这同一个感知的基础上，一个陈述听起来完全可以是不同的，并且在此同时展开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例如我可以说：‘这是黑的，是一只黑鸟；这个黑色动物飞了起来，跃了起来，以及如此等等。’反之亦然，一个语音及其意义可以始终是同一个，而与此同时感知则发生了多重的变换。感知者相对位置的每一个偶然变化都会使感知本身发生变化，而不同的人在对同一事物进行同时感知时，他们永远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感知。”[57]

在感知判断中，意义的承担者不是感知，而是判断。

和穆尼甘不同，史密斯与麦金太尔则认为，胡塞尔总是将感知当作典型的意向性行为。他们区分了视觉经验中物理的、外在的刺激和现象学的、经验的部分。在他们看来，如果强调前者，那么即使史密斯不知道他看见的是猫，甚至他说他看见别的东西，我们仍可以说他“看见”了猫；如果强调后者，那么即使史密斯经验的刺激物不是猫，甚至根本没有相应的刺激物（比如幻觉），我们仍可以说，史密斯“看见”了猫。许多学者用“看起来感知”，“看起来看见（seems to see）”，但胡塞尔并不如此。他们称胡塞尔意义上的“看”为现象学的或经验的看。[58]胡塞尔的确常常在此意义上使用“看”的，这表现在，他认为，感知本身是赋义行为，它给予感觉材料以形式，

“对于我们来说，统觉就是在体验本身之中，在它的描叙内容之中相对于感觉的粗糙此在而多出的部分（?berschu?）；它是这样一个行为特征，这个行为特征可以说是赋予感觉以灵魂（beseelt），并且是根据其本质来赋予灵魂，从而使我们可以根据其本质来赋予灵魂，从而使我们可以感知到这个或那个对象之物，例如看到这棵树，听到这个铃声，闻到这个花香等等。”[59]

证明感知中包含赋义行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在同一个感觉内容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感知结果，

“不同的行为可以感知同一个东西，但可以感觉完全不同的东西。对同一个声音，我们这一次是在空间较近处听到，另一次是在空间较远处听到。反之亦然：对同一个感觉内容，‘我们’这一次是做这样的‘立义（auffassen）’，另一次做那样的‘立义’……无论在意识中体现性的（被体验的）内容如何产生，人们都可以想象，在意识中存在相同的感觉内容，但它们受到不同的立义，换言之，在同一内容的基础上可以有不同的对象被感知到。”[60]

胡塞尔举了一个例子，当我们在蜡像馆中漫步时，我们在台阶上遇到了一个陌生女士，这是一个在一瞬间迷惑了我们的蜡像，而当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觉时，对女士的感知就转变成了对女士蜡像的感知，感觉材料并没有变，发生变化的是我们的立义方式，或者说，是我们感知中的质料。[61]维特根斯坦所引的“鸭兔图”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感知行为并非对事物的被动感受，而是根据不同的质料对感觉材料进行立义。据此，胡塞尔断言，对感知而言，“在这里和在所有行为那里一样，我们区分质性与质料。”[62]

胡塞尔的蜡像例子表明，当错觉并没有被认出时，它就是感知，“只要我们还处在迷惑之中，我们所具有的便是一个感知，就像任何一个其他感知一样。”[63]显然，他所持的立场就是史密斯和麦金太尔所谓的现象学的立场，或第一人称的立场，这表明，感知的本质在于它具有何种的质料或意指意义，它所感知的对象是否实际存在则无关紧要，感知和信念、愿望等意向性行为没有本质的差别，我们称这种观点为强的感知意向性论。

德雷福斯则持一种弱的感知意向性论。[64]他认为，胡塞尔的意识理论中存在根本的不一致，感知中的意义表明，胡塞尔将意义理论扩展到感知。胡塞尔根据赋义行为、观念意义和充实直观的区分来分析语言表述，而为了挽救意向性理论，即一切行为总是有对象的这样的观点，胡塞尔必须将他的对意指行为的三重结构分析推广到感知、或者说充实行为中，由此引出感知意义。

根据胡塞尔的观点，当我们进行感知行为时，我们直接意识到感知对象，它的对象有两个特征：1，充实某个意指意向，2，并且必须被感性地给予。这样，为了完成它的功能，感知行为应当有两个部分：一个行为意向某个对象，另一个行为表象对象，并且充实或失实这个意向。

根据德雷福斯的论证，直观行为的确有它自己的意向关联物，它能够独立于这个内容是否被充实而被考虑，但是具有这个内容的行为并不必然是充实行为，由此，我们将不得不再次寻找一个行为，而它必然提供充实。

据此，胡塞尔将陷入无限后退的困境，德雷福斯总结到，“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陷入这一僵局的步骤：首先，在逻辑研究的第一研究中，行为被区分为符号行为和充实行为。然后是尤其被认作为充实行为的感知行为，它再次被分析为它的符号成分和直观成分。现在感知行为的直观成分自身再次被证明具有意向内容或符号成分。因此在此存在着意义同意义相符合的无限后退，在任何阶段对意指意义我们都获得充实意义。但在任何阶段充实意义都不包含感觉的充盈。”[65]

德雷福斯认为，为了阻止这个后退，并且使认识可能，我们必须引入一个具体的意义，它不能从直观内容中抽离。这意味着，虽然意指行为和它的意向相关物不被行为的对象是否存在影响，但是直观行为的意向相关物将依赖于存在着被直观的某物。

为区别于立义意义，德雷福斯称这个具体的意义为“直观意义（Anschauungssinn）”。这意味着，一方面，感知不是被动的表象行为，在此之中，某物仅仅被给予；另一方面，它也不是纯粹的把握行为，在此之中，无物被给予；它同时包含解释行为（它能以概念行为的模式被处理）和直观行为（它必须以某种特别的方式被分析）。

尽管德雷福斯认为，这不是《逻辑研究》的立场，但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到可以如此被解读的片断。胡塞尔严格区分了符号行为和直观行为，在他看来，“在质料和被代现者之间的符号代现所建立的是一个偶然的、外部的联系，而直观代现所建立的则是一个本质的、内部的联系。”[66]在符号行为中，我们可以随意变更代现性内容或感觉材料，却不会对我们的表述意义有任何影响，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想象在同一个符号行为上附加任何随意的内容。例如，我们所给出的文字是否由木、铁、印刷油墨等等组成，或者某个民族用某种与我们不同的符号来标示同一个概念，这不会对符号的意指功能有任何影响。任何一个“随意内容”都可以作为代现性内容起到为符号行为奠基的作用。感觉内容的随意性的原因在于，它只是一个符号行为质料的支撑内容而已。与符号行为不同，在直观行为（包括感知行为）中，质料和被代现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部的、必然的关系，感知的被代现者对质料而言并非随意的、毫无影响，恰恰相反，胡塞尔认为，“须被立义的内容通过某个相似性或相同性的领域，即通过它的种类内涵，为我们设定了界限。”[67]在这里，感觉材料并非单纯被动的、任由质料赋予形式的材料，立义意义本身无法自由决定将这些材料立义为何物，感觉材料以某种方式规定了可能的质料或立义意义。

强的感知意向性论和弱的感知意向性论都承认，感知是意向性行为，也就是说，感知具有意义；不同的是，强的感知意向性论认为，感知行为和其它意向性行为的本质在于它们所具有的意义，它们所表象的对象是否存在，这无关紧要，弱的感知意向性论则认为，感知的存在依赖于它所感知的对象的实际存在。

在我看来，胡塞尔在其思想的发展中越来越强调强的感知意向性论，这和他所谓的先验的转向是一致的，即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无需考虑对象是否实际存在，重要的是意向内容。而这种倾向也给胡塞尔的意义来了带来了诸多困难，对此，我将在下文做进一步的分析。

之所以花费大量的篇幅来讨论胡塞尔的感知理论，是因为胡塞尔越来越将感知作为意向行为的典范，并总是将对感知的结构分析的成果扩展到一切意向行为，他在《观念Ⅰ》中对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的区分，就是从感知分析中获得的，而如果我们坚持意向性的意义理论，即表述的意义就是被表述的意向行为的意向内容，那么确认感知是意向性行为，这是我们得以分析胡塞尔先验现象学阶段意义与意向性的关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出，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验转向对胡塞尔意义理论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它的得失何在，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最后三章中做进一步的分析。

四、可表述性原则

关于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小结了。

正如达米特所说，“对语言的初步考虑自然引导我们询问，是语言优先于思想，还是思想优先于语言。”[68]胡塞尔对思想和语言、行为的意义和语言的意义的看法沿袭了西方传统哲学，他们认为，语言是透明的、被动的和非生产性的，语言是对思想的复制，它只不过是思想的外在记号。[69]对语言的传统理解在现代语言哲学中受到了极为重大的挑战，这些哲学家更愿意强调，我们是语言的动物，语言就是思想，塞拉斯（Sellars, Wilfrid）表述了现在的主流意见，他说：“一切关于抽象实体的意识——确实，甚至一切关于殊相的意识——是语言事件。”[70]

不过，仍有许多哲学家持一种温和的见解，达米特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根据这种温和的见解，哲学的恰当目的仍然是分析思想的结构，与传统哲学不同的是，分析哲学坚持，分析思想的唯一途径是分析语言，只有通过对语言的说明才能获得对思想的说明。

基于此，达米特认为，在思想和语言的在先性问题上，我们必须区分时间上的优先和解释次序上的优先。在他看来，

“思想在解释次序上，而非获得的次序上优先于语言。前者的优先性包括，为了解释语词和句子具有它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这需要求助于和说者用它们来表述的思想相关的概念，或者和它们在听者心中唤起的思想相关的概念。比如，根据这种观点，除非以人们有关于这个对象的思想为基础，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专名或指示短语指称对象这一现象：因而‘指称’依据‘思及（think about）’ 得以解释。这样，思想在解释次序上对语言的优先性要求我们可以解释，具有某种思想，比如，思及一个具体的对象，这是什么——而不涉及思考者是否具有用语词表述他的思想的手段。因此，它包含，对一个存在者而言，无需具有语言而有这样的思想，这原则上是可能的。但是，这和以下论点是一致的，即设定，一个个体获得使用语言的能力总是在时间上优先于他获得组织成熟的思想的能力，或者说，这确实适用于整个人类。有可能只是因为获得表述思想的手段，这才引发我们组织思想的能力如此明确。类似的东西也是弗雷格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只能将思想把握为用语言和符号表述的东西，但是，假设有存在者，它把握和我们一样的思想，而不用感性形式包裹它们，这是不矛盾的。”[71]

借用达米特的术语，我们可以称胡塞尔的哲学为思想哲学，这样，与其说，胡塞尔的思想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差别在于，思想和语言，哪一个具有在先性，毋宁说，它们的差别在于，至少对人类而言，是否对语言的分析是通往思想分析的唯一道路。胡塞尔并不如此认为，他所设想的道路是直观，而非语言分析，对此，我将在涉及意义的观念性时进一步加以讨论。尽管如此，我认为，胡塞尔仍然在实践中常常以语言分析为向导，通往他的意向性分析[72]，尽管语言分析对胡塞尔而言从来都不是唯一的途径，但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在他那里，意义分析和意向性分析难以分割，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胡塞尔的理论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找到了知音，即美国哲学家塞尔。

在其成名作《言语行为》之中，塞尔确立了他的重要的方法论：“可表述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expressibility）”。塞尔认为，尽管可能由于我们不能较好地掌握语言或我们的语言不足以确切地说出我们所想表述之物，但原则上，它们得以确切地被表述是可能的，

“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这个原则，即，对于任何意义X和任何说话者S，如果S意指（意图传达，希望用话语来交流，等等）X，那么，存在某个表述E，以至于E是对X的确切的表述或构形，这是可能的。符号化为：（S）（X）（S意指X→P（$E）（E是X的确切的表述）。”[73]

对比胡塞尔和塞尔的理论，我们可以借用塞尔的术语“可表述性原则”来总结上述胡塞尔对语言的意义和行为的意义或思想的关系的看法。随着塞尔对心灵哲学的日益关注，他和胡塞尔的相似之处也逐渐增多。

塞尔心灵哲学的核心是意向性理论，在对意向性的研究中，他逐渐意识到，意向行为优先于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一种衍生的意向行为，

“根据语言来解释意向性，我并不想暗示，意向性本质上和必然地是语言的。……在我根据语言来解释意向性的努力中，我用我们较早的语言知识用作解释的教学工具。一旦我已经试图澄清意向性的本性，我就将证明，逻辑依赖的关系恰恰相反。语言来源于意向性而非相反。教学法的方向是根据语言解释意向性；逻辑分析的方向是根据意向性解释语言。”[74]

塞尔的方法论和胡塞尔对语言和意向性的分析的方法论是一致的，它也将是我们对胡塞尔的意义理论的研究的方法论。根据塞尔的观点，研究行为的意向性问题的心灵哲学是研究语言和意义的语言哲学的基础，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由此，他重新将对语言的研究置于对意识的研究的基础之上，复活了传统哲学中意识的优先性的观点。我们在分析胡塞尔的意义理论中将不断地结合他自己的意向性理论，一方面，胡塞尔对语言意义的分析成为他自己研究一般行为的意向性的范例，另一方面，随着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变化，他对意义的分析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们将结合此点，以显示胡塞尔意义理论的发展轨迹。

第二章意义的观念性与指称理论

我们的研究从《逻辑研究》开始，因为这本书标志着胡塞尔现象学的开始，也标志着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和意向性理论的开始。

《逻辑研究》的中心论题是“纯粹逻辑学”。胡塞尔认为，纯粹逻辑学是一门先天的、纯粹论证性科学，他给出了纯粹逻辑学的明确定义：

“纯粹逻辑学是观念规律和理论的科学系统，这些规律和理论纯粹建基于观念意义范畴的意义之中，也就是说，建基于基本概念之中，这些概念是所有科学的共有财富，因为它们以最一般的方式规定着那些使科学在客观方面得以成为科学的东西，即理论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纯粹逻辑学是观念的‘可能性条件’的科学，是关于科学一般的科学，或者，是关于理论观念的观念构成物的科学。”[75]

逻辑学要从对语言的阐释出发，因为所有的理论研究最终都要在陈述中体现出来，胡塞尔说，“没有语言的表述几乎就无法做出那些属于较高智慧领域，尤其是属于科学领域的判断。”[76]然而，胡塞尔并不认为，逻辑学要研究的是那些经验的、在历史中存在的语言。同样，逻辑学家也要研究使得理论性的东西实现出来的心理体验，研究逻辑的表象、判断以及认识活动的行为特征，与心理主义不同的是，现象学不是将语言的意义还原为我们的心理体验，毋宁说现象学家真正关心的是那些相对于杂多的、经验存在的判断体验而言的同一的陈述意义。

由此可见，胡塞尔一开始就将现象学的任务置于心理学和逻辑学之间，意义的现象学是要探究意义和行为的关系。此外，语言与对象或事态的关系也是胡塞尔所关心的。借用塞尔在《意向性》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区分，即“逻辑学的属性”和“本体论的地位”，本章力图重构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即 “意义的本体论地位是什么”和“意义的逻辑学属性是什么”，前者讨论意义的观念性，后者讨论语言的对象关涉（Gegenstand－Beziehung），即指称问题。

第一节意义的观念性

在胡塞尔那里，意义的观念性源于，他严格区分了主观的行为体验和客观的观念意义。在他看来，意义不是意识流的组成部分，而是意识行为的内容。

一、意义是观念之物：反对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

在胡塞尔身处的时代，逻辑学中盛行着心理主义观点。心理主义者认为，逻辑真理不是先天的、无可置疑的、绝对精确的观念真理，而是通过对经验实在的归纳概括得出的，它们是模糊的，逻辑真理的基础在于人的心理状态；比如，穆勒认为，矛盾原则的基础无非在于“信仰与不信仰是两个不同的精神状态”，[77]矛盾律就转化成人的信念中的种种不相容性。

胡塞尔在1891年发表的《算术哲学》第一卷中也持类似的观点，1894年，弗雷格发表对《算术哲学》的评论，他以此书为靶子，集中批评了心理主义者的逻辑学，他认为，胡塞尔混淆了影像和概念、想象和思想的区分。弗雷格对胡塞尔的批评是致命的，胡塞尔此后承认，弗雷格对他的批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评是沿着鲍尔扎诺和弗雷格开辟的道路的，至少在两个重要方面，胡塞尔接受了鲍尔扎诺和弗雷格的观点：

1，从心智中分离出思想：鲍尔扎诺区分了所拥有的观念（ideas possessed）和自在观念（ideas in themselves）[78]，弗雷格区分了主观的观念和客观的意义，胡塞尔则区分了主观的意识活动和客观的意识内容。

2，他们都将上述区分的根据归于“主观的”和“客观的”之间的区分，并且，他们都认为，“客观的”就意味着非实存的，不存在于实际的时空中的。由此，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语言意义的客观性。弗雷格称，客观的思想存在于“第三领域（third realm）”之中，胡塞尔则认为，意义是“观念的存在者”，如果说我们的行为体验是主观的、私人、在时间中变化不定的，那么意义则是客观的、公共的、超越时空的存在物，

“在我们看来，意指的本质并不在于那个赋予意义的体验，而在于这种体验的‘内容’，相对于说者和思者的现实体验和可能体验的散乱杂多性而言，这个体验内容是一种同一的、意向的统一。在这种观念意义上的有关意义体验的‘内容’完全不是心理学所理解的那种内容，即不是一个体验的某个实在部分或某个方面”[79]。

胡塞尔使用了一个生僻的术语“实项的（reell）”来表示心理体验的存在方式，相对于此，胡塞尔认为，外在的物理对象是“实在的（real）”，而意义是“观念的（ideal）”。

将意义规定为“观念的”或在“第三领域”之中，这似乎都可能导致柏拉图主义，达米特认为，“否定思想的心智特征的重要性（这对鲍尔扎诺、弗雷格、迈农、胡塞尔是共同的）不在于它所引起的哲学神话学——弗雷格的‘第三领域’的神话、胡塞尔的‘观念的存在者’，而在于给予分析概念、命题以非——心理学的方向。 ”[80]

达米特之所以称这些概念为哲学神话学，这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概念使得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是如何把握思想的，他反问到，“我们通过我们的感观手段感知物理对象，我们总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感知它们；通过这个或那个感观模式，通过这个或那个感觉器官，从一定的距离，从某个方向，在具体的物理环境中。但是我们用什么器官来把握思想呢？”[81]达米特的质疑否定了胡塞尔所说的“观念直观”的可能性。

二、意义是意指行为的种

胡塞尔思考了意义和意指行为的关系，这导致他进一步规定意义的观念性。意义具有何种观念性？在追寻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胡塞尔充分注意到，相对于那些杂多的意指行为，意义可以是同一的，所以，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胡塞尔认为，意义的观念性是意指行为的种（Specie）的同一性，

“这样，并且只有这样，它才能作为观念的统一体包容个体个别性的散乱杂多性。当然，这些与观念——同一的意义相关的杂多个别性就是各个相应的意指行为因素，就是各个意义意向。” [82]

胡塞尔时常以“红”为例来比喻观念意义和具体意指行为的关系，意义和意指行为的关系就像“红”本身和一张带有同一种的红颜色的纸张的关系，这张纸所体现出来的具体的红就是作为种的“红”的一个示例、一个种差，它是具体地存在在时空之中的，“而‘红’本身则既不实在地存在于这张纸条之中，也不实在地存在于任何世界之中，而且也更不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之中’，因为这个思维也一同属于实在存在的领域，一同属于时间性的领域。” [83]

关于“意义的观念性就是种的同一性”这个观点，胡塞尔在其思想的发展中不断地给予了批评，在1918年胡塞尔给因伽登的一封信中，他说：

“长期以来，我认为，导引的立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我只是正确地认识到本质真理，澄清了本质真理和事实真理之间根本区别的根据。这个错误首先在于，相对于述谓判断命题和意义的判断体验，将‘意义’和‘命题’理解为本质，或者说，理解为在本质（种）意义上的‘观念’。一个命题的存在独立于偶然的判断和判断者，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观念的——同一物就是一个种。”[84]

事实在，在《1908年夏季关于意义学说的讲座》和其后的《观念Ⅰ》中，胡塞尔已经提出了不同于“种的同一性”的观念意义，他把它称为现象学的意义或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在此后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胡塞尔对意义观念性的规定的变化是和他的所谓现象学的先验转变相关的。

无论是否将意义规定为“种的同一性”，胡塞尔都始终围绕着我们如何把握意义这个问题展开，把握意义的方法论影响了意义的本体论地位。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提出所谓“种的同一性”，这正是一种解释把握意义的方法论的尝试。对上述达米特式的质疑，胡塞尔可以给出这样的回答：把握意义就意味着首先对我们的意指行为进行反思，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观念直观，观念的意义是观念直观的对象，由此，胡塞尔认为，

“作为‘意义’的东西可以如此直接地被给予我们，就像作为颜色和声音的东西是直接被给予我们一样。它无法再进一步被定义，它是描述上的终极之物。只要我们进行或理解一个表述，这个表述就对我们意指某物，我们现时地意识到它的意义。”[85]

巴利·史密斯称意义与意识活动之间的关系为“联结问题（linkage problem）”[86]，在他看来，弗雷格的理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胡塞尔解决了，因为胡塞尔认为，观念意义是个体行为的种，而没有什么关系比种与种差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了。

达米特则认为，胡塞尔和巴利·史密斯的方案所采取的道路是从个体心智行为的内容到观念意义，从内在到外在的道路，语言不过是使思想外化的工具，这样，达米特就可以质问，意义如何与语词关联？什么使得这些语词成为意义的表达呢？而事实上，在达米特看来，我们是在交往中学会使用语言，“只有当他们已经学会符号的意义，他们才能够具有他们用符号表达的思想。”[87]意义和具体的思考行为的关系根本不是类型和标志的关系，“个体行为利用了一般的意义。”[88]达米特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数学家并不是首先具有诸多包含积分概念的思想，然后通过观察在这些行为中的共同之物而获得积分符号的意义，恰恰相反，他首先学会使用积分符号，只有先学会了这个符号的意义，他才能具有思想。

巴利·史密斯和达米特的争论再次涉及思想与语言的在先性问题。我们不得不再次发问，语言分析是否是通往思想分析的唯一道路，而这实实在在涉及到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分歧与取舍。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争论、意识哲学与语言哲学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并且仍然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我相信，它仍将被不断的讨论[89]。在第四章中，我将试图从另一条道路来批评胡塞尔所谓意义的“种的同一性”，即，我不讨论思想和语言的在先性问题，而是力图揭示胡塞尔在意义的本体论地位问题上所存在的矛盾之处。

第二节意义与对象

一个具体的表述行为不仅涉及到观念的意义和实项的意指行为，而且涉及到表述所指称的对象。

一个表述不仅传述说者的心理体验，意指意义，而且指称对象，

“每个表述都不仅仅谈论（besagt）某物（etwas），而且它也在说及（sagt über）某物（Etwas）；它不仅具有其意义，而且也与某些对象发生关系。”[90]

关于意义和它所指称的对象的关系，胡塞尔完全继承了弗雷格的传统，即，胡塞尔区分了意义和它所指称的对象〔我们也称为“所指（referent）”〕，在胡塞尔看来，“有意义地使用一个表述和在表述时与对象发生关系（表象这个对象），这两者是一回事”[91]。

胡塞尔认为，之所以能区分意义和所指，这是因为表述所谈论的东西和所说及的东西并不总是一致的，为了考察意义和所指的关系，我们可以问：“多个表述的意义和它们所指称的对象的关系是什么？”

一、指称的样式

在讨论意义和所指的关系时，胡塞尔是以名称为范例的，“在区分意义与对象关系方面最清楚的例子是由名称提供给我们的。”[92]胡塞尔把意义和所指的关系称为指称。

根据意义和所指的排列组合，胡塞尔区分了四种情况：

1，多个不同的表述，它们具有相同的意义和相同的所指，这里指的是不同语言中的同义词，比如，“伦敦”、“London”和“Londres”；“二”、“Zwei”、“deux”和“duo”。

2，多个不同的表述，它们具有不同的意义和相同的所指，胡塞尔在此所谈论的和分析哲学中所谓的“摹状词”是一致的，它包含确定摹状词，比如“耶拿的胜利者”和 “滑铁卢的失败者”，它们的意义不同，但是它们都指称拿破仑这个人；它也包含不确定的摹状词，比如“等边三角形”和“等角三角形”，它们的外延是一致的。

3，多个相同的表述，它们具有相同的意义和不同的对象关系，胡塞尔在此指的是一般性名称（通名），“所有一般性名称，即具有一定范围的名称的情况都是如此。”[93]比如，在 “布塞法露斯是一匹马”和“这匹拉车马是一匹马”这两个句子中，“一匹马”这个部分表述的意义是一样的，但它们指称不同的对象，前者指的是布塞法露斯，后者指的是“这匹拉车马”。

4，多个相同的表述，它们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所指，这里指的是专名和索引词，比如，我们可以用“苏格拉底”这个名称指称古希腊的哲学家和我的宠物狗；“这个二”、“这个红”这类表述也是这样的，在不同的场合，它们尽管使用的语词是一样的，但它们之所以指称不同的事物，也完全是因为它们意指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是多义的，而不是多值的语词。

胡塞尔所区分的四种情形事实上涵盖了一般讨论指称问题所关涉的语言现象：通名、摹状词、专名和索引词，不过我们仍然要对这四种指称现象做进一步的分析，以便澄清胡塞尔对意义和所指的一般看法。

第一种情况所关涉的是同语反复的表述，它们对考察指称问题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些不同的标记（token）表述是同一个类型（type）表述的示例。

第二种情况所关涉的是摹状词，摹状词一直是区分意义和所指的典范，不过我们仍然要注意，胡塞尔事实上很少考虑不确定摹状词的情况。

第三种情况则关系到通名。我认为，胡塞尔完全错误地理解了“一匹马”这个语词在这两个句子中的功能，它并非在“布塞法露斯是一匹马”这个句子中指称“布塞法露斯”，而在“这匹拉车马是一匹马”这个句子中指称“这匹拉车马”，完成指称功能的是句子中相应的主词，即“布塞法露斯”和“这匹拉车马”。胡塞尔显然混淆了“一匹马”在“一匹马来了”和“布塞法露斯是一匹马”这两个不同表述中的不同的功能。

胡塞尔的说法和罗素的说法一样，根据罗素的看法，我们可以说，“一匹马”在这两个表述中都具有指称用法，第二个表述被用来做一个同一陈述。但是，塞尔提醒我们，我们应当区分由不定冠词构成的表述的指称性使用和非指称性使用。罗素的解释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如果“约翰是一个人”这个句子是一个同一陈述，那么在“约翰不是一个人”这个否定形式中，我们就可以询问哪一个人是约翰所不是的，而这显然是荒谬的。[94]

胡塞尔也在其它场合中讨论了通名的指称用法，他把这种现象称为“语词的普遍性”，

“种类名称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指和专名的情况相反——笔者注）。它们的普遍性包容着一个对象的范围，…… 普遍名称是以一种可能性的方式‘包容着’这个范围，这种可能性是指：普遍名称可以普遍地指称在这个范围中的每一个成员，即是说，它可以不以专有名称的方式通过专有认识来指称，而是以共有名称的方式通过分类来指称；现在，或者是那个直接被直观之物，或者是那个已经在其标记中或已经通过各个特征而被认识之物便被认识为并且被指称为‘一个A’。”[95]

胡塞尔显然继承了对通名的传统看法，即，它们通过自身的内涵指称它们的外延中的每一个个别对象，这一点遭到了弗雷格的有力抨击。

在给胡塞尔的一封信中，弗雷格说：“关于一个概念语词（通名）如何与对象相关联的，看起来我们之间有不同的观点。”[96]之后，他分别以图表的形式展示了他和胡塞尔对通名的指称功能的不同理解：

1，弗雷格的通名模式：

概念语词

↓

概念语词的意义

↓

（概念语词的指称对象[概念]）——→概念所涵盖的对象

2，胡塞尔的通名模式：

概念语词

↓

概念语词的意义（概念）

↓

概念所涵盖的对象

基于此，弗雷格认为，胡塞尔所描述的从概念语词到对象的步骤和从专名到对象的步骤一样多。对此，弗雷格反驳到，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概念语词，它的概念是空的，它就不得不被排除在科学之外，就像一个没有相应对象的专名一样。”[97]

反驳通名的指称性用法的另一个证据是，胡塞尔认为，对于通名这种现象，具有相同的意义的不同表述可以指称不同的对象，这和他的指称和意向性的确定性原则是相违背的，在胡塞尔看来，“相同的质料永远不可能给出一个不同的对象关系；但不同的质料却能够给出一个相同的对象关系。”[98]

第四种情况所关涉的是专名和索引词，这些类型的语词现象向来是争议最多的，也正是基于这些表述形式，许多哲学家认为，弗雷格所提出的区分意义和所指的想法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够的，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专名和索引词（胡塞尔称它们为“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都做过零散的研究，与其说他在他的意义理论框架中充分解释了这些语言现象，不如说，这些语言现象形成了对他《逻辑研究》中的意义理论的挑战。对于这些问题，我将在第四章做具体分析。

二、指称理论

胡塞尔关于指称的看法基本继承了弗雷格的观点，也有些观点，胡塞尔继承了传统的看法，我们可以总结胡塞尔的指称理论如下：

1，意义是从表述到达对象的途径，“一个表述只有通过它的意指才能获得与对象之物的关系，因此可以合理地说，表述是借助于它的意义来称呼（指称）它的对象”。[99]

2，意义是表象对象的方式，“与对象的关系在意义中构造起自身”[100]，并且“意指的行为就是意指各个对象的特定方式。”[101]

3，多个不同的意义可以指称同一个对象，“意义意指的这种特定方式以及意义本身可以在对象方向保持同一的情况下发生变换。”[102]

4，相反的情况则不可能，即不可能同一个意义可以指称不同的对象。这个规定似乎和上述一般性名称的情况冲突，但是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胡塞尔错误地理解了在上述命题中的一般性名称的功能。如果排除了一般性名称，那么这条规则是适用于其它类型的名称的，“只要语词只具有一个意义，它也就只指称一个对象。”[103]

5，意义不仅是表象对象的方式，而且它决定了它所指称的是哪一个对象，即它是将一个个别对象从其他对象区分出来的条件，“行为的质料决定了，对象被行为看作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对象。”[104]这就是所谓的确定的指称，塞尔称它为“认同公理（axiom of identification）”[105]

6，意义不是意指行为的对象，意指行为所指称的是对象，“如果我们进行这个行为，并且如果我们仿佛就生活在这个行为中，那么我们所指的当然是它的对象而不是它的意义。”[106]

7，意义在对意指行为的反思并且进行观念化行为中才成为对象。“如果我们例如做出一个陈述，那么我们所判断的是有关的实事，而不是这个陈述句的意义，不是在逻辑意义上的判断。对我们来说，在逻辑意义上的判断要在一个反思行为中才成为对象，在这个反思行为中，我们不仅仅回顾这个被做出的陈述，而且也进行必要的抽象（或者毋宁说，进行观念直观）。”[107]

8，名称指称对象，句子指称事态，“在判断中，一个实事状态对我们‘显现为’意向对象的，或者我们说得更清楚些，它对我们来说就是意向对象的。”[108]在此，胡塞尔与弗雷格有些差别，胡塞尔坚持传统的看法，即句子指称事态，而弗雷格则根据他所谓的外延性原则，认为，句子指称真值。弗雷格的观点得到大多数后来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认可，在下文中，我们将重点讨论名称和对象的指称关系。

此外，胡塞尔还区分了句子所指称的第一性对象和第二性对象，第一性对象是整个事态，第二性对象则是句子中名称所指称的对象。胡塞尔以“餐刀躺在桌子上”这个句子为例，在第二性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桌子是这个命题行为所判断的对象，“但它仍然不是第一性的对象，即不是完整判断的对象，而只是判断主体的对象。与整个判断相符的是作为充分完整对象的被判断的实事状态，它作为同一的东西可以在一个单纯表象中被表象，在一个期望中被期望，在一个问题中被提问，在一个怀疑中被怀疑，以及如此等等。就后一种情况而言尽管这个与判断相一致的期望‘餐刀应当躺在桌子上’与餐刀有关，但我在这个期望中所期望的不是餐刀，而是餐刀躺在桌子上，是实事的这种状态。”[109]

9，行为所指称的对象可以不存在，这并不影响行为仍然是意向行为。

区分意义和对象，这使得我们可以区分无意义性（Bedeutungslosigkeit）和无对象性，相对于一个表述，没有意义和它所指称的对象不存在，这是两回事。然而，一些哲学家，比如西格瓦特和埃德曼都认为，像“圆的四方形”这样的荒谬的表述根本就没有意义，它不表述任何概念。胡塞尔则接受了马尔梯的看法，即它们有意义，因为如果“圆的四方形”没有意义，我们又怎么能够理解“圆的四方形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并且给出否定的回答呢？胡塞尔认为，西格瓦特显然是混淆了两种无意义性，像“Abracadabra”这样的东西只是听起来类似语词的发音，而实际上没有意义，而“圆的四方形”这个表述则和它不同，与其说“圆的四方形”没有意义，不如说，它没有对象，它先天地不可能获得充实的意义。

基于区分“无对象性”和“无意义性”，胡塞尔区分了无意义之物（Unsinnige）和背谬之物（Widersinnige），如果说“一个圆的四方形”这样的复合意义仍然有意义，尽管没有一个对象能够和它相符合，那么像“一个圆的或者”、“一个人与是”这样的语词的复合则根本没有意义。

上述区分似乎解决了无所指的语词的难题，但是，在下文中，我们将论证，这种现象是和对意义的某些规定相违背的。

第三章意向本质与语力理论

通过对表述的意指行为的分析，胡塞尔发现了一个三重分层结构，在意指行为中，不仅存在着实项的意识体验和实在的对象（我们以对实在对象的指称为例，并且如果此实在对象存在），而且存在着第三个层次，即观念的意义，行为通过意义指称对象。这个三层结构的发现使得胡塞尔可以重新讨论布伦塔诺提出的意向性问题，在我看来，《逻辑研究》中的意向性理论是胡塞尔使用鲍尔扎诺、弗雷格的语义学来修正布伦塔诺的心理学的结果。另一方面，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又为他的意义理论奠定基础。

第一节意向现象与非意向现象

众所周知，为了确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布伦塔诺区分了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胡塞尔给出了区分的六个规定，并采取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规定，它表明了心理现象的本质。布伦塔诺认为，在感知中有某物被感知，在陈述中有某物被陈述，这一规定适合一切心理现象，这最终归结为一句格言式的命题，即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他说：

“……任何一个心理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东西而得到描述，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将这种东西称作一个对象的意向的（或心灵的）内存在（Inextistenz），而我们——虽然我们所用的表述也并非完全单义——则将它称作与一个内容的关系、向一个客体（在这里不应被理解为一个实在）的朝向，或内在的对象性。任何一个心理现象自身都含有作为客体的某物，尽管不是以同样的方式。”[110]

布伦塔诺时常使用心灵的、内在的客体之类的概念来表示意向对象，尽管布伦塔诺所使用的术语可能产生一些误解，我们仍然可以将意向关系确定为心理现象的本质规定性，即心理现象就是在其自身中意向地包含着一个对象的现象。

为了澄清布伦塔诺对意向关系的描述所可能带来的误解，我们需要注意：

1，“ 内存在”可能使人产生两种误解，即一方面，他们认为，这里涉及的是意识和被意识的对象之间的实在关系，这种观点类似于心理学中行为主义的模式，即，刺激－反映的模式，胡塞尔称它为心理学－实在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认为，对象实项地被包含在意向之中，意向对象只是意识的实项内容的一部分，我们对对象的意识是对行为的实项内容的意识，胡塞尔称它为从属于体验实项内容的关系。显然，第一种对意向关系的规定恰恰否定了意向关系的特殊性，对心理现象进行研究的心理学和对物理现象进行研究的物理学之间的区分没有了分别，它们都是研究实在之物的因果关系的科学，这违背了布伦塔诺区分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的初衷；对于第二种误解，胡塞尔认为，它错误地理解了体验的意向特征，在我们的体验中，我们并非同时意识到两个事物，即一方面是对象，另一方面是意识到此对象的意向体验，在对意识进行描述中，我们会看到，意向体验只是被显示，只有对象是被意识的。

如果将意向关系理解为意识实项地包含对象，那么在涉及到对不存在的对象的意识时，我们就会面临一个悖论。胡塞尔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表象朱庇特神，那么这个神就是被表象的对象。在此表象中，我们具有某个表象体验，我们可以在反思中对此表象的结构进行分析，但我们并不能在此表象体验中找到朱庇特神这个对象，事实上，朱庇特神甚至也不存在在意识之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表象活动仍是一种意向行为。

2，布伦塔诺总是将“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的区分等同于“意向现象和非意向现象”的区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心理现象中还存在着非意向的因素，比如痛感、快感之类的感受感觉，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当引起快乐的事情消失后，快感仍然可以持续。这些因素参与了意向关系，但它们自身并非意向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更愿意用“行为”一词来总括一切意向现象，而放弃了心理现象的说法。

第二节描述内容与意向内容

在一个具体的意向行为中，我们可以区分出“描述内容”和“意向内容”。

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胡塞尔始终是在同一范围上使用“描述的”、“现象学的”和“实项的”这些修饰词，胡塞尔也称“描述内容”为“充盈”或“代现性内容”。以对一棵树的感知为例，我首先模糊地看出这是一棵松树，然后，我走近去看，我就获得了更为清晰的感知。这里，我的感知行为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充盈，但是，这两个行为却是同一种行为，即对同一棵松树的感知，所以胡塞尔认为，充盈并非一个意向行为的本质因素。

关于意向内容，胡塞尔区分了几种不同的概念：

“我们首先必须区分意向内容的三个概念：行为的意向对象，它的意向质料（与它的意向质性相对），最后是它的意向本质。”[111]

关于意向对象，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所说不多，尽管这个概念在他思想的后来的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质料是意向本质的一部分，所以胡塞尔主要讨论的是第三个概念，即意向本质。

意识的意向本质是由质料（Materie）和质性（Qualit?t）共同构成的。质性就是将一个判断和愿望、希望等其他类型行为相区分的内部规定性，它表示这行为是表象、判断还是怀疑、希望等。比如，我可以陈述“火星上存在着智慧生物”，也可以提问“火星上存在着智慧生物？”也可以期望“愿火星上存在着智慧生物！”尽管这些行为是不同，但它们的内容却是同一个东西，这个同一的内容就是质料，它是意识行为中的这样的要素，以致于通过它，“不仅行为所意指的对象之物一般得到了牢固的确定，而且行为意指这个对象之物的方式也得到了牢固的确定。”[112]也就是说，质料是行为中确定以何种方式对各个对象进行立义、将其立义为何物的行为特性。比如，我可以断言“2×2＝4”，也可以断言“易卜生被看作是在戏剧艺术中现代现实主义的主要创始人”，这两个表述都具有同样的断言的质性，但是它们的内容却不一样。

质性与质料都是行为的非独立的因素，即两者都不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

胡塞尔把意识行为分为两种：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胡塞尔没有给过关于“客体化行为”的明确定义，这个概念来源于对“表象”概念的更新。布伦塔诺认为，一切行为或者是表象，或者奠基于表象。胡塞尔并不完全否认这个断言，但是，他认为，我们还必须区分作为完整行为的表象和作为孤立的质料的表象，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在谈及奠基性的表象时，我们所指的总是作为完整行为的表象，我们必须将这个表象设定为“单纯表象”，即，不设定的表象行为。与此对应的是设定性的信念行为或者判断行为。这两种行为之间的转化是质性的变更。在这对行为之外还存在着另一对非常重要的行为，就是“称谓行为”和“陈述行为”，称谓行为构造出作为实事的客体或对象，而陈述行为则构造出作为事态的客体或对象性。譬如，“S is P”是陈述行为，如果把它转变成“That S is P”，那么，这一行为就变更为称谓行为了。称谓行为和陈述行为之间的转化是质料的变更。胡塞尔认为，我们可以将这四种行为归在一个质性属下，这就是“客体化行为 ”。这样，结合上述对行为内容的区分，我们大致可以说，“每一个具体完整的客体化行为都具有三个组元：质性、质料和代现性内容。”[113]

非客体化行为则是除了客体化行为之外的表示情感、意愿、评价等的行为。胡塞尔认为，非客体化行为也是对某物的意识，然而它自身不能构造出对象，所以非客体化行为和客体化行为之间存在着奠基性的关系，

“任何一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客体化行为，或者以这样一个行为为‘基础’，就是说，它在后一种情况中自身必然具有一个客体化行为作为它的组成部分”[114]。

非客体化行为没有自己的质料，

“每一个质料都是一个客体化行为的质料，并且只有借助于一个客体化行为才能成为一个新的、奠基于它之中的行为质性的质料。”[115]

非客体化行为只有借助于客体化行为的质料才能使对象构造出来，比如说，首先要有对喜欢的对象的表象，才能有对此对象的喜欢的情感。

通过对意向行为、尤其是客体化行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胡塞尔事实上在将他对意指行为或赋予意义的行为的分析也用于对感知等行为的分析。长期以来，传统哲学家们认为，感知只是对感觉材料的感知，其中没有概念内容，胡塞尔则认为，感知也是赋予意义的行为。

正如上文所说，胡塞尔常常称表述行为为意指行为、赋予意义的行为，意指行为总是要奠基于作为物理材料的语音或笔迹，但这些物理材料并非自在的就是表述，就具有意义；表述的本质根本不在于它的物理材料，而在于它的意义。在一个具体的表述行为中，我们可以分析出三个基本成分：赋予意义的行为、意义和语音、笔迹等物理载体。

相应于胡塞尔对意向行为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意向行为的结构正是表述行为结构的扩展，与表述行为的三个基本成分对应，意向行为也就有三个基本成分，即上文所说的：质性、质料、代现性内容或感觉材料。和表述行为中的物理材料一样，没有被激活的感觉材料只是无灵魂的死的东西。胡塞尔设想了这样一种纯粹的感觉活动，

“如果臆造一个先于所有经验的意识，那么从可能性来看，这个意识所感觉到的与我们所感觉到的是同一个东西。但它不直观任何事物和事物性事件，它不感知树木和房屋，不感知鸟的飞翔或狗的吠叫。人们马上会试图这样来表述这个事态，即：对于这样一种意识来说，感觉不意指任何东西，感觉不被看作是一个对象特性的符号，感觉的复合不被看作是这个对象本身的符号；感觉始终被体验到，但却缺少一种（产生于‘经验’之中的）客体化释义（Deutung）。与在表述和相近的符号的情况一样，我们在这里也要谈到意义与符号。”[116]

在感知行为中，我们并非把感觉材料当作对象，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具体对象的感知；恰恰相反，感觉材料并不在素朴的感知中被感知，而是在反思中才成为对象的，“感知表象之所以得以形成，是因为被体验到的感觉复合是由某个行为特征、某个立义、意指所激活的（beseelt）”[117]。

我们很快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将对表述行为的结构分析扩展到对整个意向行为的结构分析，最根本之处在于，胡塞尔认为，表述的意义概念也可以推广到一般意向行为中，所有的意向行为都具有意义，对此，上文所引证的《观念I》中的引文给出了最明确的说明，即，我们可以将开始只是局限于表述领域中的意指和意义的概念扩展到一切意向行为之中，胡塞尔宣称，这种扩展是现象学最惊人的发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称质料为“立义意义”。

为了使胡塞尔对一般意向行为结构的分析更为清晰，我们分别用一些符号来代替基本概念，这样，我们规定质性为Q，质料为M，表象为V，判断为U，客体化行为的质性为O，非客体化行为的质性为N；据此，客体化行为O（m）包括V（m）和U（m）。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澄清胡塞尔的几个混乱之处：

1，如果说非客体化行为总是奠基于客体化行为，那么他们应该是N[O(m)]，但这显然是错的；举一个例子，我看见下雨了，我很高兴，显然，我高兴的不是我看见下雨了，而只是下雨了，即质料所指称的事态，所以，非客体化行为的模式也应当是N（m）；胡塞尔也总是说，喜欢的内容是被表象的对象。

2，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将表象和判断并举呢？

胡塞尔认为，相应于存在的设定性行为，总是存在着非设定性行为，也就是说，相应于设定性的判断行为，总是存在着非设定性的单纯表象行为，两者可以互相转换，胡塞尔总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质性变更”的；这样，我们来考察表象行为：

（1）有些人认为，想象行为就是这里的非设定性行为，但这是错的。胡塞尔区分了想象变更和质性变更，在他看来，我们并不能说，“所有不设定性的行为都是想象性的行为，所有设定性的行为都是非想象性的行为”[118]，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我们既可以设定性地判断，被想象的感性对象存在着，也可以单纯表象这个被想象的对象，而不对它是否存在做出判定。比如观看一幅人物肖像，我们可以纯粹美学地、不设定地欣赏它，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关于一个现实人物的画像。胡塞尔将感知行为和想象行为之间的相互转换称作“想象性变更”，尽管和“质性变更”一样，“在这两个变更中，质料都保持不变”[119]，但是，“在质料同一的情况下，行为中可以变换的不仅仅是质性”[120]。正如上文所分析，一个具体的意向行为包含三个部分：质性、质料和代现性内容，至少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胡塞尔认为，感知行为和相应的想象行为之间的区分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代现性内容，所以他也称“想象性变更”为“代现性变更”。

胡塞尔有时候认为，我们可以用虚构文学中的表述为例，来说明表象行为，“我们经常接受一些讲述的故事，同时并不以某种方式对它们的真实或虚假做出决断。即使当我们在阅读一部小说时，情况通常也是如此。”[121]胡塞尔的理由是，尽管我们也以某种方式在故事中进行判断，但这判断不是现实的判断，在美学的虚构中，我们不相信小说中所讲述的东西，但也并不否定或怀疑这些东西，我们只是对它们不作存在设定。想象一下我们观看电影的经验，在电影《大话西游》中，唐僧说：“悟空，你太调皮了！”演员并不因此而真的做出一个判断，观众也并不因此而认为，唐僧实际上做出了一个判断，他的大徒弟太调皮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演员并不做出任何言语行为，而只是说出一句有意义的话，毋宁说，他是在不同于现实背景的另一个虚构空间中做出一个判断。从感知到虚构，变化的不是存在设定，而是存在设定的背景，相对于《大话西游》的背景，它是真的判断，这里发生的是从现实世界向虚构世界的转变。这样，如果我们说，一个判断行为是U（m），那么唐僧的行为也是U（m），之所以演员和我们都不把它当成一个现实的判断行为，并不是因为它缺少了判断这个质性，或者说，判断发生了质性变更，变成了单纯的表象，而只是因为，在判断行为之前具有不同于现实的性质。如果我们用F表示虚构的背景，用R表示现实的背景，那么我们可以说，现实的判断行为和虚构文学中的判断行为之间的差别不是U（m）和V（m）的差别，而是R[U(m)]和F[U(m)]之间的差别。这样看来，胡塞尔以虚构作品为例来解释单纯表象行为，这是错误的。

（2）胡塞尔有时说，表象行为就是单纯的理解行为。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判断行为和表象行为并举。以下棋为例，理解了一个表述，就像我们只是知晓了一个棋子的行走规则，但还没有走出一步棋，理解一个表述只是为对它做出判断做了准备。显然，在日常生活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说出一个表述，这不仅仅是表述一个思想，指称一个对象，而且是做出一个判断，即断定所表述的思想是真的，所指称的对象存在，我们可以清楚地区分拥有一个思想和对这个思想为真做出判断，在此意义上，胡塞尔也把判断称为“认之为真的（fürwahrhaltend）的行为”[122]。表象行为就像学习一门语言的行为，在学习中，我懂得了一句话的意思，但我还没有使用它，即，它还不是一个言语行为，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我还没有在语言游戏中走出一步；一个好的例子是，假设在德国，我听到一位德国朋友说：“Es regnet”（“下雨了”），我蹩脚的德语听力使得我并没有马上理解这句话，然后，我突然明白，他说的是“下雨了”，于是我推开窗去看外面，由此，我才能判断，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样，我们看到，表象和判断不是并举的，判断行为和其他非客体化行为，比如要求、希望等才是同等的。表象行为不是一个独立的意向行为，它就像做出一个产品的生产活动，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它隐退了，如何使用这个产品则是判断、要求等意向行为的功能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改造后的胡塞尔的意向行为理论概括为：表象行为是单纯的理解行为，它不是真正的意向行为，而是为意向行为做准备；判断行为并非和表象行为并列，从而为其他意向行为奠基，它就是一种意向行为，它和要求、愿望等其他意向行为处于同等的地位；所以如果将客体化行为理解为表象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说，判断行为不是客体化行为，它和非客体化行为都奠基于客体化行为；如果将客体化行为理解为判断行为，那么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之间的差别并非奠基性行为和被奠基行为之间的差别，而是不同的意向行为之间的差别。

第三节意向对象

除了意识的实项内容和意向内容，一个完整的意识行为还包括它所意向的对象，胡塞尔有时称它为意向对象。胡塞尔在术语的使用上存在着许多含混之处，这使得许多学者对《逻辑研究》中意向对象的本体论产生了许多的争论，他们各执一端，分别将胡塞尔解释为实在论者或观念论者。

如上所述，胡塞尔将第一个“意向内容”概念理解为意向对象，比如，我们表象一间房屋，那么这间房屋就是我们的表象行为的意向对象，在此意义上，表象对象和我们通常的外在对象没有差别。然而，胡塞尔进一步认为，

“在这个被理解为行为对象的意向内容方面可以做如下区分：一方面是那个如其被意指的对象（Gegenstand, so wie er intendiert ist），另一方面就是那个被意指的绝然对象（schlechthin der Gegenstand, welcher intendiert ist）。”[123]

比如，尽管我们表象的是同一个对象，但我们可以表象以不同的方式被意指的对象，我们也可以将同一个对象表象为德国的皇帝、腓特烈三世皇帝的儿子和维多利亚女皇的外孙等等，在此，这个同一的对象就是被意指的绝然对象，德国的皇帝、腓特烈三世皇帝的儿子、维多利亚女皇的外孙则是如其被意指的对象。

许多研究者注意到，“如其被意指的对象”和“被意指的绝然对象”的区分已经预示了其后的“意向相关项”和“绝然对象”的区分，由此，似乎“如其被意指的对象”也会和“意向相关项”一样，它的存在依赖于意识，依赖于对对象的意识方式，这似乎导向了观念论。然而，如果我们仅仅立足于《逻辑研究》，我们无法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此点，尽管上述的“如其被意指的对象”这个概念似乎暗示了观念论的结果，但这只占据了胡塞尔的关注点的一部分，他在更多的情况下仍然是在行为一侧来强调对象被意指的不同的方式，他也在对《逻辑研究》的多次反思中认为，他当时过于强调了意向活动的一面，而忽视了意向相关项的一面。

事实上，胡塞尔在对表象主义的批评中似乎显示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

“只要人们对此做出陈述，那么任何人都会承认：表象的意向对象与表象的现实对象以及在可能情况下的外在对象是‘同一个’，并且，对这两者进行区分是一件背谬的事情。如果超越的对象不是表象的意向对象，那么这个超越的对象就根本不是这个表象的对象。而且显而易见，这只是一个分析定律。表象的对象、‘意向’的对象，这就是并且也就意味着被表象的、意向的对象。”[124]

胡塞尔将意向对象和实在对象等同，看起来他是在赞同一种实在论的观点，即意向对象可以独立于意识行为而存在，这也总是被对胡塞尔做实在论解释的学者引为证据。但是这也只是片面地解释了胡塞尔对意向对象的看法，事实上，胡塞尔只是认为，如果意向的对象存在，那么它就是实在对象，但是，并非一切意向对象都是实在对象，因为如果一切意向对象都必然实际存在，那么我们无法解释对不实际存在的对象的意向行为，胡塞尔很快就认为，

“如果我们表象一个上帝或一个天使，一个智慧生物或一个圆的四角形等等，那么这个在这里被指称的和超越的对象恰恰是被意指的，因此是（只是用不同的语词来表述）一个意向客体；在这里，这个客体是否存在，是否被臆构，或者是否荒谬，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对象是一个‘单纯意向的’对象，这当然不意味着：它存在着，但只在意向（intentio）中存在（因而是意向的一个实项组成部分），或者在意向中存在着它的某个影子；而是意味着：意向、这个对一个具有如此属性的对象的‘意指’（‘Meinen’）存在着，但不是这个对象存在着。另一方面，如果意向对象存在着，那么不仅意向存在着，而且被意指之物也存在。”[125]

显然，胡塞尔的意向对象概念更多地是针对某种表象主义的说法，即将对象等同于意识的某个实项的组成部分的看法，他坚持，意识和对象的关系是意向的关系，而非实项内容中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意向对象是否实际存在，意向对象是否同时是实在对象，这对意识是否是意向的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对于实项现象学的考察来说，对象性本身什么都不是；一般说来，它是超越于行为的。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权利谈论对象性的‘存在’，无论对象性是实在的还是观念的，无论它是真实的、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行为都‘朝向对象性’。如果人们要问，不存在的东西或超越之物能够在一个它根本不在其中的行为中被看作是意向对象，这一点如何理解；那么对此的回答只能是那个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出的，并且事实上也是足够充分的回答：对象是意向的对象，这意味着，一个行为在此存在，它带有确定地被描述的意向，在这个确定性中的意向恰恰构成了被我们称作对这个对象之意向的东西。”[126]

看起来，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持一种形而上学中立的态度，这也正和我们上面所说的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对现象学的范围的划分有关，显然，意向对象并不属于现象学的范围，现象学的研究范围只局限于意识的实项的、描述的内容，现象学只对意向体验进行描述。

胡塞尔所持的形而上学的中立态度似乎可以避免“意向对象”所引发的困境，也可以解释“无所指的语词”所引发的困境，但是，正如萨哈维所说，这种态度将会在其它方面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之一是现象学无力区分幻觉和感知”[127]，这种无力也将反应在语言层面上，即，要确定索引词的意义，这是否依赖于所指的实际存在，对此，本文将在第四章中详加阐述。

第四节语力理论：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

在讨论胡塞尔的可表述性原则时，我们说及，胡塞尔认为，语言是对行为的表述，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一点，胡塞尔区分了三种“关于一个行为的表述”的意义：

1，被表述的行为是指赋义行为，即在狭义上被传述的行为；

2，被表述的行为是指我们正在体验的行为。比如，“我期望……”表述的是我的期望，“我判断……”表述的是我们的判断行为。胡塞尔认为，意义并不包含在这些被表述的内心体验中，因为：

1）我们对我们的内心体验做出判断，这和我们对外在事物做出判断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内心体验已经在反思性的感知，或者说，内直观中被立义，或者说，被对象化了；

2）听者即使没有做出此愿望，他也可以在同一意义上理解这个陈述。

3，在第三种意义上，“表述一个行为”与它的第二种意义类似，它关系到从属于相关行为的客体化行为。但是，在这里，它不将这些行为客体化，而只是实项地指示。以对感知的判断为例，我们所做的判断不针对感知，而只针对被感知之物，也就是说，我们不说，“我看到，书在桌上”，而说，“书在桌上”。

胡塞尔称第二种“关于一个行为的表述”为“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事实上，这个名称是不确切的，因为这第二种意义还包括对客体化行为的表述，它和第三种意义的区分并不在于：根据第二种意义，表述表达的是非客体化行为，而根据第三种意义，表述表达的是客体化行为；而在于：根据第二种意义，表述表达的是关于行为的行为，即二阶行为，一阶行为成为它的对象，而根据第三种意义，表述表达的是一阶行为。

我们还记得，我们可以把改造后的胡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概括为：表象行为是单纯的理解行为，它不是真正的言语行为，即以言行事行为，而是为言语行为做准备；判断行为并非和表象行为并列，从而为其他言语行为奠基，它就是一种言语行为，它和要求、愿望等其他言语行为处于同等的地位；所以如果将客体化行为理解为表象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说，判断行为不是客体化行为，它和非客体化行为都奠基于客体化行为；如果将客体化行为理解为判断行为，那么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之间的差别并非奠基性行为和被奠基行为之间的差别，而是不同的言语行为之间的差别。

上述的言语行为模式也正是美国哲学家塞尔的一般言语行为模式。和胡塞尔一样，塞尔也认为，言语行为只是一种意向行为，相对于感知等意向行为，它们甚至是被奠基的意向行为，他认为，“教学法的方向是根据语言解释意向性；逻辑分析的方向是根据意向性解释语言。”[128]语言源于并奠基于意向性，语言分析则是意向性分析的门径和范本。

如果根据这个一般的意向行为模式，那么我们就否定了判断的优先性，判断和要求、愿望等其他行为之间的差别只是质性的差别。然而，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并不这么认为，那么为什么胡塞尔仍然要将“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单独提出来讨论呢？并且他得出了与此完全不同的结论呢？

对祈使句、愿望句的讨论由来已久，它们是否和判断句具有同等地位？它们和判断句有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一直构成对逻辑学家的挑战。对胡塞尔来说，这些问题意味着，“无可置疑的是，各个表述所具有的意义就包含在有关行为的意向本质之中，这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明察；但是，哪一类的行为可以行使意指的功能，或者毋宁说，是否每一种行为在这一点上都是平等的，这个问题还根本没有被考虑过。”[129]

哪一类行为可以行使意指的功能？或者说，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意义的承载者？意义来源于什么样的行为？关于这一点，逻辑学历史中存在着两种观点：

1，一种观点是，任何行为都可以作为意义给予的行为起作用，我们可以将任何行为表述出来，这些被表述的行为就为相关的话语形式提供了意义，比如，判断为陈述句提供意义，愿望为愿望句提供意义。

2，另一种观点是，意义只局限在有限的行为种类中，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表述，但是，它是在这个表述中被认识为这样的行为，判断被认识为判断，愿望被认识为愿望，因而，这些行为只是这些表述的对象，它的意义并不来源于这些行为，而是来源于表述性的行为。

在胡塞尔看来，这个争论正好和逻辑学历史中的一个古老的争论相关，即，“疑问句、愿望句、命令句等等的特殊形式是否可以被看作是陈述，以及它们的意义因此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判断。”[130]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在话语形式上重复了上述争论。

争论的双方分别以亚里士多德和鲍尔查诺为代表，弗雷格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后一阵营。

亚里士多德认为，陈述就是判断某物存在还是不存在，它们做出判定，只有在陈述那里才能谈及真假；而对于判断之外的表述，比如一个愿望、一个疑问，它们根本不主张任何东西，人们不能够针对一个疑问发出这样的指责，即它说的是错误的，因为疑问和真假无关。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所有独立完整的语句的意义都包含在各种不同的心理体验之中，意义也包含在判断之外的其他心理体验之中，比如愿望、命令等等。如果用胡塞尔的话说，那么赋予意义的行为不仅仅是判断行为，这也就承认了非客体化行为也具有赋予意义的功能。

鲍尔查诺和一些近代哲学家则认为，意指仅仅是在判断行为或其表象性变异中进行。以疑问句为例，一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被表述出来，但只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即：这个问题被理解为问题，它在这个理解中作为说者的体验被提出并因此被判定为他的体验。鲍尔查诺说，“一个问题，例如‘一个圆的直径与圆的面积处在何种关系之中？’的问题，当然不会对它所提出的东西做出陈述，但它因此却仍然还陈述了某个东西，即我们的要求：我们要求在我们所提问的对象上获得教诲。它恰恰既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而如果这个通过提问所提出的要求被标明为是不正确的，那么它便为假。”[131]

根据修正过的胡塞尔的一般意向行为理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似乎应当是合理的推论，然而，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选择鲍尔查诺，这显然是因为，胡塞尔始终坚持认识的优先地位，意义的赋予行为只能是客体化行为，在客体化行为中，我们区分表述行为和直观行为，他们分别具有意义（Bedeutung）和意义（Sinn），认识只能是表述行为和直观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表述行为而言，那么，只有判断行为才能赋予表述以意义，其他行为，比如疑问、愿望，它们都不能赋予意义，并且表述思想。事实上，将语言的功能狭隘地局限在对世界的认识和描画上，这种观点这不仅是胡塞尔的局限之处，也是其他许多语言哲学家的局限之处，比如弗雷格和早期维特根斯坦。

这一论断和胡塞尔的意向行为结构模式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从这一结论出发，我们有两个选择：1，一种选择是将非判断句完全排除出研究的范围，但这个选择也同时否定，愿望语句、疑问句等具有意义，这显然是错误的；2，另一个选择是，我们可以将非判断句还原为判断句，并且确认，它们和判断句一样，也行使指称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点，胡塞尔选择了第二点，也就是说，他选择了鲍尔查诺。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将“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问题单独列为一篇，在对传统逻辑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反复辩驳中展开，以便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一篇无疑是《逻辑研究》中最为集中讨论一个问题的篇章，其中所体现出的论辩的复杂性也是非常突出的，在整理完胡塞尔的思路后，我有理由断言，胡塞尔事实上是将所要得出的结论始终作为预设和前提来使用。

为了方便和明晰起见，我们首先清理出鲍尔查诺的和胡塞尔在他基础上做出的一般解释：

1，正如上文所说，胡塞尔始终坚持，就表述行为而言，只有判断行为才是赋予意义的行为。之所以讨论“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这关涉到，“人们是否能够倡导这样一门学说，这要取决于对这个被谈论的问题的决断，这门学说是指：所有在意向与充实中的意指行为都属于一个种属——即客体化行为种属连同其符号行为和直观行为的基本划分——，或者毋宁说是取决于：人们是否必须决定，可以将任何一个种属的行为都看作是意义给予的和意义充实的行为。”[132]胡塞尔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2，根据第一点，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如果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要有意义，它们就能够还原为一个陈述句，并且其意义保持不变。我们可以将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补足为一个陈述句，比如疑问句可以具有“我询问，是否S是p”这样的完整形式，愿望句可以具有“我希望that S是p”这样的完整形式，原则上，如果语言具有足够的表述形式，那么一切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都可以转化为相应形式的陈述句，“人们始终可以找到一个与原初的问题式、愿望式等等‘本质上意味着同一个东西’的陈述，例如‘S是P吗？’就等于‘我期望知道’或‘人们期望知道，S是否是P’等等。”[133]在做出这样的转换之后，我们可以说，“这个语句的完整意义并不在于这个语句本身根据其语音所意指的东西，相反，这个完整的意义是受机遇所规定的，即受与当时的说话人的关系所规定的。”[134]

3，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将任何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转变成一个相应的陈述句，那么这个陈述句也要符合陈述句的一般规则，即它的意义是判断行为给予的，但是，判断行为本身并不成为这个陈述句所指称的对象。同时，陈述句总是关涉到某个对象性，这样，我们发现一个基本的区分：“那些在名称与陈述中‘被表述的’表象行为或判断行为虽然是意义给予的（或者说，意义充实的），但却恰恰并不因此而被意指；这些行为在指称和陈述中不是对象性的，而是构造对象的。另一方面则恰恰与此相反，我们在所有这些有争议的表述（指疑问句、愿望句等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引者注）上都发现，这些‘被表述的’行为对于我们来说是对象性的，尽管它们据说是意义给予的。”[135]

4，如果扩展到整个客体化行为，那么我们也要将疑问句转变后的陈述句纳入到一般的陈述句和直观的关系中。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直观为陈述奠基并且充实它。对于一般的陈述句，这里的直观是我们对外在对象的外直观，尤其是外感知；相应的，胡塞尔认为，在疑问句那里，这些表述总是伴随着相应的内直观，“在交往关系中，与命令一样，一些其他的有关的表述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即以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方式对听者说，说者在与他、即与听者的意向联系中进行被传述的行为（请求行为、祝福行为、哀悼行为等等）。只要每一种表述都能够完全有意识地承载这样的愿望，即：用这些表述来向他人进行传达，向他人告知本己的信念、怀疑、希望等等，所有这些表述便都有可能伴随着对这些内体验的反思行为，而且更进一步说，伴随着对内体验的直观的行为，这些直观行为使那些内体验与自我和那个被招呼的人发生联系。”[136]

据此，我们可以粗略地列出一般陈述句和祈使句的对比图：

句式

例句

转换后的句子

言语行为

被传述的行为

被表述的充实行为

对象

陈述句

马车夫约翰套车。

马车夫约翰套车。

判断

判断

对“马车夫约翰套车”这一事态的外感知

“马车夫约翰套车”这一事态

祈使句

马车夫约翰套车！

我命令，马车夫约翰套车。

判断

判断（广义的传述），命令（狭义的传述）

对我的命令“我命令，马车夫约翰套车”的内感知

“我命令，马车夫约翰套车”这一心理状态

我们可以将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补足为一个陈述句，比如疑问句可以具有“我询问，是否S是p”这样的完整形式，愿望句可以具有“我希望that S是p” 这样的完整形式，原则上，如果语言具有足够的表述形式，那么一切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都可以转化为相应形式的陈述句。在做出这样的转换之后，我们可以说，“这个语句的完整意义并不在于这个语句本身根据其语音所意指的东西，相反，这个完整的意义是受机遇所规定的，即受与当时的说话人的关系所规定的。”[137]

对于这样的还原，如果我们站在亚里士多德的立场，那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反驳：

1，上述转换应当同样适用于陈述句，那么“S是p”可以补足为“我判断，S是p”。但是，如果这种补足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将导致无限后退，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将“我判断，S是p”补足为“我判断，我判断，S是p”，以至无限。那么，对于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而言，这种补足是合理的，为什么对于陈述句，这种补足则是不合理的，它不仅导致无限后退，而且事实上改变了原初陈述句的意义呢？

2，根据鲍尔查诺的论证，疑问句的说出来的意义（S是p）和其实际的意义（我询问，S是p）不同。当然，在疑问句之中，疑问和疑问者的关系可以不表现出来，就像在陈述句之中，判断和判断者的联系也可以不表现出来；在某些情况下，说出来的意义（S是p）可以转变为补足后的意义（我询问，S是p），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说，说出来的意义完整地将单纯的问题（S是p）表述出来了。

3，在陈述句之中，陈述句传述说话者的判断行为，即，听者可以把说者理解为判断者，这一点可以由陈述句的语法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达到传述的效果；但是正如文章开头已经表明的，表述的传述行为并不构造这个表述的意义，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我们在孤独心灵的表述中并不传述，而这个表述所具有的意义和它在交往话语中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意义始终作为同一判断内容被包含在判断行为之中。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疑问句。我们可以将对陈述句的论证同样运用于疑问句，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孤独心灵的表述中还是在交往的话语中，我们都具有同样的内容，疑问句的交往功能并不参与构造疑问句的意义。尽管疑问句可以发生变异，即我们将注意力从单纯的愿望转移到被传述的怀疑这一心理体验，但我们也可以找到未发生变异的场合，比如自发的怀疑。

上述的反驳都关涉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即疑问的言语行为、愿望的言语行为等是否具有和判断的言语行为同等的地位。胡塞尔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针对上述反驳，胡塞尔坚持，

1， “陈述以及例如问题，对于这两者来说，境况仍然是不尽相同的。”[138]从陈述句“S是p”到“我判断，S是p”，不仅意义改变了，而且句子的真值也改变了，因为在“S是p”为真的情况下，“我判断，S是p”可以为假；对于疑问句则不然，它无关于真假，疑问句“S是p？”完全等同于“我询问，S是p”。另一个重要的辩护是，胡塞尔认为，针对于疑问句，它的意义恰恰不在于单纯的疑问，而在于对这些体验的内直观。

2，对内直观的反驳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愿望句总是将愿望作为指称的对象，那么在被陈述的判断的情况中，事情也应当是一样的，即当我们做出一个判断时，判断也应当内部地被感知。但是，这是错误的，如果有人判断“金是黄的，”那么他并没有判断，他随着金这个语词而一同具有的那个表象就是金。他判断的是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事态，而不是判断者的表象。所以对判断的指称不是判断，同样，对愿望的指称本身并不是愿望。胡塞尔则认为，上述指责可以肯定，并非每一个表述本身都预先设定了一个使被传述的体验成为对象的行为。然而，这一指责仍然没有证明：这些有争议的语句形式恰恰不是对各种体验的判断。胡塞尔说：“对一个愿望的指称还不会因此就是愿望；对一个愿望的体验并与此一致地对它的指称难道不恰恰也就是愿望吗？”[139]

3，这些有争议的表述都关系到缄默的主语：我。人们由此可以指责说，如果“要求”被视为一个客观的谓词，那么这个句子就不具有愿望或命令的意义。一个客观的责任被陈述，陈述者可以不体验一种构成现时责任意识的行为，比如一个人的意愿受其风俗品德的束缚而做出判断，此时他并不表述活生生的愿望。胡塞尔则认为，要求——谓语固然常常具有客观的意义和价值，但这并没有证明：这种情况不发生，就没有谓语陈述。交往关系中，人们总是用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方式进行被传述的行为，在此之中总是伴随着对内体验的反思行为。这不仅适用于交往性的陈述，也适用于孤独心灵生活中的表述。

由此，胡塞尔得出结论：

“那些对非客体化行为的所谓表述是在实践上、尤其是在交往上极为重要，除此之外，它们只是对客体化行为的陈述或其他表述的偶然的特别化。”[140]

简单地说，这些有争议的表述不过是一些特别的陈述句，“如果我们对陈述句和疑问句进行比较，那么我们不可以将判断与愿望相互并列，而只能将事态与愿望相互并列。”[141]即，它们之间存在的不是质性的差别，而是质料的差别，即，判断内容的差别。

事实上，胡塞尔对这种解释模式的有效性并不坚定，我相信，胡塞尔的这种模式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混淆了实行一个行为和描述一个行为的区别。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们可以将对非客体化行为地表述补足为一个陈述句，比如疑问句可以具有“我询问，是否S是p”这样的完整形式，愿望句可以具有“我希望that S是p”这样的完整形式，原则上，如果语言具有足够的表述形式，那么一切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都可以转化为相应形式的陈述句。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在一场战争中，上司A需要一匹马，于是他对警卫B说，“我命令，你给我一匹马。”警卫的正常反映是遵从上司的命令，到外面牵一匹马。如果马厩的管理者C知道上司知道马已经没有了，于是他可能对警卫说，“上司的命令真的是这样吗？”

显然，B和C对A的命令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B来说，A通过一个表述实行了一个命令行为，而对于C来说，他由于认为A的命令和他对马匹情况的知晓之间存在着矛盾，从而反思A的命令，并提出质疑。

对一个命令句的不同理解可以导致不同的否定方式，如果把它理解为言说者在给出一个命令，听者会说，“对不起，我不能做p”，对他而言，命题“我命令that p”和命题“p”是一回事，“我命令”只是对命令的强调，它可以通过其它手段，比如语气表现出来；而如果把它理解成，说话者只是在描述他的心理体验，那么听者会说，“你的命令不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日常语言，往往由于第一人称的使用，我们可能混淆一个“我命令，……”这样的命题的两种用法，而如果使用其它人称或专名，这种混淆的机会就会小一些。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可以用一些符号来代表说话者使用表述来实行的行为，比如，用├代表断定，用？代表疑问，用！代表命令。于是，我们可以将对同一个具有“我命令，……”这样的形式的命题做两种不同的理解，它们分别是！（p）和├（我命令，p）。

现在，让我们回顾胡塞尔对“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的论述。我们仍然以“马车夫约翰套车”为例，在一个具体的场合中，当我命令约翰套车时，我的表述可以符号化为！（马车夫约翰套车），而在反思中，我内直观到我的心理体验，并且把它作为我的判断所指称的对象，那么这个表述就可以符号化为├（我命令，马车夫约翰套车）。[142]

由此可见，胡塞尔对所谓“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的一般论述完全适用于├（我命令，马车夫约翰套车）这样的形式，而此时，这个命题并不是在实行一个命令行为，只是在描述一个命令行为。而当我们使用这类表述以实行某种行为时，胡塞尔的论述就不再适用了。胡塞尔在将命令句、愿望语句等这类表述转换为陈述句时，他已经悄悄地将问题转换了，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胡塞尔事实上是将所要得出的结论始终作为预设和前提来使用。

在陈述反对各种反对意见并且一一加以批判的过程中，胡塞尔事实上已经描述了这些可能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者可以指责胡塞尔，

“只要这个要求被视为客观的谓语并且本身事实上被附加进来，这个要求句就不具有一个愿望或命令的意义，或者它不仅仅具有这种意义。一个客观的责任可以作为有效的而被陈述出来，而陈述者本身却不必同时体验一种构成了现时责任意识的行为。如果我知道一个人的意愿受其雇佣关系或受风俗和品德的束缚，那么我便可以判断，他应当并且必定会做某些事情。但我并不因此而表述任何生动的愿望、欲求或要求。当然，要求——陈述在机遇性的功能中也可以被用来表述这类行为，例如，‘约翰应当套车了！’很明显，这里被表述的不只是客观的责任，而是我的意愿。它没有在这些语词本身之中得到表述，但却可能通过语调和状况而得到表述。 ”[143]

胡塞尔有时也接受了这种“客观的要求”和“生动的要求”之间的区分，比如，他认为，由第三个传递命令的人所使用，或者作为对法律中的立法意愿的表述就是这类“客观的要求”。

那么，为什么胡塞尔最终放弃了上述“客观的要求”和“生动的要求”之间的区分，并且认为，“生动的要求”可以转换为“客观的要求”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坚持这种区分，他就将不得不改变他所描述的一般的意向行为的结构：

（1）我们还记得，胡塞尔认为，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意向行为区分为两类：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其中，愿望、命令、怀疑等都属于非客体化行为，它们没有自己的质料，而是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上，借助于这个客体化行为的质料而与对象发生关联；表述行为属于客体化行为，它具有自身的质料，即意义，并通过意义和对象发生关联，所以在语法形式上，它只能表现为陈述句，只有陈述行为才是赋义行为，是意义的承担者。正是基于此，胡塞尔才认为，一切“对非客体化行为的表述”都可以转化为某种具有“我希望……”、“我命令……”、“我怀疑……”等形式的陈述句，并且这些陈述句也符合一般表述所具有的指称模式。显然，在这个框架内，胡塞尔认为，愿望、命令等行为都不能赋予意义，他无法解释“├（p）”、“？（p）”、“！（p）”这样的语法形式。

（2）胡塞尔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将质料和质性放在同等的本体论地位上，它们都是我们的意向行为的抽象因素，它们的结合就是意向本质，所以，他称质料为狭义的意义，而称意向本质为广义的意义。然而，在“├（p）”、“？（p）”、“！（p）” 这样的语法形式中，质料被表述，质性则是被显示，只有在“我希望……”、“我命令……”、“我怀疑……”等形式的陈述句中，行为的质性才得到表述，并成为二阶的判断行为的意义或质料。在客观的要求、希望等中，我们说，这些句子都是判断句，差别在于质料；而在生动的要求、希望等中，我们说，这些句子分别实行了不同的行为，即差异在于质性，而非质料。

随着思想的逐渐成熟，胡塞尔意识到，他在《逻辑研究》中对这类特殊表述的分析是错误的，在1913年，当他修订《逻辑研究》时，他宣称，“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版发表之后不久，我就已经改变了我对疑问句和愿望句之现象学阐述问题的态度。”[144]尽管如此，胡塞尔的认识论中心立场使他错失了对言语行为的恰当分析，而这项工作要等到奥斯汀才得以可能。

第四章小结：《逻辑研究》中意义理论的困境

如果上文所述符合胡塞尔的意义理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意义理论，尤其是名称的指称理论，在其基本结构上都延续了弗雷格的基本框架。

一些分析哲学家称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为内在主义的意义理论，相对于外在主义的意义理论，它坚持两个基本原则：1，意义是某种心智实体；2，意义决定指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称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意义理论为内在主义的意义理论。

塞尔曾经这样描述内在主义者，

“总是根据说者和听者头脑中的某种心智状态——把握一个抽象实体，或简单地说，具有某个意向内容的心智状态——说者和听者能够理解语言的指称，弗雷格式的和这里的对意义的说明在这个意义上是内在主义的。”[145]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也正是这样认为的：1，意义是意指行为的种类，在具体的表述行为中，说话者通过意指行为的意向本质指称对象；2，根据我们所总结的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指称理论第五点，胡塞尔认为，意义不仅是表象对象的方式，而且它决定了它所指称的是哪一个对象，即它是将一个个别对象从其他对象区分出来的充分必要条件。通过意义，说话者指称某个特定的对象。换一个简单的说法：不同的意义可以指称同一个对象，比如“耶拿的胜利者”和 “滑铁卢的失败者”意义不同，指的却都是拿破仑；同样的意义却不可以指称不同的对象。

针对这两点，尤其是第二点，许多外在主义者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塞尔《意向性》一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站在意向性理论的立场回应这些挑战，我们认为，至少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无力回应这些挑战，他自己也在许多场合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也正是促成他走向先验现象学的一个动机。

第一节意义的本体论地位与意向对象

我们首先分析第一个基本原则，即意义的本体论地位。

一、意义的本体论地位

根据第三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具体的意向行为包括描述内容、意向内容和意向对象，其中，描述内容本身并非意向的，它不是构成行为为意向的因素，描述内容的变化不会影响这些行为仍然是同一种类的行为；同样，意向对象的实际存在也和行为是否为意向行为无关，意向行为可以指向一个不实际存在的对象；所以，胡塞尔认为，是行为的意向内容使得行为成为意向的。胡塞尔进一步从意向内容中区分出质性和质料，质性表示的是行为的类型，它可以是感知、愿望、判断等等，而质料则是行为中确定以何种方式将对象把握为何物的行为特性，质性和质料相互不可分离，它们共同构成行为指称对象的方式。正是质性和质料的结合使得行为成为意向行为，相对于行为的描述性内容，

“只要我们现在（正如我们将要听到的那样）必须将质性和质料看作是一个行为的完全本质性的并因此而永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么合适的做法便是将这两者的统一（它只构成完整行为的一个部分）标识为行为的‘意向本质’”[146]。

也就是说，质性和质料的统一体就是意向行为的本质因素。

如果我们将对一般的意向行为的分析运用到对表述行为的分析上，那么我们可以说，

“只要涉及到那些在表述时作为或可以作为赋予意义的行为而起作用的行为……，我们就应尤为特别地谈及行为的‘合乎意义的（bedeutungsm??ig）本质’。”[147]

这个所谓的合乎意义的本质，或简称为意义本质的东西就是赋义行为的意向本质。而根据我们在论述意义的本体论时的成果，我们曾经看到，胡塞尔将观念的意义当成意指行为的种的同一性，观念的意义和意指行为的关系就像红本身和具体的红的关系，观念的意义要成为我们的对象，这需要我们反思我们的意指行为，同时进行观念化行为。这样，如果说意义本质就是意指行为的本质因素，那么，“对这个本质的观念化抽象产生出在我们观念意义上的意义。”[148]

现在，我们看到，质性和质料的统一体，即意向本质，它的本体论地位存在着一个悖论。

一方面，胡塞尔从一开始就区分了行为的描述内容和意向内容，

“我们将一个行为的实项现象学内涵理解为这个行为所具有的无论是具体部分还是抽象部分[149]的整体观念，换言之，实项地建造着这个行为的部分体验的整体概念。阐明和描述这些部分，这是在经验观点中进行的纯粹描述心理学分析的认为。”[150]

行为的描述内容或实项内容是一个具体行为的经验内容的整体，显然，它只是相对于某个独一无二的行为的，它是不可以被诸多行为所共同具有的，就像你不可能具有我的心理经验一样；相对于描述内容，行为的意向内容是可以分享的，正如上文对行为的质性和质料的分析所显示的，同一个质性可以在质料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不变，同样，同一个质料可以在质性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不变，而相对于变化的行为的描述性内容，行为的意向本质可以保持不变，诸多行为可以拥有同一个意向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行为的意向内容是观念的。

另一方面，胡塞尔又总是认为，行为的质性和质料是具体的行为体验的一部分，“质料意义上的内容是具体行为体验的一个成分”[151]，这一规定对质性同样有效，“行为质性无疑是行为的一个抽象因素，这个抽象因素如果脱离开任何质料就绝对无法想象。”[152]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说及，胡塞尔认为，行为的描述内容包括行为所具有的具体部分和抽象部分，如今，胡塞尔又认为，行为的质性是行为的抽象因素，那么，看起来，行为的质性和质料都是行为的抽象内容，这样，感觉材料和质性、质料的差别就不是描述内容和意向内容的差别，或实项内容和观念内容的差别，而是描述内容内部的具体内容和抽象内容的差别，在此，抽象内容的抽象性只意味着这些内容是非独立的，不能脱离其它内容而独立自存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才可以说，如果我们考虑表述行为，那么，我们可以将表述行为的意义本质等同于这些行为之中构成观念意义之实项现象学相关物的东西，这样，意义本质，或者说，表述行为的质性与质料和观念意义本身就是种差和种的区别了，一方面，对这个意义本质的观念化抽象产生出了观念意义，另一方面，“‘这个’判断或‘这个’陈述的同一性在于同一的意义，这个同一的意义恰恰作为同一个东西而在杂多的个别行为中重复出现，而且它在这些行为中是由合乎意义的本质来代表的。”[153]如果这样来理解行为的质性和质料，似乎胡塞尔的看法是，它们本身并非观念的，而是实项的，只有对它们进行观念化抽象，我们才能获得观念意义。

这样，胡塞尔的行为的描述内容和意向内容的区分、作为描述内容中抽象内容的质性与质料和观念意义的区分，这两个区分之间构成了冲突，我们如何来理解胡塞尔的意向本质的本体论地位，这成了一个问题。

史密斯和麦金太尔建议，我们可以区分实项的质性、实项的质料和观念的质性、观念的质料，它们是种差和种的关系，并且，我们可以总是称后者为意向内容。[154]

史密斯和麦金太尔的建议并不能完全调和胡塞尔的矛盾之处，因为，如果我们始终区分实项的质性、质料和观念质性、质料，那么我们在具体的表述行为中无法找到观念的意义，行为和对象的指称关系就不是观念的意义和实在对象的关系，而是行为的描述内容和实在对象的关系。这里似乎又陷入了古老的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之争，事实上，许多学者就各执一端，分别以这两种模式来解释胡塞尔《逻辑研究》中意义的本体论问题[155]。

为了缓和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矛盾，我们可以坚持第一种区分，即行为的描述内容和意向内容的区分，并且将意向内容理解为观念内容，我们可以放弃意义的观念的种类性规定，而将意义规定为行为中的观念内容，行为总是通过它的观念内容来指称对象的，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种的意义的中介理论，这种中介理论和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不讨论意义的本体论问题的基础上接受我们上文已经勾画的胡塞尔的指称理论。

我们可以坚持，尽管在具体的行为中，我们所指称的是实在对象，但在对行为的反思中，我们可以将行为的观念内容作为对象来把握，并且可以对观念内容的结构进行分析。

然而，这种选择和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许多论述是不符的，在《逻辑研究》的大多数行文中，胡塞尔仍然认为，意义的观念性是种类意义上的观念性，为了保证意义相对于杂多行为的同一性，胡塞尔不得不规定，意义是诸多意向行为的种类。

事实上，正是因为胡塞尔对意向内容的本体论地位的规定晦暗不清，他也在许多场合将意义和意指行为相互转换，比如，他说，

“一个表述只有通过它的意指才能获得与对象之物的关系，因此可以合理地说，表述是借助于它的意义来称呼（指称）它的对象，或者说，意指的行为就是意指各个对象的特定方式。”[156]

如果在《逻辑研究》中，行为的观念意向内容是它的种类或者类型，即意向本质，行为的意向性是它以某种方式指向的属性，那么我们可以说，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意向性理论是一种许多哲学家所谓的“副词”理论。[157]比如，根据意义的副词理论，我们就可以看到，看这只乌鸦的行为就是“（看这只乌鸦）地（－ly）”意向，并且由此有某种类型的经验，一种“看这只乌鸦”类型的经验。根据这种理论，意向性是行为的属性，是一个复杂的性质或者类型，它不需进一步的本体论的分析。将意义理解为行为的类型，这和胡塞尔对“自我”的理解是一致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反对那托普所坚持的新康德主义。在新康德主义看来，纯粹自我意味着一个统一的关系点，所有意识内容都以某种完全特殊的方式与这个关系点发生联系，这样，意识就是与自我的关系，借用康德的话，我们可以说，自我伴随着一切意识，自我是一切意识的不变的中心。对那托普来说，自我的存在是一个在直接直观中被给予的事实。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在新康德主义看来，自我和意识的关系是同一和差异的关系，自我是杂多意识中的同一物。

然而，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认为，如果我们坚持现象学的描述，那么我们根本无法将自我的存在当作被给予的事实，它只能在间接的思想中成为对象，“我现在当然必须承认，我无法将这个原始自我绝对地看作是必然的关系中心。”[158]如果我们还保留“自我”这个名称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将自我看作是意识的统一体，也就是说，自我只不过是诸多体验的集合，我们可以“将自我看作是在意识统一中作为体验的个人主体而构造起来的连续的事物性统一”[159]。

如果我们说，在新康德主义看来，自我和意识体验的关系是同一和差异的关系，那么，在胡塞尔看来，自我和意识体验的关系就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这一对自我的规定是和胡塞尔的意义的副词理论一致的，

“自我表象一个对象，它以表象的方式与一个对象发生关系，它具有作为其表象客体的对象——这个命题所陈述的东西与以下命题相同：在现象学的自我中，在这个具体的体验复合体中，某个根据某种类特征被称作‘对有关对象之表象’的体验是实项当下的。同样，自我对对象做判断，这个命题也就相当于：在自我中，有关带有这样或那样规定性的判断体验是当下的，如此等等。”[160]

意义的本体论地位是什么？诸多学者对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有不同的理解，另一种可能的态度是，我们可以暂时不谈论意义的本体论地位，而这并不影响它的逻辑功能。塞尔曾经认为，我们可以不接受弗雷格对意义、思想的本体论规定，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接受他对意义和所指的区分。出于对心理主义批判，弗雷格坚持，意义和思想是抽象的实体，它们处于第三领域中，是超时空的，人际交流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听者和说者都可以通过表述把握这同一个抽象实体。弗雷格对思想和意义的本体论规定带来了无穷的争论，许多哲学家认为，他提出了某种神秘的形而上学假设，对此，塞尔建议，分享同一个意义的可能性并不需要假定某种抽象实体，这就像是，我在贝克莱山散步，而你也在同一座山上散步，我们无需假定我们共同具有同一个散步，同一个抽象实体。[161]

然而，对于严格的副词主义者，意向性不能用关联词项来分析。如果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坚持意向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关联的，倘若意识总是关于或关涉某物的，那么他所提供的分析就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将《逻辑研究》中的意义理论，尤其是指称理论解释为意义和它所指称的对象之间的意向关系。

二、无所指的指称

根据胡塞尔指称理论的第八点，我们可以看到，胡塞尔明确指出，行为指称的对象可以不存在，这并不影响到行为的意向性，一个行为仍然是一个指称行为。然而，如何理解一个无所指的指称行为呢？

无所指的指称现象通常表现在复合表述上，比如“金山”、“圆的方形”，所以从复合表述出发是合适的。

为什么有些复合表述有意义，而有些则没有意义？对此问题，胡塞尔给出的回答是，前者的复合符合纯粹逻辑语法。胡塞尔并没有给出纯粹逻辑语法的所有细则，然而我们可以通过他给出的一个例子给予说明：

“我们现在考虑一个例子。‘这棵树是绿的’这个表述是一个统一的有意义的表述。如果我们在形式化的过程中从被给予的意义（独立的逻辑命题）过渡到相应的纯粹意义内涵，过渡到‘命题形式’，那么我们就获得‘这个S是p’这样一个形式观念，它在其范围中所包含的全都是独立的意义。现在很明显，可以说对这个形式的质料化、对规定着这个形式之特殊化的各个命题的质料化能够以无限多的方式进行，但我们在这里并不自由，而是被束缚在固定的界限上。并非任何一个随意的意义可以取代S，而且并非任何一个随意的意义可以取代p、我们可以在这个形式的框架内将‘这棵树是绿的’这个例子改变为‘这个金子’、‘这个阿拉伯数字’、‘这个蓝色的乌鸦’等等‘是绿的’，简言之，我们可以用任何一个随意的、在某种扩展了的意义上是名词的质料来替代S，同样也可以用任何一个随意的形容词质料来替代p：我们而后还可以一再地获得一个统一地有意义地意义，并且获得一个具有以上形式的独立命题——但一旦我们不遵守意义质料的范畴，这个意义统一便会丧失。凡一个名词质料所在之处，任何一个随意的名词质料都可以在此，但一个形容词的质料或一个关系质料或一个整体陈述的质料都不能在此；但这些范畴的一个质料所在之处，这样的一个范畴却可以一再地在此，即是说，在此地永远是这一个范畴的一个质料，而非其他范畴的质料。这一点对所有意义都有效，无论它们的构形有多么复杂。”[162]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以下几个步骤：1，选取一个有意义的表述，比如“这棵树是绿的”；2，将这个有意义的表述形式化，由此得出这样的形式观念，即“这个S是p”，其中填充S的只能是名词质料，填充p的只能是形容词质料；3，将这个形式质料化，由此形成具体的命题，如果填充S的是名词质料，并且填充p的是形容词质料，那么这个命题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胡塞尔甚至认为，

“尽管在对质料范畴之内的质料进行自由交换的过程中会出现错误的、愚蠢的、可笑的意义（整个语句或可能的语句环节），但这里所产生的必然是统一的意义，或者说，这样一些语法表述，这些表述的意义可以得到统一的实施。”[163]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从第一步到第二步是形式化的过程，从第二步到第三步则是质料化的过程。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四方形是圆的”这个表述是有意义的，尽管它是矛盾的，而根据质料变更的原则，我们可以将它转换为“一个圆的四方形”，并且保证了转换后的表述仍然有意义。

然而，为什么要从“这棵树是绿的”这个表述出发呢？为什么这个表述是有意义的呢？如果我们声称，它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符合纯粹逻辑语法，那么这只是个循环论证，因为确证它有意义正是形式化的基础。

我们看到，胡塞尔之所以选择述谓句为例，这是因为，他认为，述谓句是最基本的句子，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认为，“是”判断和“具有”判断一样，都是最基本的判断，而之所以它们是最基本的判断，这只是因为它们最接近经验，它反映了基底（Substrat）和属性的关系。我们看到，在胡塞尔那里，不仅有一条从意义通往对象的道路，也有一条从对象通往意义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称，在胡塞尔那里，先验的直观主义依然战胜了形式主义，

“意义的‘纯粹’形式表面看来是独立于正在实现的直观，它们总是作为‘空洞’的或被禁止的意义，总是受制于对对象关系的认识论标准。‘圆是方的’和‘绿是或者’或‘驱病符’（abracadabra）（胡塞尔有些过急地把这两个例证接近起来，但可能还没有足够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异）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对对象的关系和对统一直观关系的形式只是在第一个例证中才显现出来。这种目标在此总是让人失望的，但这个句子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另一种内容悄悄溜进这种形式中（S是p），这另一种内容可能让我们要认识和看一个对象。‘圆是方的’这个富于意义的表述，并没有可能的对象，但它只是在它的语法形式容忍对对象关系的可能性时才有意义。”[164]

由此可见，在胡塞尔的意义理论中，胡塞尔也潜在地以可证实性来规定意义。一方面，意义的区域要比直观的区域宽泛得多，也就说，在意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乏 “实在性”和“可能性”的复合意义，它们缺乏可能的充实；另一方面，语词总是具有行使现时指称功能的可能性，尽管有些称谓意义不可实现，它们是“空乏的伪称”[165]，但意义领域是以直观领域作为范本的，无所指的语词之所以是有意义的，只是因为它仍然指称，它是以有指称对象的语词作为范本而有意义，由此，我们才能获得用语词描述世界的功能。

这样，我们必然回溯到最简单的意义，它们和对象的关系是语词和世界联接起来的地方，

“仅仅只是在原始类型方面才有可能并且也必定存在着平行性，因为所有原始的意义类型都‘起源’于相关直观的充盈之中；或者更清楚地说：由于这里所说的只是被合并之物和需合并之物的相容性与不相容性，所以，简单的意义，作为对一个简单之物的表述，永远不可能是‘想像的’”[166]。

由此，我们可以改造日常语言的缺陷，和弗雷格一样，胡塞尔认为，“逻辑合适的语言之理想是这样一种语言的理想，它能为所有可能的材料和所有可能的范畴形式创造出单义的表述。”[167]

胡塞尔所描述的理想语言似乎暗示，意义和所指的区分是不重要的，或者说，意义和它所指称的对象是一一对应的，这个论调和罗素批评弗雷格的论调是一致的。如果胡塞尔坚持他所谓的理想语言模式，那么，意义和所指的区分就是多余的了，而这将和上述胡塞尔对意义和所指的区分相矛盾。

三、意义的副词理论和意向关系

在对胡塞尔的指称理论分析之后，我们清晰地看到，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坚持的形而上学的中立态度给他的意义理论和意向性理论带来了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可以将胡塞尔的矛盾之处总结为：

一方面，胡塞尔的意义的副词理论可以解释，尽管一个表述没有指称对象，它仍然可以有意义，因为，一个表述指称对象，它根据它所具有的意义而以某种方式与一个对象发生关系，这无非意味着，说话者具有某种类型的体验。比如，我想象，孙悟空大闹天宫，虽然孙悟空并不实际存在，这并不妨碍我具有“以‘孙悟空’的方式想象”这一意识行为方式；但是，如果对象不存在，那么我们无法宣称指称或意向为一种关系，因为根据意义的副词理论，我的意识行为的意向性完全根据我的心智的、内在的形态来规定，我们无法说明它的对象性方面，即，我们无法解释自我和对象的关系，而一种关系总是需要两个相关的因素实际存在；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总是坚持指称或意向为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关系，那么对象必然实际存在。据此，我们可以很好地说明在现实世界中的意向经验。然而，我们很难解释在非现实世界中的意向经验，比如梦、幻象等等，因为这些意向经验所意向的对象不存在；我们甚至不能称它们为某种自我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似乎很难将幻象、想象等意识行为当作意向行为了，而根据意义的副词理论，我们必然承认它们是意向行为，因为它们具有意义。

我们也许可以将对象存在的意向行为和对象不存在的意向行为区分开来，从而给出不同的理论解释，这样的解释不是胡塞尔所能够接受的，因为，它必将导致意向性理论分裂为不可通约的两种理论。[168]

贝尔认为，任何关心意向性理论的人都迟早会遭遇这个两难处境，他把它总结为“或者意向性是一种真正的关联现象，据此，它需要被意指的对象的实际存在；或者意向性只是准－关联的，据此，它可以说是刻画了心智行为，即使没有相关的实际对象存在。”[169]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节内在主义的意义理论与确定的指称

外在主义的意义理论对内在主义的意义理论的攻击主要集中在第二点，即意义决定指称，人们也常称此问题为“特指性问题（Particulatiry Problem）”。意义决定指称，这意味着意义是指称某个特定对象的充分必要条件，指称总是确定的指称。

胡塞尔在某些场合也似乎谈及不确定的指称，比如，他说：

“在欲求和意愿的领域中也可以做类似的阐释。如果人们发现，这里的困难在于，似乎并非每一个欲求都要求一个与被欲求之物的有意识关系，因为我们常常活动于一些含糊的要求与渴望之中而且追求的是一个未得到表象的终极目标；并且，尤其是如果人们指明那些自然本能的广泛领域，这些本能至少在原初时缺乏有意识的目标表象，那么我们会回答说：或者在这里仅只存在着欲求感觉（我们可以根据类比来谈论欲求感觉，但不必主张，这种感觉属于一个本质上新的感觉属），即存在着那种确实缺乏意向关系并因此而在属上有异于意向欲求的本质特征的体验。或者我们说：这里所涉及的虽然是意向体验，但这些体验[应当]被描述为具有不确定朝向的意向，在这里，对象朝向的‘不确定性’不具有匮乏（Privation）意义，而是必然标识着一个描述性的特征，亦即一个表象特征。所以，当‘某物’在动，当‘它’簌簌作响（‘es’ raschelt），当‘有人’摁铃以及如此等等时，我们所进行的表象，亦即那个先于所有陈述和所有动词表述而进行的表象，也是一个带有不确定朝向的表象；而这个‘不确定性’在这里属于这样一些意向的本质，这些意向的确定性恰恰在于，表象一个不确定的‘某物’。”[170]

显然，胡塞尔对如何理解这些不确定的表象非常犹豫，他甚至怀疑是否能够将它们视作意向行为。在大多数场合，胡塞尔总是在确定的指称的情况下谈论指称和意向的，这一点我们在讨论他的指称理论是已经指出，问题是：在每一种场合中，表述的意义都可以凭借自身决定表述行为指向某个特定的对象吗？

一、确定摹状词的指称性使用和归属性使用

在“指称和确定摹状词”一文中，唐纳兰对上述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唐纳兰区分了确定摹状词的两种不同的用法，他分别称它们为“指称性用法（referential use）”和“归属性用法（attributive use）”，

“在一个论断里以归属方式使用一个确定摹状词的说话者，述说有关凡是如此这般的（适合该摹状词的）人或东西的某件事情。另一方面，在一个论断里以指称方式使用一个确定摹状词的说话者，使用该摹状词以便使其听者能够辩认出他在谈论的是谁或什么东西，并且，这个说话者述说有关那个人或那个东西的某件事情。在第一种情形下，确定摹状词的出现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说话者想要断定有关凡是适合那个摹状词的东西或人的某种事情；而在指称性用法中，确定摹状词仅仅是用来完成某一任务的工具（引起对一个人或一个东西的注意），并且，一般地说，也可以用任何其他的指称手段（如另外一个摹状词或一个名称）来完成同样的任务。在归属性用法中，把确定摹状词所描述的如此这般的性状进行归属是至关重要的，而在指称性用法中则并非如此。”[171]

唐纳兰以一个简单的句子“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丧心病狂的”来说明同一个确定摹状词的两种用法。假设人人都喜欢史密斯，可是他被人凶残地杀害了，我们会说，“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丧心病狂的”。在这里，我们是以归属性的方式来使用“杀害史密斯的凶手”这个确定摹状词的，因为我们可能不知道杀害史密斯的凶手具体是哪个人，只要那个人杀害了史密斯，我们所指的就是他，。相反，在某些场合，我们则使用这个句子来告诉我们的听者，我们心目中所指的是哪个人。比如，某个叫琼斯的人被指控杀害了史密斯，并且受到审判，在法庭上，我们可以指着琼斯说，“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丧心病狂的”。在这里，我们用这个摹状词来指称琼斯，这就是这个确定摹状词的指称性用法。

为了表明这两种确定摹状词的用法是不同的，我们还可以假设，史密斯被人杀害了这件事其实是一场误会，实际上史密斯是自杀的。在这两种情况中，通过使用这个确定摹状词“杀害史密斯的凶手”，说话者都假定有一个凶手；但是如果这个假定是假的，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在归属性用法的情况中，如果没有凶手，那么这句话无所谓真假；而在指称性用法的情况中，即使没有人适合我们所使用的摹状词，在法庭上，人们仍然可以明白，说话者用这个确定摹状词指的是琼斯。我们可以总结说，

“形如‘该（the）φ是ψ’的语句具有两种用法。在第一种用法中，若没有任何东西是该φ，则没有任何东西被说成是ψ；在第二种用法中，没有任何东西是该φ这一事实并不具有这种后果。”[172]

唐纳兰进一步指出，确定摹状词的两种用法还存在着某些细微的差别。指称性用法和归属性用法都预设，有某人或某物适合这个确定摹状词，但是，在指称性用法的情况中，事情则不限于此，说话者还预设了某个特定的人或事物，它适合这个摹状词。比如，对于“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丧心病狂的”这句话而言，当我们以归属性的方式使用它时，我们只是预设了总有某个人，他杀害了史密斯，但说法者没有凶手具体是谁的意思。而在指称性的用法中，说话者不仅预设了有一个人，他杀害了史密斯，而且认定凶手就是琼斯，这样，唐纳兰说，

“为了知道一个人在使用‘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丧心病狂的’时做出了‘琼斯是杀害史密斯的凶手’这一预设，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人在以指称方式使用该摹状词，还要知道他在指称谁。单独的一个语句不会告诉我们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点。”[173]

这样，唐纳兰证明，在确定摹状词的归属性用法中，说者使用摹状词来“指称”对象，但是这个指称不是确定的指称，它不足以使说者和听者能够确定某个具体的对象；而在确定摹状词的指称性用法中，说者不是借助于摹状词的内容，而是语境来确定他要指称的具体对象。

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内在主义意义理论不足以解释确定摹状词的这两种用法，他只是认定，确定摹状词不仅指称对象，而且指称某个特定的对象，意义是指称某个特定对象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事实上，根据唐纳兰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确定摹状词指称某个特定对象，这就是它的指称性用法，而它的指称性用法不能完全根据它的语词意义来决定，而要依赖于说话的语境。

二、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

事实上，胡塞尔在论述索引词（Indexical）时就已经注意到，语词的指称功能往往需要依赖说话的语境，他把称索引词为“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Wesentlich okkasionelle Ausdrücke）”。

胡塞尔论述表述时，他的范本是理论科学的命题或陈述客观事实的话语，它们的意义真正具有观念的稳定性、统一性，它们基本上属于胡塞尔在后面所说的客观的表述；但是有一类表述不同于这些客观的表述，它们的意义会随着说者及其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尽管如此，胡塞尔依然把它们称为表述，这类表述叫做“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

胡塞尔分别为客观的表述和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下了定义，他认为：

“我们将一个表述称之为客观的，如果它仅仅通过或能够仅仅通过它的声音显现内涵而与它的意义相联系并因此而被理解，同时无须必然地观看做陈述的人以及陈述的状况。” [174]

典型的客观表述莫过于理论表述，也就是“抽象”科学的原理和定理、证明和理论建立于其上的那些表述。以一个数学表述“2+2=4”为例，这一表述无论是你、他还是我说出的，也无论是今天、明天，还是任何一个时刻被表述出来，它的内容都保持同一。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则与此不同，

“另一方面，我们将这样一种表述称之为本质上主观的和机遇性的表述，或简称为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这种表述含有一组具有概念统一的可能的表述，以至于这一表述的本质就在于，根据机遇、根据说者和他的境况来决定它的各个现时意义。”[175]

这也就是说，一方面，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是一种表述，它具有意义；另一方面，它的意义不同于客观的表述的意义，它不是客观的、独立的，而是本质上机遇性的、偶然性的。也就是说，这种意义从本质上涉及到说者及其所处的环境，由此才能获得完整性。它的外延非常广，包括代词、时间和空间副词、时态以及关于主体转瞬即逝的心理体验的表述。

（一）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多义词和专名

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的意义是模糊的，容易和其他一些类型的语词的意义混淆，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和多义词做出区分。

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和客观的表述的区分表明了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所包含的意义的机遇性和偶然性，而我们语言中的多义词的意义也是多样的、变化的，胡塞尔对它们两者做了区分。

多义词的多义性是非本质的、偶然的，它无非是多个意义偶然地寄居在同一个感性载体之上。德语中的“Hund” 一词既可以表示狗，也可以指一种小矿车，这种多义性并不影响其中任何一个意义的观念统一性。从实际上说，为了获得多义词在具体语境中的确切意义，我们也需要参考这一表述所处身的环境，但是，这种参考只是在多种本质上毫无关联的意义中选择契合具体语境的一种，在选择中，任何意义都仍然保持它的观念性和客观性；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赋予每一个意义以不同的感性载体而丝毫不影响意义本身。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则并非如此，它的意义的机遇性和偶然性是本质性的。从实际上说，为了获得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在具体情况下的确切意义，我们需要考虑到说者及其所处环境，但是，这种“考虑到”并非上述的“选择”，因为它的意义的完整性的获得依赖于此环境，随着环境的变化，此意义也发生变化；从理论上说，我们也无法将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的多个意义分别置于不同的感性载体之上，这种多义性是“一些不可避免的多义性，这种多义性是无法通过人为的措施与协定而从语言中删去的。”[176]

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与专名在和对象的关系上则有同有异。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和专名一样，都和对象发生最直接的关联，只要专有名称是在本真的意义中起作用，它就和那些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的作用非常相似，因为专有名称也“直接地”指称对象。专有名称和“这个”一类的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都并非通过对对象的属性的描述来意指对象，它们的意义在于一种对这个对象的直接意指，但是这种意指本身又并非那些充实这种意指的直观行为。不过，这两者也存在着本质的区分：一方面，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譬如“这个”）在意指对象中带入了某种间接性和复杂性的因素，这种因素是在此意指行为之中的稳定的、不变的形式因素，专有名称则无；另一方面，专有名称和对象的联系更为紧密，作为固定的命名，专有名称从属于它的对象。人名“汉斯”从属于汉斯这个人，名称“马德里”从属于马德里这座城市，这种关系是长久性的，“这个”一词和它所意指的对象的关联则是短暂的，随着说者及其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177]

（二）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有两种意义

最有代表性的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要算是包含有人称代词的表述了。胡塞尔解释到：

“‘我’这个词在不同的情况下指称一个不同的人，并且它是借助于不断更新的意义来进行指称的。它的意义每一次是什么，这只能从生动的话语中以及从它所包含的直观状况中才能得知。如果我们读了‘我’这个词而不知道写这个词的人是谁，那么这个词即使不是一个无意义的词，也至少是一个脱离了它的通常意义的词。”[178]

一方面，当一个包含有人称代词“我”的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被一位说者说出时，听者并不会把它理解成为一段毫无意义的物理声音，它向听者表明，它标示的正是说者本人，这是这一表述的一般性功能；但是，另一方面，它所包含的意义是残缺的，只有当听者对说者拥有了表象（无论是直观还是想象、回忆），这一残缺的意义才得以完整。这种残缺性是本质上的，胡塞尔举了一个例子：说者当时说“我很愉快”，听者领会到说者意指的是说者本人在说话的当下感到很愉快，对这一层次的领会，听者并不需要在场，但是他所领会的意义是不完整的，为了使其完整，听者需要对说者及其所处环境有所直观，无论是当下的感知，还是再现的想象和回忆。“我”无法被一个客观的表述所代替，用“这个当时标识着自己的说者很愉快”来代替“我很愉快”，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

和人称代词一样，指示代词也是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词。“这个”这一指示代词被说出时，它首先使听者意识到，说者指的是某个处于他直观领域或思维领域中的东西，说者通过这一词将这个东西指给听者看。但是“这个”一词的意义对于听者来说仍然是残缺的，只有在听者对说者通过这一指示代词所指示的对象性相关物有了表象的情况下，这个词的完整的和真正的意义才能得到阐明。

除了人称代词、指示代词，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领域还包括“这里、那里、下面”等这样一些表示与主体有关的方位词，以及“现在、昨天、明天、后来”等这样一些表示与主体有关的时间词。胡塞尔以方位词“这里”为例，这个词向听者标识出说者所具有的范围模糊的空间环境，听者通过这个词领会到它的普遍概念性的意义。但是，它的特殊化的意义将随着说者及其所处的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要获得这个词的本真意义，我们依然必须参考在当时对这个地点的表象才能构造起来。

定冠词的使用也与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紧密相关，“所有与定冠词的联系也是如此，在这些联系中，定冠词只是通过种类概念或属性概念而与个体之物发生联系。”[179]胡塞尔举例说，如果当今德国人说“这个”皇帝（der Kaiser）,那么他们所指的就是当今的德国皇帝。如果我们晚上要“这个”灯（die Lampe）,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指的都是他自己的灯。

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事实上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表述紧密相关的，它的外延非常大，胡塞尔看到：

“所有那些在感知，信念，思考，愿望，希望，担忧，命令等等方面的表述也具有这种本质上机遇性的特征。”[180]

事实上，这一类的表述和以上分析的代词是相互渗透的，对于这样一些特殊的行为的表述要依赖于这样一些特殊的语词。当我们想要表述我们的愿望时，我们说：“ 我想要……”，当我们表述我们的信念时，我们说：“我相信……”，我们总是需要人称代词“我”；同样，如果我们表述我们的感知，我们总是要使用“这、那、这里、前面”和定冠词等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行为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它们和我们身处的具体时空境况密不可分。这种表述的重要性将随着分析的进一步深入而显得更为重要。

在这里我们可以区分出这类不寻常的表述所具有的两个互为基础的意义：

“第一个是与一般功能有关的意义，它与这个词相联系，以至于在现时表象中可以完成一种指示性的功能；这个意义就其自身而言是对另一个个别表象有利的，并且它同时还以一种概括的方式将这个表象的对象标明为是一个此时此地<hic et nunc>被意指之物。我们可以将第一个意义标志为指示性意义，将第二个意义标志为被指示的意义。”[181]

指示性意义具有普遍性。仍以“我”一词为例，无论听者是否在场，听者并不需要考虑到说者及其所处的环境就能够理解说者所说的“我”是向听者标识出自己的说者本人。这一指示性意义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不会因为说者及其所处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在听者在场或者通过想象、回忆等再现方式再现了说者及其所处环境的情况下，听者就对这个“我”有了具体的表象，同时获得了它的被指示的意义。

这两种意义是互为基础的，指示性意义奠定了这个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的指向性，它向听者标识了说者的意向方向，构成了以说者为中心的人际交往结构和时空结构。不过这个结构只是一个空的形式结构，它像一支引而未发的箭，只有依赖于情境感知等方式才能一语中的，这时，它就获得了它的被指示的意义。

（三）几种可能的解释

面对“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难题，胡塞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和罗素[182]一样，胡塞尔认为，在一种理想状态下，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是可以被取消的。在这样一种理想状态下，

“所有存在着的东西都是‘自在地’可认识的，它们的存在是在内容上被规定了的存在，它们在这些和那些‘自在真理’中表明自己。所有存在着的东西都具有自在的确定不移的属性与关系，并且，如果它是在事物性自然意义上的实在存在，它便都具有它在空间和时间中确定不变的广延和位置，具有它的确定不变的保持方式和变化方式。但是，所有自身确定不变的东西都必然可以受到客观的规定，而所有可以受到客观规定的东西，从理想上说，都可以在确定不变的语词意义中被表述出来。与自在存在相符合的是自在真理，而与自在真理相符合的又是固定的和单义的自在陈述。”[183]

罗素认为，这种理想状态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同时取消了语言，对于这一点，胡塞尔也是赞同的。他的理由是：为了取消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达到理想状态，我们必须用客观的表述来代替它们，

“诚然，为了始终能够真实地表述出自在真理，不仅需要足够多的、各不相同的语词符号，而且首先需要有足够多的精确的、有意义的表述——在完整意义上的表述。我们必须有能力构造所有这些表述，即这些与理论有关的所有意义的表述，并且有能力明见地辨认或区分它们所具有的与这些意义相关的意义。”[184]

但是，这种转换显然是不可能的。以时间规定为例，为了代替“当下”、“昨天”、“过去”这样的主观的表述语词，我们给每一个时间点命名，这种想法颇类似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名称与对象一一对应”的思想，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它超出了人的能力，所以，胡塞尔说：“这个理想离我们还很遥远……任何一种尝试显然都是徒劳的。”[185]

在既要确认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是表述又要坚持意义的观念统一性的两难之中，胡塞尔不得不搬出“意指与意义相互区分”的规定，由此判定，“意义<Bedeutung>的偏差实际上是意指<Bedeuten>的偏差”，[186] 这不仅适用于客观的表述，也适用于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对此，胡塞尔显得不够自信，他同时认为这是背谬的。我们知道，胡塞尔区分了意指和意义，他认为，意义是由我们的意指行为激活物理材料构成的，但是，意义不同于意指行为，前者是稳定的，后者则是变动不拘的。在一个客观的表述中，意义是不变的，当不同的人说出同一个表述时，不同的是他们各自的意指行为。但是这种鲜明的区分在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中模糊起来，如果说它的指示性意义依然符合这样的区分，那么，它的被指示的意义则本质上就是发生偏差的。

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这个现象明显地和内在主义意义理论的第二条原则违背，因为，我们看到，这种表述要决定它在具体场合的指称对象，单单依赖它的语言意义，即指示性意义是不够，我们还需考虑说话者的场合和他在此场合所指称的对象。这也正是许多外在主义者，比如普特南批评内在主义意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根据。

在进入了先验现象学之后，胡塞尔重新思考了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的意义问题，他认为：

“它（这里指‘第一研究’）对待这些机遇性意义（确切地说，所有经验的直言判断都属于这些意义）的方式是强制性的——这是由于‘导引’无法完全把握‘自在真理’的本质而造成的必然结果。”[187]

这种错误在于“‘自在真理’的概念过于单一地偏向于‘理性真理’。”[188]在早期的胡塞尔看来，理想状态就是自在存在、自在真理和自在陈述的相互符合，事实上，自在真理就是用客观的表述表达的理论性的真理，对于后期的胡塞尔来说，这种“真理”概念显然是太狭窄了，并且，随着“生活世界”、“主体间性”和“视域”思想的提出，理论真理已经不占有原初性的地位，这样，与此相关的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的意义问题就获得了新的解释，它不再力图将自身转化为客观的表述，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对于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和他后期思想的关系，胡塞尔说：

“在《逻辑研究》中，我缺少关于边缘意向性的研究，这一主题在《观念I》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我在那儿才不能够完成机遇性的判断和它们的意义问题。”[189]

他进一步说：

“人们注意到，譬如，机遇性的判断的非常广大的领域，它也有它的主体间的正确与错误。它明显地建立在关系到个人和团体——建立在环境的典型的同质性上—— 的整个日常生活之上。作为正常人——他有他的归属和整个边缘境域，他进入这种处境。人们能够补充解释视域，但这个构成的边缘意向性——它贯穿整个经验世界的日常生活环境，总是比反思性的理解更早。它确定了本质上机遇性的判断的意义，并且总是同时确定表述自身的语词，确定了被说与能够被说。”[190]

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中的视域概念正应和了所谓的语境原则，可以说，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促成胡塞尔走向先验现象学的动机之一。

第五章意向相关项与视域

塞尔在其力作《意向性》一书中重新恢复了对心智和意向性的兴趣，他力图在意向性的框架之内建构他的内在主义意义理论，面对普特南的质疑“意义在大脑中吗？”，塞尔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是的，意义在大脑中，意义就是意向行为的意向内容，在他看来，

“如果我们不能够根据内在的意向内容来说明指称关系，这个意向内容或者是个体说话者的内容，或者是他处身于其中的语言共同体的内容，那么自从弗雷格以来的整个哲学传统，不仅分析的潮流，而且现象学的潮流，它们就都是错误的，那么，关于具体的指称和一般的语词和世界的联系，我们就必须从某种外在因果说明出发了。”[191]

塞尔的断言意味着，现象学必然是内在主义的，如果要维护现象学的合法性，我们就必须反对外在主义，为内在主义辩护，塞尔自己的工作就在于此。在我看来，胡塞尔所谓先验的转向也是同一方向上的一种努力。

众所周知，从1905年“现象学的观念”的系列讲座到1913年《观念Ⅰ》的发表，胡塞尔确立了所谓的“先验的转向”，人们通常将《逻辑研究》阶段的胡塞尔的现象学称为描述心理学，而称先验转向之后的胡塞尔现象学为先验现象学。

胡塞尔的先验转向对他的意义理论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导致了胡塞尔意义理论的根本变化？这一变化是否可以解决或缓解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意义理论的困境，并且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首先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出发，并且逐步阐明他成熟的先验意向性理论，在此框架中，我们将逐步解答上述问题。

第一节现象学还原与构成

1905年的《现象学的观念》是由一系列简短的讲座构成的，在这些讲座中，胡塞尔集中描述了现象学的方法和任务，“现象学还原（ph?nomenologische Reduktion）”作为先验现象学的独特的方法首次得到详细的阐明。

作为严格的科学，现象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心理学，因为，后者建立在对世界和主体的经验存在的先入之见上，而传统的哲学也总是将自己的基础建立在某些科学之上，这导致了许多荒谬的结果。为了获得现象学作为科学的严格性，胡塞尔认为，现象学应当建立在无前提的明证性之上，“哲学却处于一种全新的维度中，它需要全新的出发点以及一种全新的方法，它们使它与任何‘自然的’科学从原则上区分开来”[192]，这个全新的方法就是“现象学还原”的方法。

一、现象学的悬置

胡塞尔将在自然状态中的人对自然世界的经验称作“自然态度”，在自然态度中，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中无限延展、不断变化，各种不同的事物存在于此世界之中；此外，作为观察者和活动者的我以及其它的主体也都作为经验的存在者存在于此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永远作为一个现实而存在着，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一切自然态度的科学就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然而，有前提的科学并不是作为严格科学的现象学的目标，现象学必须建立在无前提或绝对的明证性之上。

为了发现现象学自身的明证性，胡塞尔建议，我们应当彻底改变自然设定，在此，胡塞尔接受了笛卡尔式的普遍怀疑的方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胡塞尔始终认为，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方法只是一种权宜的方法，因为笛卡尔的目的是为了引出一个绝对无可怀疑的存在领域，而胡塞尔认为，怀疑并不是将设定转变为反设定，将肯定转变为否定，相反，它只是使得设定失去作用，这就是所谓的“排除”和“置入括号”的方法，

“我们使属于自然态度本质的总设定失去作用，我们将该设定的一切存在性方面都置入括号：因此将这整个自然世界置入括号中，如果我们愿意，这个自然世界持续地‘对我们存在’，‘在身边’存在，而且它将作为被意识的‘现实’永远存在着。”[193]

这样，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悬置（epoche）方法并没有否定这个世界，而只是终止了对任何关于时空事实性存在的判断，由此排除了一切自然态度和建立在它之上的自然科学和心理学。

现象学的悬置只是从消极和否定的方面来进行现象学还原，它只是排除了自然态度和自然科学的先入之见，在这个意义上，它只是实行了现象学还原的第一步，即现象学还原排除了什么，而现象学还要考察的是还原之后剩下什么。

二、笛卡尔式的还原道路：先验意识

尽管胡塞尔认为，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方法只是通往现象学还原的一条权宜之路，但是至少在《观念Ⅰ》中，笛卡尔的痕迹仍然随处可见，因此在做出现象学的悬置之后，胡塞尔提出了一个笛卡尔式的问题，“如果整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一切我思都被排除，剩下来的还是什么呢？”[194]

对这个问题，胡塞尔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现象学还原的剩余物是“纯粹意识”或“纯粹自我”，他认为，“意识本身具有的固有的存在，在其绝对的固有本质上，未受到现象学排除的影响。”[195]

那么，为什么现象学还原的剩余物是“纯粹意识”，而外在世界的存在则是可以排除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胡塞尔从对意识和世界的意识的两种不同感知样态的分析出发，胡塞尔把这两种意识样态分别称为内在的感知和超验的感知。

胡塞尔这样规定内在的感知：

“我们把内在地指向的行为，更一般地说，把内在地相关的意向体验，理解为那样一些行为，其本质是，它们的意向对象，如果存在的话，与它们属于同一体验流。”[196]

也就是说，意向行为和它的意向对象都是意识体验，它们形成了一个由体验构成的统一体，它们都实项地被包含在同一个体验流之中。与此相反，超验的感知则是指向意识之外的对象，即这个对象并非实项地属于这个体验流，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外在实在对象的感知。

胡塞尔将讨论的中心放在了超验的感知之上，什么使得这种感知样式是超验的？胡塞尔举了一个例子，我一边不断地看着这张桌子，一边绕着它走动，这样，我不断地感知着同一张桌子，但是，我对这张桌子的感知却在不断地变化。我们对外在之物的感知总是以显相（Erscheinung）或侧显（Abschattung）的方式进行的，因为外在事物是在空间中存在的事物。超验感知的特殊样式使得我们看到，侧显行为和被侧显物并非属于同一个属，侧显是体验，而被侧显物则是空间之物，对于侧显和显相的讨论最终归于胡塞尔的视域理论。

超验感知的侧显方式使得它和内在感知有着本质的区分：

一方面，由于超验感知的侧显性，它是不充分的，实显的感知总是被非实显的感知所围绕，对同一物的感知总是存在着某种模糊的行为的视域，总是存在着对此物进一步规定的可能性，尽管这个可规定性并非空的逻辑的可规定性，而是有动机的、和实显的感知相容的可规定性；而内在感知由于它无需以侧显的方式感知对象，所以它是充分的。相应的，在被感知物方面，内在感知物是绝对的存在，而超验物则是纯现象的存在，“显现中的所与物的本质在于任何显现都只是单侧呈现，它不呈现作为‘绝对物’的事物，而内在性的所与物的本质却在于呈现某种绝对物，它不可能按诸侧面被呈现或被侧显。”[197]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在超验感知中，总是存在着进一步对对象的规定的可能性，同样，也始终存在着诸侧显的不相容的可能性，所以，“按照本质法则可以断言，物质存在绝非某种按其所与性是必然所需的东西，反之，在某种方式上它永远是偶然的”[198]，也就是说，超验物的存在在本质上总是可以被怀疑的，反之，内在感知物的存在由于它的非侧显性而是不可怀疑。

通过对内在感知和超验感知的考察，胡塞尔得出结论，只有意识本身的存在才是绝对的、不可怀疑的存在，反之，世界的存在则是不充分的、可以怀疑的，所以为了建立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现象学的出发点只能是意识，现象学成了对纯粹意识的区域本体论的研究。

三、康德式的还原道路：实在对象的依赖性

到目前为止，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看起来和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并无二致，它将世界排除出去，从而获得了一个独特的本体论区域，即纯粹意识或纯粹自我，意识和世界的对立成了一种本体论的区域的对立，而现象学的独特性只是在于它是研究意识这个独特的领域的区域本体论。

然而，这并不是胡塞尔的最终目的，从本体论上来区分意识和实在这两个区域，这种二元论必然导致认识论的困境，即意识如何认识自身之外的实在，胡塞尔不仅要证明，意识可以脱离现实而独立自存，而且也要证明，现实只能依赖意识而存在。

为了避免笛卡尔的困境，胡塞尔将笛卡尔的“我思”转换为“行为”。我们知道，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将一切具有意向性的心理体验称作行为，在《观念Ⅰ》中，胡塞尔不仅将笛卡尔广义上的我思称作行为，而且将其扩展，即不仅实显性的我思，而且被变样的我思思维，即非实显性的我思也是对某物的意识，它们所意识的对象是同一个，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将意识称作先验意识，由此和康德的批判哲学一致。

胡塞尔以对一张纸的感知为例。在严格意义上的感知中，我朝向那张纸，将其把握为在此时此地存在的东西，我的把握行为同时是一种选出的行为，因为我恰恰是将这张纸从被感知物的经验背景中选出。在这张纸周围可能还有书、铅笔、墨水瓶等，我的对这张纸的感知并没有感知到它们，尽管如此，它们依然对我显现，只是并不是以实显的方式。这样，每一个物感知都有一个背景直观的晕圈，这些背景直观也是意识，胡塞尔称它们为行为的“视域”，胡塞尔认为，“非实显的体验的‘晕圈’围绕着那些实显的体验；体验流绝不可能由单纯的实显性事物组成。”[199]“视域”理论无疑是胡塞尔理论中核心的也是最具独创性的部分，它对胡塞尔的意义理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此我将在后文做更详细的讨论。

确认了意识的意向性本质，我们就可以将对意识的本体论规定转换为认识论的阐明，这样，当我们谈及意识总是意向地关涉于某物时，

“我们在此并未谈论在任何心理事件（被称作体验）和另一种实在的事实存在（被称作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未谈论在客观现实中发生的一物与另一物之间的心理联系，反之，我们在谈论纯粹与它们的本质相关的体验，或谈论纯粹本质和谈论那种‘先天地’无条件必然地被包含在本质中的东西。”[200]

正是对意识的意向性本质的确认，胡塞尔得以摆脱笛卡尔的影响，从而走向先验现象学，对于我们的论述，最重要的是，意识的意向性特征使得我们可以在意识内部，即在现象学的领域中谈论超验物，这也正是胡塞尔在《观念Ⅰ》中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通过对超验感知的讨论，胡塞尔说明了超验物之所以为超验物的原因：它一方面依赖于感知行为，存在首先是为意识的存在，它是相对于意识而存在的，脱离意识而独立自在的世界是荒谬的；另一方面，和感知行为本身不同，它始终和感知行为本身保持着距离，法国现象学家利科对超验物的性质曾有过很好的总结，他在胡塞尔的唯心主义中看到了一个等式系列：“超验的存在＝意向的存在＝为意识的存在＝相对的存在＝显现复合体的偶然的（和观念上可消除的）统一体。”[201]

四、构成和赋予意义的行为

胡塞尔对超验物特征的描绘，尤其是强调它依赖于意识并且由于超验感知诸侧显的相容性而被判定为存在，这使得他可以用“构成（Konstitution）”一词来刻划意识行为的意向性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将意识规定为构成行为，它使得现象学不会堕入“笛卡尔主义”，我们无需面对意识如何超越自己的内在性而达及外在世界的悖论，因为，虽然通过现象学还原，现象学的剩余只是纯粹意识，但是，

“我们已‘排除’了包含一切物、生物、人、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严格说，我们并未失去任何东西，而只是得到了整个绝对存在，如果我们正确理解的话，它在自身内包含着、‘构成着’一切世界的超验存在。”[202]

意识的构成特征标志着现象学还原的积极因素，如果说现象学的悬置将整个世界从纯粹意识中排除出去了的话，那么构成又将整个世界重新纳入了纯粹意识的领域，被置入括号的世界成了先验意识的内在的超越之物。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胡塞尔的“超验”概念有了更为确切的理解。一方面，超验之物并非康德意义上的自在之物，超验之物依赖于意识而存在，事物的超验性恰恰是由意识所构成的，由此，胡塞尔澄清了一个误解，即将超验之物等同于脱离意识而独立自存的事物；另一方面，超验之物之所以为超验的，这是因为它的存在方式不同于意识的内在存在的方式，它并非实项地存在于意识之中，它和意识的存在不属于同一个属，它是意向的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把它称为内在的超验性。

胡塞尔也称：“一切实在的统一体都是‘意义统一体’”[203]，这是上述对实在之物的存在方式的分析的合理的推论，因为实在之物总是相对于意识而存在的，总是由意识构成的，所以，实在的存在总是预设了一个给与意义的意识的存在，这个意识是独立自存的，

“世界本身具有相对于某种‘意义’的整个存在，这个意义预先假定着作为意义在其中被赋与之场所的绝对意识”[204]。

“意义”概念的引入承续了《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对意向性分析的概念，并且使得胡塞尔在展开对构成问题的讨论中可以引入对意义理论的讨论。

第二节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理论

正如上述对现象学还原的分析，我们发现，还原的剩余物不仅有意识行为，而且有意识行为的相关物，胡塞尔称它们为意识行为的实项的和意向的体验成分，其中，意向活动（Noesis）是意识行为的实项成分中赋与意义的部分，而胡塞尔把意识行为的意向成分称为“意向相关项（Noema）”。

胡塞尔以对一棵树的感性感知作为例。我们在向花园望去时获得树感知本身，一方面，树本身有时静止不动，有时因为风的吹动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因为我们调节我们观察树的位置和我们改变我们的头和眼睛的位置而获得不同的对这棵树的感知，那么我们要问，当我们还原到纯粹的内在性时，作为现象学的剩余的感知的统一体中有什么呢？根据我们对现象学还原的说明，我们可以断定，在现象学的剩余物中，不仅有作为实项存在物的体验成分，而且有作为意识的相关物的意向相关项，在这里就是“如此被感知的树”，而它并非实项地被包含在意识之中，它是意识的意向因素。

一、意识的实项因素和意向因素

在上述胡塞尔对树的感知的例子中，我们会发现，体验的实项因素不仅包括赋与意义的意向活动，而且包括感觉材料。胡塞尔在此仍然沿用了他在《逻辑研究》中分析意向行为时使用的形式——材料的模式，胡塞尔称这些感觉材料为“质素（hyle）”，它本身并非行为的意向性的来源，“材料是由意向活动因素‘活跃化’的，它们经受着（而自我不是转向它们，而是转向对象）‘立义’、‘意义给与’，我们正是在对材料和以材料进行反思时把握它们的。”[205]

“意向相关项”正是意向活动对质素进行意义给予而构成的，它在经受了现象学还原之后仍然留在了现象学的考察范围之内。为了区分于物理对象，胡塞尔引入了给意向相关项加上引号的方法。胡塞尔以对“在此花园中的这株花朵盛开的苹果树”的喜爱着的感知为例，以此说明，在经历了现象学还原之后，即，将超验世界、这棵树的现实存在括入括号中之后，这个感知仍然是对这棵苹果树的感知。

在被还原的感知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不可取消地属于其本质的被感知物本身，可被表述为“物”、“植物”、“树”、“盛开的花”等。我们用引号本身来表述那种改变，它们表示如此被感知的物，即感知的意义。“这个树本身，自然界的这个物，只不过是这个如此被感知的树，后者作为感知的意义，不可分离地属于此感知。这个树本身可烧光，可分解为其化学成分，如此等等。但此意义——此感知的意义，即必然属于其本质的某种东西——不可能烧光，它没有化学成分，没有力，没有实在的属性。”[206]

由此，我们看到，从《逻辑研究》到《观念Ⅰ》，现象学从描述心理学到先验现象学的先验转向并没有因此而将现象学的研究领域缩小，恰恰相反，现象学还原的成功使用，这使得我们可以将现象学的研究扩展到对意向相关项的研究，在现象学的态度中，我们可以从意向相关项方面来描述感知，这一点也反映在胡塞尔对“现象学的”这一修饰语的使用的转变之上。在《逻辑研究》中，“现象学的”完全等同于“实项的”、“心理学的”，因为，在《逻辑研究》阶段，胡塞尔仍然认为，现象学的研究范围完全局限在对意识的意向行为的分析之中。而在《逻辑研究》第二版中，胡塞尔已经有意识地区分了“实项的”和“现象学的”，这和《观念Ⅰ》对 “现象学的”这一修饰语的使用是一致的。

《逻辑研究》第二版出版于1913年，同一年，胡塞尔发表《观念Ⅰ》，它们之间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这并不奇怪。正是在第二版中，胡塞尔回顾了“现象学的”这一修饰语修饰的范围的变化，在一个注释中，胡塞尔说：

“事实上，‘现象学的’这个词与‘描述的’这个词一样，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所指的都仅仅与实项的体验组成有关，并且在这一版中至此为止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使用。这与心理学观点的自然出发点相符合。但在对已进行的各项研究的在此深思中以及在对被探讨的实事的更深入考虑中——尤其是从这里开始——，有一个问题会变得敏感起来，并且还会越来越敏感，即：对意向的对象性本身（就像它在具体的行为体验中被意识到的那样被理解）的描述展示了另一个描述的方向，即纯粹直观地和相应地进行的描述的方向，这个方向不同于对实项的行为组成的描述方向，并且这种描述也必须被标识为现象学的描述。如果人们遵循这些方法的暗示，那么，这里得以突破的问题领域就会得到必然的和重要的扩展，而且，通过对描述层次的完全有意识的划分，我们就会获得长足的进步。参阅我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尤其是在第三篇中关于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的阐述）。”[207]

经过现象学还原之后的“现象学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实项的”范围，而扩展到对意识的意向的因素的研究，正是基于现象学还原，我们可以在充分的明证性的基础，对意向相关项自身做出描述。而正是对意向相关项的研究，使得胡塞尔对意向性的理解有了极大的转变，并且这一转变也影响到了他的意义理论，所以我们将在下文对意向相关项的结构做进一步分析。

二、意向相关项的第一部分：意向相关项的意义

胡塞尔将上述的如此被感知者称作“意向相关项的意义（Noematischer Sinn）”，它是完全的意向相关项的核心层，胡塞尔也时常称其为中心“核”、“对象意义”等等。之所以称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为中心核，这是因为：

一方面，意向相关项的意义是使得这个意识成为意向的体验的本质所在，正是因为意识具有意向相关项的意义，我们才可以说它是意向的体验，“有意义或‘在意义中有’某种东西，是一切意识的基本特性，因此意识不只是一般体验，而不如说是有意义的‘体验’，‘意向活动的’体验”[208]。

另一方面，之所以称意向相关项的意义是完全的意向相关项的核心层，这是因为它是使得诸多行为成为属于同一本质的行为的因素。在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它的被给予的方式可以发生变化，而这些被给予的方式是建立在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之上的，“在该复合体中特定的意义因素只形成一种必不可少的核心层，其它因素本质上基于此核心层之上”[209]。

三、意向相关项的第二部分：特性

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并非完全的意向相关项，完全的意向相关项还包括意向相关项的意义被给予的方式，胡塞尔称它为“特性（Charakter）”。

特性包括多重层次：

1，不同的直观方式：比如，同一个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可以被感知的、也可以被直接再现的、或被形象地呈现的，这些行为都是对同一个意向相关项的意义的直观，但直观的方式不同。

2，注意的不同样式：我们可以以实显性样式，也可以以非实显性样式意指同一个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当这个意向相关项的意义成为我的意识所注意的中心时，它就是以实显的样式被意识的，而当我将我的注意力转向对其它事物的意识时，它并没有由此而完全消失，只是，同一个意向相关项的意义转变为以非实显的样式而被意识到。

3，不同的意识方式：同一个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可以被感知，也可以被希望、被怀疑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完全的意向相关项中的特性和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一样，它们都不是意识行为的实项内容，胡塞尔称特性的存在为“意念的（ideell）” 存在。在此，我们不能混淆意向相关项中的特性和意向活动中的意识的方式，尽管前者是后者在意向相关项中的对应之物，但它不是实项地存在于意识之中。由此，胡塞尔否定了他自己在《逻辑研究》中的看法，在他看来，尽管在《逻辑研究》中，他已经严厉打击了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但仍然有些残余因素，而心理主义的后果之一就是倾向于在“意识”样式内，即在意向活动内，去探究显示在对象上的东西：可疑的是事物，所删除或强调的仍然是事物或其某一性质。

意向相关项中的特性和意向活动的特性是一一对应的，尽管它们属于不同的本体论区域，胡塞尔总是称意向活动的特性为信念特性，而相应的意向相关项的特性为存在特性，这样，对应于意向活动的信念特性，比如，确定的、估计的、推测的、询问的、怀疑的，在意向相关项中的存在特性则为：现实的、可能的、或然的、有疑问的、可疑的。

然而，为什么存在特性并非实项的存在呢？胡塞尔认为，这是因为，“被否定的”、“被肯定的”、“或然的”特性并不是通过对行为的反思获得的，而这已经在《逻辑研究》“第六研究”中获得了证明。

特性和意向相关项的意义的区分表现在，前者规定了对象的怎样，即它以何种方式被给予，而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则规定了对象的什么，即对象被表象为什么。为了澄清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和特性的关系，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它们的差别：

1，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不同，特性相同：比如（1）我看见我的杯子；（2）我看见我的书，这两个对不同的意向行为的描述命题显示，它们具有同样的特性，即“我看见”，但是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不同，一个是“我的杯子”，另一个是“我的书”。

2，意向相关项的意义相同，特性不同：比如（3）我相信，耶拿的胜利者是矮子；（4）我希望，耶拿的胜利者是矮子，它们尽管都是关涉“耶拿的胜利者是矮子”，却是以不同的样式关涉的，一个是“我相信”，一个是“我希望”。

胡塞尔注意到，特性和意向相关项的意义无非是质性和质料在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对应物，

“我们因此可把这些概念理解作意向相关项的；‘质性’（判断质性，愿望质性等等）只不过是我们直到现在为止在最广义上处理作‘设定’（Setzung）特性、‘设定的’（thetischen）特性的东西。……显然，现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作为从‘质性’中获得设定特性的‘某物’（Was）的‘质料’，对应着‘意向相关项核’。”[210]

在此，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的平行关系又一次显现出来。

不过，上述对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和特性的关系的说明仍然没有穷尽完全的意向相关项，比如，（5）“我相信，耶拿的胜利者是矮子”和（6）“我相信，滑铁卢的失败者是矮子”之间的关系并非和（1）与（2）之间的关系完全重合，因为尽管这两对命题之间都表明了它们具有不同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和相同的特性，但是在（5）和（6）之间，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不同，这两个不同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却关涉到同一个对象，即拿破仑。这样，胡塞尔引出了“可规定的X”。

四、意向相关项的第三部分：可规定的X

当我们开始面对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如何与对象发生关联时，我们就遭遇到可规定的X。

“每一意向相关项都有一个‘内容’，即它的‘意义’，并通过意义相关于‘它的’对象。”[211]而这个对象就是意向相关项的最内在的因素，它是必要的“中心核点”，它起着围绕着这个核点的诸多意向相关项的意义的“载者”的作用。

胡塞尔把这个“载者”称为“对象”、“在意向相关项意义中可规定的X”。之所以必须在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中区分出这个X，这是因为：

一方面，在意向行为中被意向的对象不仅仅是诸多意向相关项的意义的复合体，而且是说，这些意向相关项的意义都是同一个对象的规定性。这些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不是单纯地被摆放在一起，而是说，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就是，它们都是同一个对象的属性，所以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中不仅有诸多的规定性，而是包含着某种中心要素，它使得这些意向相关项的意义都是对同一个对象的属性的规定，而这个要素所指认的同一之物就是这些属性的承担者，这样，从语法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和X的关系就是谓词和主词的关系，

“每一个意识都有其‘什么’，并且每一个意识都意味着‘它的’对象物；显然，就每一个意识来讲，从本质上说，我们必须能对这个对象物做这样一种意向相关项的描述，‘正如它被意指着一样’；我们通过说明和概念把握获得了一整套封闭的形式的或材料的、实质上规定的或‘未被规定的’（被‘空地’意指的）‘谓词 ’，而且在它们变更了的意义中的谓词，规定者所说的意向相关项之对象核的‘内容’。”[212]

另一方面，在意向行为中被意向的对象并非摆脱了一切规定性的孤零零的实体，对象总是以某种方式被意识到，这一点在我们论述对超验对象的感知中已经说明，对象总是以侧显的方式被感知，对象总是被意识为某物，它的被意识总是要通过某种意义的。这样，胡塞尔说：

“谓词是关于‘某物’的谓词，而且这个‘某物’也显然不可分离地属于上述的核：它是我们上面谈过的那个统一体的中心点。它是诸谓词的联结点或‘载者’，但它决不是在如下意义上的统一体，按此意义任何谓词综合体、组合体均可如此称呼。它必然应当与诸谓词相区别，但不应与诸谓词并列或分离；反过来说诸谓词本身都是它的谓词：没有它是无法设想的，但可以与它相区别。我们说，意向客体是在连续的或综合的意识过程中被连续地意识的，但不断‘不同地呈现’自己；它是‘同一的’；它只是在具有一个不同的规定内容的其它谓词中呈现；‘它’只从不同侧面显现自己，接着尚未被规定的谓词变成更详细地被规定的；……如果这种情况永远被理解作任何被意指物本身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的描述，而且如果这个描述，象任何时间都可能的那样，被完全充分地完成，那么这个同一的意向的‘对象’显然区别于改变着的和可改变的‘谓词’。它作为中心的意向相关项因素被分离出来：‘对象’，‘客体’，‘同一物’，‘其可能谓词的可规定的主体’——在抽离出一切谓词后的纯X——，而且它与这些谓词，或准确说，与谓词意向相关项（Pr?dikatnoemen）分离。”[213]

值得注意的是，本奈特已经提醒我们，我们不应当将这里的“可规定的X”等同于前反思地被给予的绝然对象（Gegenstand schlechthin），因为，胡塞尔始终强调，“可规定的X”是意向相关项的内在因素。胡塞尔所使用的某些术语，比如“对象”，都可能使得人们发生上述的混淆，为此，胡塞尔明确区分了两种对象概念，

“对我们而言，‘对象’处处都是意识的本质关联体的名称；它首先作为意向相关项的X出现，作为意义和命题的不同本质类型中的意义主体而出现。接着它作为‘现实的对象’名称出现，因此是某种从本质上考虑的理性关联体的名称，在此理性关联体中具有意义统一体的X获得了它的符合理性的设定。”[214]

为什么胡塞尔要提出所谓的“可规定的X”呢？史密斯和麦金太尔认为，胡塞尔宣称，每一个意义都包括一个X，他的主张预设了，每一个意向行为都是确定的意向行为，也就是说，每一个意向行为根据它的意向内容不仅指称对象，而且指称某个特定的对象，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中的“X”这个因素就是使得意向行为成为确定的意向行为的因素。这样，我们可以说，只有在某个具体的意向行为中，我们才能发现“可规定的X”。

如何恰当地描述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和X的关系？如果我们局限于对意识进行静态的、结构的分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上述胡塞尔对这种关系的描述事实上已经暗示，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和X的关系是同一和差异的关系，而同一和差异的区分也只能在意识的同一化综合过程中才得以显现，所以，我们可以说，对此，我们还需超出对意识行为的静态的结构分析，从而进入发生的现象学。

第三节双重视域理论

在胡塞尔哲学中，“视域”和“背景”、“晕圈”意义相同。现代哲学家中，尼采最早提及“视域”这个术语，而胡塞尔则认为，威廉·詹姆士是他所知唯一的一位注意到了视域现象的哲学家，尽管他并不完全认同威廉·詹姆士对视域现象的分析。[215]

在《逻辑研究》中，“视域”概念还没有作为哲学概念正式被使用，尽管胡塞尔在分析意向行为和充实行为的关系时已经暗示了某种类似的结构，而在《观念Ⅰ》中，“视域”概念已经随处可见，并且成为了他先验现象学的主要概念。视域概念也是促成胡塞尔走向发生现象学的主要原因，并且成为他的后期哲学的核心概念。以下，我将结合胡塞尔的一些后期著作，以此充实胡塞尔《观念Ⅰ》中已有的对视域的分析。

一、行为的视域和对象的视域

胡塞尔并没有严格区分行为的视域和对象的视域，但是根据他的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的平行原则，我们可以从行为和对象两方面来考察视域。

行为的视域就是当下的行为的背景意识，一个实显性的行为并非孤立地对对象的意识，而是由诸多非实显性的行为围绕着，正是实显性的意识和围绕着它的非实显性的意识构成最为广泛的我思意识，

“一个醒觉的自我的体验流的本质正在于：连续不断向前的思维链索连续地为一种非实显性的媒介所环绕，这种非实显性总是倾向于变为实显样式，正如反过来，实显性永远倾向于变为非实显性一样。”[216]

行为的视域依赖于意识的内时间意识结构，每一个现实的体验都“必然有一个全面的、被无限充实的时间视域。同时这就是说，它属于一个无限的‘体验流’。”[217]当下的行为总是包含着保持的意识（Retention）和预持的意识（Pretention），

在我的体验流中，每一个现在体验都伴随着在前视域（Horizont des Vorhin）和在后视域（Horizont des Nachher）,每一个体验在过去之后并非完全消失了，而是以保持的方式保存下来，同时，在当下的意识中，我也已经具有了对未来的预持，保持和预持作为现在的视域包围着它，

“每一体验本身是一生成流，是在一种不可能变化的本质型（Wesentypus）的原初生成中所是的东西：它是一种以本身流动的原初体验位相（Phase der Originarit?t）为中介的保持和预持的连续流，在其中体验的实显的现在（Jetzt）是相对于其‘在前’和‘在后’被意识的。”[218]

胡塞尔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在音乐厅里听音乐，我们听到的是一段和谐的旋律，我们的音乐意识流就是一个从保持到实显的现在，再到预持的过程，如果当下意识没有作为视域的对过去的保持和对未来的预持，那么我们听到的只是一个单独的声音，同样如果对音乐的保持和预持的方式和当下对音乐的意识方式相同，那么我们也不能够听到一段和谐的旋律，我们听到的只会是所有声音一起响起，这是一团噪音。

对象的视域则是行为的视域在意向相关项侧的相关物，和意向某个具体对象的行为相连的行为视域组成了这些不同的可能行为，在它们之中，对象可以被表象为有这些可能的被包含在对象视域中的“规定性”。

对象的视域意味着可能的对象未被当下的意识注意，但可能被注意的状态。在对某物的意识中，当下的意识总是意识到事物的某个侧面，而事物的其它侧面并没有成为当下的意识的焦点，尽管如此，它可能被意识到，

“通过我的看、摸、听等等，而且以不同的感官知觉方式，具有某一空间分布范围的物质物就直接对我存在着，就在直接的或比喻的意义上‘在身边’<Vorhanden>，不论我是否特别注意着它们和在我的观察、考虑、感觉或意愿中涉及到它们。”[219]

这就是说，当我感知世界时，某些事物因为我的注意而突显出来，而这些事物的周围事物并非毫不被我所知觉，它们是以背景的方式为我存在着，譬如，我现在坐在电脑前，我所注意到的是电脑，以电脑为中心，围绕着它的事物对我来说是越来越模糊，我能够知觉到电脑周围的书籍、床，而对于我身后的书柜，我则毫无知觉，为了知觉它，我必须回过身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书柜不处于我的周围世界之中，“作为确定的、作为多多少少已知的现实的东西对我存在着，它们与现时被知觉的东西结成一体，而它们本身无须被知觉，甚至无须乎直观地呈现。”[220]

视域中的事物可以通过我目光和注意力的转向而成为我关注的焦点，它从视域中凸显出来，由隐藏的状态变为显明的，“现时被知觉的东西，多多少少清晰地共在的和确定的（或至少某种程度上确定的）东西，被不确定现实的被模糊意识到的视域部分地穿越和部分地环绕着。我可以将注意之光有某种成效地投入这个视域。在确定先是模糊的，然后变为鲜明的再现时，从我之中引出了某种东西，形成了一条记忆的链带，确定物的范围越来越广，直到与作为我的中心环境的现时知觉域联系起来。”[221]

二、内视域和外视域

胡塞尔认为，任何对空间事物的感知体验都具有“内视域（innerer Horizont）”和“外视域（?u?erer Horizont）”。

意识的内视域意味着，我们在对同一物的感知中，同时拥有无限地对同一物的进一步的规定。

“任何经验都有自己的经验视域：任何经验都有其现实的、确定的知识取向的核心，有其直接由自身被给予的确定性内涵，但超出这一确定的如此存在的核心、超出这一本来作为‘亲自’（Selbst da）被给予物的核心，经验仍有自己的视域。……任何经验都是要被扩展为单个经验的连续体和说明链条的，都是作为一个惟一的经验、作为对同一物的一个无限开放的经验而综合为一体的。”[222]

我们仍然以对电脑的感知为例，我坐在电脑前面，看到的是电脑的正面，电脑的正面原初地被给予我的当下的感知活动。但是只有当我的感知活动指向整个电脑，我才能说我看到的是电脑，而非一个二维的平面。也就是说，我同时以非实显的样式意识到电脑的侧面和背面，电脑的背面和侧面处于我对电脑的意识的视域之中，它们构成了电脑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在对电脑正面的实显性的感知中，它们一同被给予了。

对电脑背面和侧面的非实显性意识可以变成实显的感知，如果我围绕着电脑走动或者移动电脑的方向。甚至，我也可以只是靠近电脑，或者摆动我的头，移动我的眼球，我都可以获得对电脑的进一步的认识，我就可以发现电脑上的更多的细节。而在对电脑的不断地连续地感知中，实显性意识不断地变成非实显的，非实显性意识不断地变成实显的，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实显性意识中，我都拥有对过去的已经看到的东西的“在先把握（Vorgreifen）”，同时，这些在先把握的东西和当下看到的东西也 “先示（Vorzeichnen）”了仍未把握的东西。将对仍未把握的东西的先示转化为实显性意识，我就获得了对同一物，即X的进一步的规定。

可以说，经验物的内视域就是对同一物的已经看到东西的在先把握和仍未把握的东西的先示。然而，经验物的视域并不局限于此，对经验物的感知还可能指向这个事物之外，即那些与这个经验物同时共存于这个世界的其它经验物，尽管它们还处在背景之中。

“任何经验物都不只是拥有一个内视域，而且也拥有一个无限开放的具有共同客体（Mitobjekte）的外视域（因而拥有一个二级视域，它与那个将它包含在内的一级视域有关），对于这些共同客体，虽然我眼下尚未关注它们，但我随时都可以关注它们，把它们看作与我目前所经验到的东西不同的、或与之在某一类型上相同的东西。”[223]

如果说，内视域是同一个经验物的不同的规定性，那么外视域则是与这个经验物共存于世界之中的其它的经验物。我们仍以对电脑的感知为例，当我感知电脑时，我无法看见我背后的东西，然而，我仍然具有对我身后的东西的先示，如果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就看见了一个木质的衣柜，对木质的衣柜的感知充实了我的先示。

与经验物的内视域相比，外视域更不确定。经验物的内视域是对同一经验物的进一步规定，对尚未看到的东西的先示依赖于我们已经具有的对已经看到的东西的“在先把握”和对当下显现的东西的当下拥有，所以，先示并非空的、逻辑的可能性，而是有动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获得的视域之中的意义激发了我们对仍未看到的视域中的意义的预期，诸多意义之间并非简单的相互连接，而是存在着相互激发的联想关系。

我们以读书为例，一方面，我们之所以看见的是一页书，这只是因为它还有未被看见的书页，由此我们才能将它构成为一个空间物，即一页书，根据我们在先把握的对一页书的规定性，这些未被看见的书页本身在意义规定性上已被预期了。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关注它们，进一步追问对它们的规定，并且通过直观来把握它们；即使在知觉已被中断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根据我们已经了解的规定性、即所取得的“还是生动活泼的”知识（对本来已经熟悉的东西的实在又熟悉了之后），我们可以预先设想出，是什么东西本来还可以并且必定会作为属于实在之物本身的东西而引起进一步的知觉。

“但任何这样一种对可以‘先天地’归之于这一实在之物的东西预先所作的直观把握，都具有未规定的普遍性这种本质特点。这就是说：例如，如果我们对一物的视觉所看不到的那一面作视觉上的预先直观把握，那么我们虽然会获得某种再现的直观（类似于某种回忆），但却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把我们束缚在个体上的规定性，就像在一次回忆时的情况那样——这两种情况都是以经过充分扩展的清晰性为前提的。”[224]

比如，当我看我面前的电脑时，我对电脑的背面有着预期，我预期到电脑的背面具有颜色，但具体的颜色是任意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任意性毕竟不是毫无限制的。”[225]也就是说，通过对已经看到的侧面的在先把握和当下的感知中，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熟悉了我们所感知的对象，而这些内容也规定了我们对其它面相的预期，比如，当我们看到电脑的正面时，我们已经把它把握为电脑，根据我们过往对电脑的经验，我们已经对电脑这种类型有着知识，这些知识将指导我们对面前的这台电脑的其它侧面的预期，

“一般地说，任何实在之物，作为可以经验到的东西，因此都具有了其普遍的‘先天性’，具有了某种预知性，这是某种先天类型的未规定的、但却可以永远自身认同的普遍性，它属于一个先天可能性的活动空间。”[226]

与之相比，经验物的外视域则更不确定，因为外视域是指与此经验物共存于世的被共现的其它事物，显然，当我面对我的电脑时，我对我身后事物的预期要比我对电脑的背面的预期要不确定。

经验物的内视域和外视域的区分并非绝对的区分，外视域可以转变为内视域，如果我将诸多共存的经验物把握为一个整体。

三、个体和世界视域

每一个经验都具有其经验视域，而每个经验视域都可以不断地扩展延伸，它包含了无限的可能行为，相对于此，被经验的对象也具有一个不断扩展、积累和延伸的对象视域，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限延展，“这个在现在中，而且显然在每一醒觉时刻的现在中对我存在的世界，具有其双向无限的时间延展域，即它的已知的和未知的、直接现存的和非现存的过去和未来。”[227]

由此，这个视域延展而成为一个“世界视域”，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说：

“正是由此人们才能看到：每一个世界性的被给予性）都是在一个视域的如何之中的被给予性，在视域中还隐含着进一步的视域，而且，这些视域作为世界性的被给予之物最终都会带有一个世界视域并因此作为世界性的而被意识到。”[228]

以上所描述的是“我”对周围自然世界的视域意识，这种结构对在我周围世界中的其他人亦有效，

“在把他们作为人来经验时，我把他们中的每一个都理解作和承认作一个像我自己一样的自我主体，并把他们理解作与周围世界相关。但我在这样理解时，是把他们的周围世界和我的周围世界都客观地当作同一个世界，对此我们大家都意识到，虽然方式各有不同。”[229]

由此，视域由个体的“我”扩展为 “我们”，并且无限扩展而与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提出的“生活世界”相重合了。

这样，个体对象和世界都是由主体和交互主体性构成的，根据其视域中的诸多意义之间是否相容，我们可以获得诸多可能世界，而现实世界只是其中的一种，

“‘现实世界’，作为在诸可能世界与诸非世界（mannigfaltiger m?glicher Welten und Unwelten）组成的复合体中的一个特例，这些世界只不过是‘经验意识’的观念的本质上可能的诸变体的相关物，这个意识含有禀具某种程度的秩序性的经验联结体。”[230]

第六章走向可能世界语义学

胡塞尔《逻辑研究》之后的思想发展再一次确证了我们所说的“可表述性原则”，即：一方面，胡塞尔对语言意义的分析成为他研究一般行为的意向性的范例，另一方面，随着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变化，他对意义的分析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908年夏天，胡塞尔做了关于意义理论的一系列讲座，在他死后，胡塞尔学者根据手稿编订为《1908年夏季关于意义学说的讲座》。1908年的手稿正是介于1905年的《现象学的观念》和1913年的《观念Ⅰ》之间。我们还记得，胡塞尔在《观念Ⅰ》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进入现象学的途径，即一方面从对语言的研究进入，它的主题是意义和意指，另一方面从对意识经验的研究入手，它的主题是行为和意向相关项，1908年关于意义理论的讲座再一次证实了胡塞尔的说法，可以说，它正是处于胡塞尔走向成熟的先验现象学的过渡期间，它一方面吸取了在《现象学的观念》中已经发现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另一方面，胡塞尔在此利用对意义的研究，逐步深入先验现象学的基本结构。

第一节物候学的意义与现象学的意义

胡塞尔在《观念Ⅰ》中至少留下了两个难题，即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的区分和平行关系、可规定的X和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在他关于意义学说的讲座首先作为主题出现。如果说，在《观念Ⅰ》中，由于他对《逻辑研究》中的意义概念的反思而着重强调了意向相关项的意义，那么，在关于意义学说的讲座中，胡塞尔仍然保留了在《逻辑研究》中已经获得的意义概念，并且提出了一个新的意义概念，胡塞尔把它们分别称为“物候学的（ph?nologische）意义”和“现象学的意义”。

在胡塞尔看来，意义是一个充满歧义的名称，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种类的意义。

“我们区分物候学的和现象学的（本体的），也就是说，一切源于行为的、经验侧的概念和一切纯粹在此领域内进行的研究，都被称为物候学的，而在相应一侧，被构成的对象性在狭义上被称为现象学的，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物候学的意义概念和一个现象学的意义概念。如果我们根据事物本性指向对象性，那么后者就是给予方向的；而我们是由此获得物候学的概念的，即，我们反思这个经验，并且说：对象的同一性在一个同一性意识中被给予，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就像意义的同一性的情况一样，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两个出现在同一性意识统一体中的行为根据其本质具有共同之物，通过同一的意指（物候学意义上的意义）的说法，我们可以考虑到这一点。”[231]

胡塞尔在此提出的“物候学的意义”和他在《逻辑研究》中所说的作为“种的同一性”的观念意义是一致的，这个意义不是行为或行为的实项因素，它既不关乎构成语词的行为体验，也不关乎构成意义的行为体验，不同的意义就是不同的意指行为的类型，它只有在对意指行为的反思中通过观念化行为才能被获得。

如果局限于“物候学的意义”，那么我们看不出讲座和《逻辑研究》的意义理论有什么本质区分，关键在于，胡塞尔提出来另一个意义的概念，即“现象学的意义”。

根据胡塞尔的看法，现象学的意义是给予表述以指称对象的方向的因素，这意味着，现象学的意义只能出现在具体的指称行为中，这样，我们可以将物候学的意义和现象学的意义的区分理解为表述的一般意义和它在具体行为中的意义之间的区分。

一些学者认为，物候学的意义和现象学的意义只是对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理解，比如，拜耶尔认为，这两个意义概念的关系就像把三角形理解为由三个角组成的形状或角度为180度的形状一样，它们不是两个不同的事物，而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232]对此，我认为，我们无法在胡塞尔的文本中找到有力的证据。

正如拜耶尔所说，是将物候学的意义和现象学的意义理解为两个不同的事物，还是将它们理解为对同一个事物的不同理解方式，这取决于根据何种理由，我们应当区分两种意义，两种意义的区分是否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233]，对此，我将在下文做进一步的讨论。

第二节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与X

在我们获得了对感知视域的描述之后，我们是否可能解释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和X、X和现实对象之间的关系？

胡塞尔规定X为“抽离一切谓词之后的纯X”，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用摹状词来表达它的意义，那么我们将如何用语言表述出来呢？他常常称对某个具体对象的意指为“这（Dies）意指”，与此一致，他还在《经验与判断》中给出了重要的提示，他认为，

“谓词规定活动以及在经验中自身被给予的个别基底的相互关联活动，作为有关个体的‘这个性’的判断活动，总是或多或少地受缚于经验的情境的——这一点在语言上多半也是通过运用指示代词（Demonstrativa）或其他带有‘机遇性（okkasioneller）’意义的表述来预示（ankündigen）的。”[234]

这样，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中的X就和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提出的“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联系起来，前者通过后者表述出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这个‘这’是作为属性表述的零度（Null）而纳入这一序列中的〔‘这’具有其逻辑上的意义。它的完全具体的意义当然还要多些。它包含有指明（Hinweisen）、使注意、要求、认知的‘直指性（deiktische）’特征〕。”[235]

这样看来，至少我们可以使用“这”来表述X的意义，“这”的意义就是X的意义。“这”在此类似于罗素的“逻辑专名”，它并不具有摹状词所具有的描述意义，那么它所具有的意义到底是何种意义？我们是否由此而可以用某种对象与说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它，或者直接将它等同于被指称的对象？

根据上述对视域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构成同一物，即X的诸多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胡塞尔称这种关联为“具有动机的”关联，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激发的关系。胡塞尔把视域中诸多意义之间的相互激发的过程称为“发生的构成”。

比如，在一个原初的判断中，我判断S是p，其中，S是基底，它相应于可规定的X，而p则是对基底的规定，它相应于意向相关项的意义，这样，当S对我显现时，我总是保有对p的在先把握，

“同时，据此就有了被共同产生的范畴成果Sp：这就是说，这个p作为‘沉淀物（Niederschlag）’出现在S的意义之中，这个S现在就以此方式被规定了。”[236]

这种构成可以进一步进行下去，Sp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判断的主词，即Sp是q。在这个判断中，q代表了一个新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它是对S这个基底的进一步的规定。正如上文所说，对象的视域中的诸多意义并非杂乱无章的随意连接，它们并不是偶然地被放置在一起，相反，它们之间有着激发和被激发的联想关系，是p激发了q，如果我们没有首先将p在先把握，我们就不可能将q把握为对同一个对象的进一步规定。

这个过程可以无限进行下去，诸多的意义可以不断地被积淀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意义的历史性，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无限层次的Spqrt等等，而在先把握的意义同时规定了被预期的意义的可能性。

这个发生的构成的过程是无限的，对同一个对象的规定是可以无限进行的，也就是说，它是康德意义上的理念。

另一方面，对同一个对象的规定永远是不充分的，

“与此必然关联的是如下事实，基于那种不充分地所与的显现的理性设定，不可能是‘最终正当的的’，不可能是‘不可克服的’；而且，没有任何理性设定在其单体化中相当于这样一个论断本身：‘物是现实的’，它只是相当于这样的论断：‘它是现实的’，其前提是经验进程未产生‘更强的理性动机’，后者表明原初设定是在较广的关联体中‘被抹消的’设定。”[237]

如果构成同一个对象的诸多意义相互冲突，那么，我们将依据动机和相反动机之间的分量（Gewicht）的程度来重新获得它们之间的平衡。

这样，现实存在只是意向对象的某种极限状态，现实和非现实之间的区分并非绝对的，现实的存在总是存在着被抹消的可能性。

X并非事先被给予的孤立之物，恰恰相反，X是建立在诸多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之上的同一化意识的产物，在对意向相关项A和B的同一化综合中，我们并非首先在对A的意识中把握了它的X，然后在对B的意识中把握了它的X，并且认出这两个X是同一物，而是，我们首先有对A的意识，并且在对B的意识中仍然将对A的意识保持在手，通过对这两个意识的比较，我们在同一化综合行为中把握到，A和B是同一物的不同的意义，在“A和B是同一物”中，X得以明晰地显示出来。

X和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辨证的关系，也就是说，一方面，X是从已经存在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中构成的中心核心，它使得这些意向相关项的意义是关于同一个对象的规定；另一方面，X不能超越于意向相关项的意义而独立自存，相反，它也将在其后不断增加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中获得不断的充实，并且根据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之间是否相容而重新构成诸多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之间的统一体。

这样，我们看到，X和意向相关项的意义的关系总是相对于某个视域的，也就是说，单个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总是要依赖于它的对象视域中其它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而与某个X发生关联，X是在诸多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中被构成的。

我们常常称“这”一词为指示代词或索引词，如果我们遵循这些名称的提示，或者如胡塞尔所描述的，“一切语言都拥有可用于这种联结方式的指示代词，即指示词（Zeigw?rter），这些指示词于是并不用于直接指代在场之物，而是用于指示在谈话语境（Kontext）中、相应地在赋予这一谈话以意义的判断关联中的从前某个地方的”[238]，那么我们可以不把X或“这”的意义理解成某种实体性的意义，而是把它理解为用于指示或索引的工具，它引导说者或感知者唤回渐渐消逝的对同一物的过往经验，并依赖这些经验来确定当下的指称或感知，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显示了诸多意向相关项的意义的发生的构成。

第三节视域与可能世界

我们记得，在讨论超验感知时，我们已经论证，意向行为的对象视域之中的诸多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之间存在着有动机的关联，这一方面意味着，在先把握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已经预先设定了其后可能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的本质结构，这些可能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是对同一个对象的进一步规定，另一方面，这又意味着，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之间总是存在着不相容的可能性。

胡塞尔举了一个例子。假如我看见一块木块，我看见它的一面是红色的、圆的，于是，我断定它是一块红色的圆木，并且，我已经获得的对这块木块的知识向我先示，它的背面也是红色的、圆的，但是当我转到它的背面时，我发现，它的背面是绿色的、方的，于是，我的预期没有获得充实，胡塞尔将它称为“失望（Entt?uschung）”。然而，我并没有放弃将这块木块认作是同一块木块，在我获得对它的背面的知识之后，我重新将这些知识和已经被我在先把握的知识综合起来，重新构成一个对象。

当对象视域中的诸多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不相容时，我们就会怀疑乃至否定，而怀疑之后，我们是对同一物的再次确认，还是否定此物，并将它认作是另一物，这取决于两类意向相关项的意义的比重。比如，我看见一个有颜色的空间物，我把它看作是一个人，一个人体，但是，我同时又认为，它可能只是一个穿着衣服的蜡像。进一步的观察也许并不能使我做出决定，根据将它看作一个人，我看见的是血肉，根据将它看作一个蜡像，我看见的则是蜡块。而最终使得我做出决断的，则依赖于这些意向相关项的意义更有利于哪一种理解。

这样看来，一方面，单个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只能根据某个视域来关涉某个对象，如果意向相关项的意义之间存在着不相容的情况，视域就改变了，同时，它所关涉的对象也改变了。

另一方面，这个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和在先把握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预设了可能对同一个对象的规定的范围，如果我们可以穷尽可能和这个意向相关项的意义相容的诸多可能视域，我们将列举出这个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在诸多可能视域中所指称的不同的对象。

我们看到，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和X的关系正好和卡尔纳普所规定的内涵和外延的关系是一致的。

卡尔纳普建议，我们可以将内涵理解为一个意义函项[239]，这个函项赋予每一个可能世界以在这个可能世界中的这个表述的外延，这样，一个单称词项的意义就是赋予每一个可能世界以在这个可能世界中的这个表述所指称的个体的函项。如果我们规定内涵为I，外延为E，每一个可能世界为W，那么I＝{<W1，E1>，……<Wi，Ei>，……}。

这种对内涵的理解同样适用于胡塞尔对意向相关项的意义的理解，即，S＝{〈H1，X1〉，……〈Hi，Xi〉，……}。

根据视域或可能世界的概念，我们可以合理地解释意向对象的本体论地位，如果意向行为所指称的对象是现实的，那么这个对象就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如果意向行为所指称的对象是非现实的，那么它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假定，它存在于某个可能世界之中，矛盾之物是可能对象的界限，它意味着，它不存在于一切可能世界之中。

第七章意向性的意义理论及其困难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中的意义理论。一方面，现象学还原使得意向相关项被纳入了现象学的领域，这也使得物候学的意义和现象学的意义的区分得以可能；另一方面，视域概念的引入，特别是行为视域和对象视域的区分，这使得我们可以合理地解释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和X的关系。我们必须进一步将胡塞尔的意义理论整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第一节双重意义的意义理论

毫无疑问，相对于《逻辑研究》中的意义理论，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意义理论最重要的突破之处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意义概念，即现象学的意义，由此，他区分了两种意义，即物候学的意义和现象学的意义。

一、几种可能的解释

事实上，“现象学的意义”概念已经蕴涵在《逻辑研究》第五、第六研究中，我们还记得，在论及意向对象时，胡塞尔区分了“如其被意指的对象”和“被意指的绝然对象”，“如其被意指的对象”已经蕴涵了“现象学的意义”或“意向相关项”的雏形。[240]

激发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意义”概念的另一个原因是，他重新评估了迈农的工作。[241]我们知道，迈农接受了布伦塔诺对意识行为的意向性的规定，他区分了在心智中的东西和被意向的东西，即意向对象。正是根据意向对象的特殊性，他解释了意向的特殊性。他认为，意识的对象是超存在的，它独立于任何种类的存在。这样，迈农将对象领域扩展到实际存在之外的范围。迈农的意向对象这个概念使得胡塞尔能够提出对象方面的意义概念。

当然，这些都是激发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意义的外在原因，而使其之所以能在现象学的框架内讨论对象侧的意义概念，这完全归因于他的先验转向，在上文中，这一点已经获得了详细的说明。

然而，许多胡塞尔研究专家认为，现象学的意义或者意向相关项的意义的提出，这意味着，胡塞尔用这个概念代替了《逻辑研究》中的意义概念，即作为意指行为的种类的观念意义或物候学的意义。[242]

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胡塞尔本人的支持。胡塞尔宣称，正是因为他在《逻辑研究》中过分强调了意向活动一侧的意义概念，在《观念Ⅰ》中，他才着重分析了意向相关项一侧的意义概念。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胡塞尔多次反思并且批判了自己在《逻辑研究》中的偏颇的立场，他认为，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作者只是片面地强调了意向活动的意义概念，而实际上在某些重要的地方应当对意向相关项的意义概念做优先的考察。”[243]从《逻辑研究》经由《讲座》到达《观念Ⅰ》，意向活动一侧的意义概念逐渐隐退，而意向相关项的意义概念则逐渐凸显成为胡塞尔研究的重点，胡塞尔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使得许多胡塞尔研究专家认为，随着胡塞尔思想的发展，意向相关项的意义概念完全代替了意向活动的意义概念，意向活动一侧的意义概念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与其说，胡塞尔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抛弃意向活动一侧的意义概念，而代之以意向相关项的意义概念，不如说，胡塞尔将意向活动的意义概念和意向相关项的意义概念并举，他始终没有放弃双重意义的观点，我们从他的后期著作《经验与判断》、《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点。[244]

在我看来，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中，从语义学内部来看，对此问题真正具有突破性的解释还在于将双重意义的区分和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相关联。

二、双重意义的区分和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

我认为，之所以胡塞尔可以逐渐着重于考察意向相关项的意义，或者现象学的意义，而忽略对意向活动方面的意义、或者物候学的意义的考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许多场合下，现象学的意义和物候学的意义具有相同的结构，然而，如果我们在考察表述的现象学的意义时，我们必须考察说话者所处的环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现象学的意义和物候学的意义并非总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将进一步认识到，区分现象学的意义和物候学的意义是有意义的。

我们还记得，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区分了两种表述，即客观的表述和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客观的表述之所以被称为客观的，是因为这个表述无论在何时何地，由何人说出，它的意义都保持不变，而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则恰恰相反，它的意义总是要依赖于说话的场合，并随之改变。

典型的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是指示词，胡塞尔区分了它的两种意义，即指示性意义和被指示的意义，如果我们将它们和上述双重意义相比较，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两种意义的区分对应于物候学的意义和现象学的意义的区分，指示性意义就是这些表述的字面意义，而被指示的意义则是这个表述在某个具体说话场合所指称的范畴对象或事态。我们仍然以胡塞尔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我说，“我很愉快”，张三也说，“我很愉快”，那么我们具有同样的指示性意义，在这里，“我”的指示性意义就是它的通常的意义，即“当下的这个说话者”，然而，它们具有不同的被指示的意义，或者说，它们指称不同的事态，前者的被指示的意义是“郑辟瑞很愉快”，而后者的被指示的意义是“张三很愉快”，被指示的意义类似于弗雷格的“思想”。

具有不同的指示性意义的表述可以具有同一的被指示的意义，对此弗雷格已经给出了充分的说明，“如果有人今天要说与他昨天用‘今天’一词所表述的东西相同的话，他就要以‘昨天’代表这个词。尽管思想是一样的，但是这里的语词表述必须是不一样的，这样才能避免通常由于说话时间的不同而造成意义改变。”[245]在这里，说话的时间也成了思想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考察客观的表述，并且我们仍然借用“指示性意义”和“被指示的意义”这对概念，那么我们可以说，客观的表述的这两种意义是等同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给予客观的表述和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一个统一的语义学说明，遗憾的是，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受到鲍尔扎诺和弗雷格过于强烈的影响，他总是以客观的表述为他的意义理论的范本，虽然他已经注意到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的现象，并且在对它的具体分析中剥离出两种意义，但是他并没有由此而将这一成果扩展到对所有的表述的分析，而是力图将这种表述还原为客观的表述。

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与《逻辑研究》的进路恰恰相反，随着构成、视域思想的提出和双重意义的区分，胡塞尔实际上是以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为他的意义理论的范本，并且力图将其它表述形式纳入到它的结构中。

三、胡塞尔和卡普兰

分析到此，我们吃惊地发现，双重意义的区分在几十年后重新出现在许多分析哲学家的文本中，最著名的是佩里和卡普兰，尤其是卡普兰。

卡普兰首先澄清了两种“可能世界”，或者说，澄清在解释“在所有环境（circumstance）中指称同一个对象”这个句子中的某种混乱之处，

“毋宁说，我们要说，给定某个表述的使用，我们可以询问什么被言说，不管它在不同的反－实际的环境中会是对的，还是错的，以及在这样的反－实际的环境，哪些个体与确定真值相关。这样，我们必须区分可能的使用的场合——我称之为语境（context）——和可能的评估在某个给定的使用场合中所言说的东西的环境。我将可能的评估环境就称为环境，或者有时也称为反实际的处境（counterfactual situation）。”[246]

这样，一个指示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时，它可以指称不同的对象，比如，相对于不同的说话者，“我”指称不同的对象。如果评估在给定的语境中所言说的东西，那么只有某个单个对象将和在一切环境中的评估相关。

现在，区分了语境和环境之后，在讨论“我”、“现在”、“这里”这类纯粹的索引词时，卡普兰区分了它所包含的两种意义，他把它们分别称为“内容（content）”和“特征（character）”。

卡普兰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我今天说，“我昨天受到侮辱”，你明天说同样的话，显然，我们所说的东西不同，如果我们所说的东西真值不同，那么这就清楚地显示出我们在说不同的东西。即使真值相同，比如恰巧我昨天受到侮辱，而你今天受到侮辱，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存在着某些可能的环境，在此之中，我所说的东西可以为真，而你所说的东西可以为假。这样，我们在说不同的东西。卡普兰称这种意义为“内容”，在他看来，一个在给定的语境中的句子的内容相当于斯特劳森意义上的命题，或者弗雷格意义上的思想。

卡普兰建议，如果内容概念不仅仅局限在句子上，而且扩展到话语的任何有意义的部分，那么我们就可以谈论确定摹状词、索引词和谓词等等的内容了，在环境中被评估的是内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卡普兰的内容相当于卡尔纳普的内涵，而卡普兰的评估环境相当于卡尔纳普的可能世界；和卡尔纳普一样，卡普兰也认为，如果内容是命题，那么评估的结果就是真值，如果内容是单称词项的内容，那么评估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体对象，等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借助卡尔纳普的研究，即用一个从评估环境到某个合适的外延的函项来表示内容了。我们曾经说明了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的意义、对象视域和卡尔纳普的内涵、可能世界的对应关系，现在，我们可以将这种对应关系延及到胡塞尔和卡普兰之间，这一点在指示词——胡塞尔称之为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上尤为明显，卡普兰意义上的指示词的内容和胡塞尔意义上的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中的被指示的意义别无二致。甚至，胡塞尔和卡普兰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因为他们几乎在同样的意义上区分了两种意义。

除了内容，卡普兰认为，在指示词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种意义，卡普兰称它为“特征”。一个表述的特征就是它在语言习惯中的意义，它在一切语境中确定表述的内容。比如，“我”的特征就是“那个说话者或者作者”，正如胡塞尔所说，即使听者不在场，他仍然可以把握到和说者所把握到的一样的意义，胡塞尔称这个意义为指示性意义，而卡普兰则称它为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指示词的特征并非完整的确定摹状词，我们必须参考说话的场合，或者用卡普兰的术语?——“语境”，才能确定它的内容。这样，如果我们借用内容、可能环境、外延的函项关系，即用从可能环境到外延的函项来表示内容，那么我们也可以用某种函项来表示特征，即从可能语境到内容的函项。

据此，卡普兰这样总结了这两种意义：

“特征：语境 ? 内容

内容：环境 ? 外延

或者，用更常见的语言，

意义＋语境 ? 内涵

内涵＋可能世界 ? 外延。”[247]

正如上文所说，两种可能世界、两种意义的区分不仅适用于索引词，而且适用于非索引词，它不仅适用于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而且适用于客观的表述。不同的是，索引词和非索引词具有不同类型的特征，卡普兰称索引词所具有的特征为“语境－敏感的（context-sensitive）特征”，因为，它的内容会随着语境而变化。相反，非索引词则具有“固定的（fixed）特征”，在所有的语境中，同一个内容被唤起，永恒句就是具有固定的特征的很好的例子，卡普兰举例说明了这一点，“所有在1977年活着的人在2077年时都已经死了”，这个句子所表述的命题是同一个命题，无论这是何时由何人所说，也无论它是在什么环境下说出。

反之，索引词具有固定的内容，比如，当我说“我”时，这个表述的内容总是郑辟瑞，这个内容在所有的环境中指称同一个对象，这个规定是和克里普克对严格指示词的定义一致的，即它们在一切可能世界中指称同一对象，索引词的内容和它的外延是一一对应的；而非索引词则具有环境－敏感的内容，根据不同的环境，内容指称不同的外延，正如卡普兰上述的例子，这个句子的内容是命题，而这个命题的真值会随着可能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尽管它的特征是固定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充分注意到胡塞尔对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的分析和卡普兰对索引词的分析的一致性，并且看到指示性意义和被指示的意义的区分与特征和内容的区分的一致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胡塞尔在《讲座》中所提出的物候学的意义和现象学的意义的区分只不过是指示性意义和被指示的意义之间的区分的扩展，即，将这两种意义的区分扩展到所有的表述，尽管胡塞尔并没有明确地这样宣称。

基于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胡塞尔可以宣称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具有平行的关系，显然，他仍然是以非索引词为标准，而非索引词具有固定的特征，即同一个特征在一切语境中唤起同一个内容，内容不会随着说话者以及说话的场合而变化，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特征和内容是一一对应的，或者说，非索引词的特征就是它的内容。

第二节胡塞尔论确定摹状词的两种用法

现在，在获得了新的意义概念，并且形成了新的更为完备的意义理论之后，胡塞尔重新思考了指称问题，令人吃惊的是，通过对他手稿的研究，我们发现，先于唐纳兰、普特南等外在主义者，胡塞尔已经提出了许多类似的论题，并且给出了相似的解决方案。

根据胡塞尔的新的意义理论，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唐纳兰所提出的对内在主义意义理论的批评。和唐纳兰一样，胡塞尔也区分了确定摹状词的两种用法，“属性表象（Attributive Vorstellung）可以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本己地命名（Nennen），另一方面是谈论（Besagen）。”[248]

胡塞尔分别说明了属性表象——他所使用的这个概念和唐纳兰的确定摹状词概念是一致的——的两种用法。

关于属性表象的命名功能，胡塞尔说，

“‘德国的皇帝去了巴黎。’——‘威廉二世去了巴黎。’人们会说，这个‘事态’是同一的。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说，这只是取决于，这个人（这同一个主体）已经做了这事那事，所涉及的同一个主体有同一个谓词……每个人都知道，威廉皇帝和德国皇帝是同一个人。在交换主体表象中，没说出什么新的东西，也没有想起什么可能被忽略的东西，瞄准的只是谓词。谓词和主体相称，这就是应该说的东西，对主体的规定是无关紧要的，倘若只是规定主体，规定它使它可以被认出来，这就足够了。值得注意的是，像‘皇帝’这样的表述，它几乎就像专名一样起作用，和威廉二世没有什么不同。……做出一个陈述，这只取决于，主体有这样那样的属性，而且就想说这些，而主体的称谓表象只是用来导向对象，如果主体只是由此而被明确地认出来，那么如何命名它是无关紧要的。”[249]

胡塞尔对属性表象的命名功能的描述和唐纳兰对确定摹状词的指称性用法的描述是一致的，唐纳兰说，“在指称性用法中，确定摹状词仅仅是用来完成某一任务的工具（引起对一个人或一个东西的注意），并且，一般地说，也可以用任何其他的指称手段（如另外一个摹状词或一个名称）来完成同样的任务。”[250]

关于属性表象的谈论功能，胡塞尔则是这样描述的，

“在主词中的称谓表象不仅有命名的功能，而且有‘谈论的’功能，这共同取决于它谈论什么，在这些地方，我们就不能说，用一个它的等值物来交换这个主体表象，不管它是经验的等值物，还是先天的等值物，这个事态仍然保持不变。在此之中有某种正确之物。但是我不能泛泛地说：这个事态S是P，它是：这个由S表示的主体有由P表示的谓词。”[251]

这就是说，这个命题的真值不仅取决于S是否具有P这个属性，而且取决于主体是否通过S被规定。和唐纳兰的确定摹状词的归属性用法一样，当属性表象用于谈论的功能时，我们可以使用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对它进行量化，即S是P，当且仅当$x［Sx&"y（Sy?y=x）&Px］，为了使这个命题为真，不仅需要Px为真，而且需要Sx为真。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已经获得的新的意义理论，即区分语境和环境、特征和内容的意义理论，来重新分析确定摹状词的两种用法。

如果指称的对象是在环境中（而非在语境中）通过符合摹状词而明确地被表示的对象，那么这个摹状词就是被归属性地使用了；如果指称的对象是在语境中、而非在环境中通过使用摹状词，并且在给定的情况中通过其它的指示手段而被确定的对象，那么这个摹状词就是被指称性地使用了。

摹状词的指称性用法和索引词的使用方式紧密关联，事实上，当一个确定摹状词“特定的F（the F）”被用来标识某个在语境中的对象时，比如我们说，“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丧心病狂的”，当我们用“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来标识在法庭上的琼斯时，那么它和表述“这个F”是一个意思，在此，指示代词“这个”就出现了，可以说，摹状词在此起到了和指示代词一样的作用。

这样，我们可以说，唐纳兰的确定摹状词的归属性用法和指称性用法的区分与卡普兰的索引词和非索引词的用法的区分是一致的。

第三节索引词与内在主义意义理论的困境

许多分析哲学家认为，专名和指示词可以行使直接指称的功能，它们和摹状词的区分正如罗素对亲知的知识和描述的知识的区分。在这一点上，他们批评了内在主义意义理论。

普特南反对内在主义意义理论的最重要证据之一就是索引词，他说，

“像‘现在’、‘这个’、‘这里’这样的词，长期以来都被当作是索引性的，或者反身记号——就是说，它的外延随着上下文和记号的变化而变化。对于这些词，从来没有人建议使用‘内涵决定外延’这个理论。拿我们的孪生地球的例子来说吧：如果我在孪生地球上有一个副本，那么当我想‘我头疼’时，他也在想‘我头疼’。但是，他的语词化思维中的‘我’这个记号，其外延是他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单元类），而我的语词化思维中的‘我’这个记号，其外延则是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的单元类）。因此，同一个词，‘我’，在两个不同的个人习语中，具有不同的外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关于自己的概念与我的副本关于他自己的概念，有任何不同之处。”[252]

也就是说，同样的意义能够指称不同的对象，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说话的场合才能判断，哪一个对象是他所指称的。

令人吃惊的是，早在1911年，胡塞尔就注意到类似于普特南的孪生地球的例子，他说，

“如果在两个天体上，两个人在完全相同的环境显现中表象‘同一’对象，据此而规范同一陈述，这是如何？这个‘这’在两种情况下不是有一个不同的意义吗？

我们稍稍改变这个例子。有可能在地球上两个相同的环境建立起来，两个人在同一位置，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显现，以同样的语词陈述等等。在两方面这些语词有同一意义吗？”[253]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称和“这”类似的一类语词为“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其后，他意识到，场合性特征不仅仅局限于此，在1913年第二版前言中，胡塞尔明确表示，“确切地说，所有经验的直言判断都属于这些意义。”[254]

区别于纯粹的意义（它指向观念之物），胡塞尔称经验判断的意义为“经验的意义”，它指向个体之物，指向实在之物，“指向实在物、个体之物的意义以某种方式包含与表述者或（毋宁说：与）此表述的理解者的关联。指向个体对象的意指在直观中得以充实，它隐含了与自我、即实行此意指者的必要的实际关联。”[255]

胡塞尔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如果我意指柏林、德国国会大厦、柏林的宫殿等等，并且我用语词来表述我的意指，那么总是有某一种直观行为与此意向相联，在此直观中，自我作为中心点处身于此。

并且，这也可以扩展到主体之间的交流，

“不同的表象行为（素朴的给予行为或素朴的记忆行为以及其他的表象行为，未变样的行为）能够表象同一物，以此方式并且带有显像内涵，他们还能够给予思想相同的或毋宁说同一意义的意指（意义意指）以基础，这些思想意指以同一意义指向同一对象。这些表象行为能够保持在人的意识中或者分配到不同人的意识中，如果这些不同的人处于如此境况中，即表现出来，相互加入这样的表象，那么他们就不仅能有同一意义，指向同一对象，而且对这一点达成一致。”[256]

《逻辑研究》之后，胡塞尔把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的被指示的意义称为“经验的意义”。胡塞尔对此问题的讨论的这篇手稿生前并没有发表，死后作为附录附在《1908年关于意义理论的讲座》中，因为是手稿，所以行文并不非常严格，我们以胡塞尔的一个例子为出发点，以便使讨论更加简化。

我们可以将胡塞尔上述的例子简化为，

1，在环境H1中，在T1时，A看到a，他说“这个”，它的经验意义是（S1）；

2，在环境H2中，在T2时，B看到b，他说“这个”，它的经验意义是（S2）；

其中，H1和H2相同，a和b相同。

根据卡普兰的理论，索引词的内容是由它的特征加上说话语境来决定的，索引词所具有的特征为“语境－敏感的（context-sensitive）特征”，即，在其特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它的内容会随着语境而变化。这样，对于上述例子而言，两个“这”具有相同的特征，即它的字面意义，但是，尽管H1和H2是相同的，a和b是相同，毕竟它们不是同一的，所以，S1≠S2。

尽管胡塞尔的基本的意义理论和卡普兰的基本一致，在此问题上，他们的差异显示出来了。

胡塞尔认为，要判定这两个表述是否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必须对它们进行比较，

“在此之中是什么？我们进行一个意识的统一，把握这两个直观，我们思考，我们实行这个经验直观、这个经验，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这就是说，我们实行相互归属的经验系列，并且在第二个经验中确定下来。”[257]

如果我们认出这两个相同的对象并不是同一物，那么，显然，这个两个表述具有不同的经验意义，然而，问题是，如果我在第二个直观中混淆了这两个对象，并且把第二个对象当成和第一个对象是同一个呢？

“看到一个东西，我说‘这个’，并且因此有一个意义。另一次我看见一个东西，我将它和前面所见到的东西同一化（identifizieren），再次说‘这个’，那么我有同一意义。第三次我又看到一个东西，我认出，它和我刚才所看到的东西是同一个，但是，它不同于我第一次所见到的东西，现在我再次说，‘这个’，并且说：这个意义和第一次的不同。”[258]

我们将这种混淆的情况概述为：

1，在T1时，我看到a，我说“这个”（S1）；

2，在T2时，我看到b，结果我把b当成了a，我又说“这个”（S2）；

3，在T3时，我看到c，我认出，c＝b，但是c≠a，我又说“这个”（S3）。

第三种情况显示出，在正常的直观活动中，两个具有同一的特征的索引词的内容，或经验的意义是否同一，它和这两个索引词所指称的对象是否同一是一致的，在此，胡塞尔和卡普兰是一致的。但是，问题在于第二种情况，即我将两个对象混淆的情况。

根据卡普兰的理论，显然，即使我混淆了这两个对象，这两个表述的意义仍然是不同的，因为这两个对象实际上不是同一个对象。

卡普兰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保罗和查理互相装成对方并且换了地方，我指着保罗说，“他现在住在新泽西普林斯顿”。这是真的吗？卡普兰认为，如果保罗真地住在普林斯顿，那么这句话就是真的，尽管我认错人了，实际上我想表述的是，查理住在普林斯顿。卡普兰认为，指示物的实际存在最重要。

与卡普兰相反，胡塞尔认为，在第二种情况下，S1＝S2，也就是说，“这个”这个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的经验的意义在这两个场合中是一样的，尽管在这两个场合中，实际存在的对象是不同的，在胡塞尔看来，

“人们怎么可能不混淆任何事物呢！很遗憾，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混淆了房子和鞋油，那么关于‘这个’的意义是同一个。”[259]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

1，在确定两个意义是否同一时，回忆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第二个行为中，我们不仅看，而且通过回忆，将此刻所看到的对象和上次所看到的对象比较，如果没有这比较，那么这两个意义无所谓相同，也无所谓不同。

2，确定两个意义是否同一的标准不是它们是否实际指称同一个对象，而是说话者是否将它们认作同一个对象，错觉可以起到和认同一样的效果。“它完全取决于，我在表象、经验的进展中采取何种态度，我如何采取重新认出或混淆的行为。”[260]

胡塞尔这样总结了上述分析，

“（经验的）意义并非依赖于单一的行为。在关涉上述的虚构时，也可以附加地说：它不依赖于，被带入到统一体之中的经验直观实际上属于同一个对象。如果我从一个环境被带入另一个完全相同的环境，在此，这些经验直观是绝对相同的，或者说，根据直观的相同的环境，这些经验直观是相应的，并且，如果由于道路并未提供足够的根据来正确地保障行动方向而使我搞错了，我相信返回到同一个出口，那么，这些相同的对象对我而言就是同一个。然后，我也会说，这些意义会是同一的。‘这房子’、‘这桌子’的意蕴在这两种情况下是同一的。”[261]

现在看来，胡塞尔和卡普兰不同的地方在于对下述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当实际存在的对象和说者所指称的对象不一致时，我们如何判定索引词所指称的对象是哪一个？卡普兰认为，是对象的同一性保证意义的同一性，我们只能站在实在论的立场预先设定对象独立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胡塞尔则认为，是我们的同一化综合行为保证两个意义是同一的，尽管这个行为可能混淆了两个对象。

现在，让我们回到胡塞尔和卡普兰对内容或被意指的意义的一般看法，即，索引词的内容是由它的特征加上说话语境来决定的，索引词所具有的特征为“语境－敏感的（context-sensitive）特征”，即，在其特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它的内容会随着语境而变化。如果我们坚持胡塞尔的分析，那么，我们只能说，卡普兰总是在实际的说话语境的意义上理解语境，而胡塞尔则总是在说话者的意向的意义上来理解语境，拜耶尔称它为“和现象学相关的说话语境”或“内在语境”。[262]

卡普兰和胡塞尔的这种说法哪一个更为合理呢？这个问题也涉及到，我们是否可以在不关心对象是否实际存在的情况下规定语词的意义，而这正是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争论的焦点所在。

胡塞尔的观点似乎能够和我们的某种直觉一致，拜耶尔赞同胡塞尔的观点。根据胡塞尔的提示，拜耶尔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1，在t1时，在一间教室里，一位叫艾德的学生说：“这张桌子坏了。”

2，之后，在t2时，他请来了修理工，结果他走进另一间一模一样的教室，并且把它和前一间教室搞混了，他误会地说：“这张桌子坏了。”

假设，修理工发现这张桌子并没有坏，由此，艾德发现自己搞错了，面对修理工的质疑，艾德会辩解说：“我指的是另一张桌子。” [263]

这样，拜耶尔认为，在上述例子中，在实际的说话语境中，它们关涉的是不同的对象，在和现象学相关的说话语境中，它们关涉地是同一个对象，即第一张桌子，所以，我们可以说，艾德的两个表述具有同一个经验意义。

涅文（Newen, Albert）则在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例子中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引用了莱摩的一个例子：“某人打算从一张桌子里取出他自己的钥匙串，但是由于外表的相似，他错拿了同事的钥匙串。当他拿着这串钥匙时，他说：‘这是我的钥匙’（6a）。那位同事使他注意到这个错误，并且说：‘你弄错了，这是我的钥匙’（6b）。基于此，他注意到这个错误，并且反驳：‘你是对的，这是你的钥匙，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这是我的’（6c）。”[264]

根据涅文，如果胡塞尔式的确定所指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必须说，（6a）是对的，因为说者打算谈论的是他自己的钥匙；同样，我们也必须说（6c）是对的，因为据此，说者说出（6a），谈论的不是他拿在手里的钥匙串，这样，他也没有说，这是他的。但是，很明显，（6a）和（6c）都是错的。

我认为，涅文的观点是对的，这更符合我们的语言使用规则，说话者的指称不足以决定语词的指称，我们必须参考实际的说话语境。这样，胡塞尔的第一人称的态度是不完善的，确定语词所指称的对象，仅仅参考说话者的意图或者内在语境，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参考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正如上文所引述的，胡塞尔已经注意到经验意义的主体间交流的可能性，而在论述他的视域理论时，我们已经看到，胡塞尔通过对交互主体性的分析而将我的生活世界扩展到我们的生活世界，这或许是走出内在主义意义理论困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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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大哲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与其改造整个世界，不如改造自己的灵魂。如果说，学习哲学是改造灵魂的一条尽管艰险却充满希望的道路，那么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对此最好的注解，他曾经这样评价现象学，“整个的现象学态度，以及属于它的悬搁，首先从本质上说有能力实现一种完全的人格的转变，这种转变首先可以与宗教方面的皈依相比，但是除此之外它本身还包含有作为赋予人类本身的最伟大的实存的转变这样一种意义。”七年前，因为生命中的困惑而选择了学习哲学，胡塞尔成了我登堂入室的导师，并陪伴我度过了这七年；虽然困惑依然存在，我仍然无法悬搁一切意见，直指本心，但是在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中，我已经改变了许多，学习就是改造自己的灵魂。

我要感谢那些在此过程中指导和帮助过我的老师和学友。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靳希平教授，三年多来的耳提面命让我受益匪浅，靳老师对生活和学术的严谨态度也时常让我仰之弥高。我仍然记得在乌泊塔尔的一天，为了我的论文，靳老师从学校图书馆挑选了几十本相关书籍，然后送到我的宿舍，那一刻，我感受到学者的严谨和无私。

我还要感谢张祥龙教授，三年中曾经跟随张老师读雅柯布森的语言学、在未名湖畔打太极，学习吐故纳新、俯仰于天地间的生存之道。

感谢外哲所和西哲教研室的老师，在学习和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受益颇多。

感谢哲学系2001级的同学们，仍然无法忘记在走廊和宿舍里的清谈，还有那些一起打乒乓球的时光。

感谢德国的Held教授和Tengelyi教授，我在乌泊塔尔学习时，他们的课程以及对我面对面的指导都让我眼界大开，感谢美国的Welton教授，他在北大讲学的日子里曾经给过我许多具体而有益的指导。

郑辟瑞

2004年12月

摘要

以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争为背景，本文重构了胡塞尔的意义理论。胡塞尔的意义理论是意向性的意义理论，它是一种内在主义的意义理论。意向性的意义理论的本质特征是：语言的意义就是被表述的意向行为的意向内容。这个命题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的意义是被表述的意向内容；另一方面，意向内容总是可以被表述。这样，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和他的意向性理论是紧密相关的，意义理论是意向性理论的一部分，意向性理论是意义理论的基础，意义理论是意向性理论的范本。

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先验转向前的意义理论和先验转向后的意义理论。

先验转向前的意义理论主要集中在《逻辑研究》之中，《逻辑研究》中的意义理论受到弗雷格逻辑学的重大影响，其中，区分主观的意识活动与客观的观念意义和区分意义与所指具有关键意义，意义成为了独立于实项的意识活动和实在的对象之外的观念之物；《逻辑研究》中的意向性理论是依照其意义理论构造起来的，意识活动、意义和对象的三层结构被扩展到表述行为之外的一切意识活动之中，相应于此，胡塞尔获得了“意向本质”（它包括质性和质料）这个重要的概念。

《逻辑研究》中的意义理论也遭遇到和弗雷格的逻辑学类似的困境，本文将它们总结为三个问题：意义的本体论地位、无对象的指称和确定的指称。它们涉及到意义的观念性、无所指的语词、确定摹状词的两种用法和索引词。

本文认为，《逻辑研究》中意义理论的困境是促使胡塞尔先验转向的部分原因，胡塞尔的先验转向是否可能提供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胡塞尔的先验转向使得他可以提出不同于《逻辑研究》中的意义概念，即“现象学的意义”。视域理论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视域概念类似于分析哲学中的可能世界概念，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和卡尔纳普的可能世界语义学类比。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发展了胡塞尔的双重意义的意义理论。据此，本文认为，胡塞尔的双重意义的意义理论和卡普兰的意义理论是一致的。根据胡塞尔的双重意义的意义理论，本文应答了唐纳兰的批评。在此基础上，胡塞尔重新思考了索引词的指称问题，在和卡普兰、涅文的指称理论的对比中，本文将对胡塞尔的内在主义意义理论做出评判。

关键词：意义指称意向性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视域

Abstract

Using the debate between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 as background, this dissertation reconstructs Husserl’s theory of meaning. Husserl’s theory of meaning is intentionalist theory of meaning, it is a kind of internalist theory of meaning. Its essential character is: the linguistic meaning is the intentional content of intentional act which is expressed. This proposition includes two points: on the one hand, linguistic meaning is intentional content which is expressed; on the other hand, in principle, every intentional content can be expressed. So Husserl’s theory of meaning has tight contact with his theory of intentionality, the theory of meaning is a part of the theory of intentionality, the latter is the former’s foundation, and the former is the latter’s model.

Husserl’s theory of mean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the theory of meaning before and after transcendental turning.

The theory of meaning before transcendental turning is mostly included into Logical Investigations. Frege’s logic has great influence on i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objective ideal mean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referent are most important, meaning becomes an ideal object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reell consciousness and real object. The theory of intentionality in Logical Investigations is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meaning, the distinction among consciousness, meaning and object is generalized into all consciousness, so that Husserl gain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tentional essence” which includes materie and quality.

The theory of meaning in Logical investigations encounters many difficulties which Frege’s logic also encounters, this dissertation summarizes them into three problems: the ontological position of meaning, the reference without referent and definitive reference, they refer to ideality of meaning, words without referent, definite descriptions’ uses and indexicals.

According to this dissertation, those problems in Logical Investigations is one of motivations which lead to Husserl’s transcendental turning, is it possible that Husserl’s transcendental turning can deal with those problems? Because of transcendental turning, Husserl can find a different meaning from that in Logical Investigations, namely, phenomenological meaning. The theory of horiz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ductions in Husserl’s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The concept of horizon is similar to the concept of possible world in analytical philosophy, it makes possible to compare Husserl’s theory of meaning with Carnap’s possible-worlds semantics. Basing on this fact, this dissertation develops Husserl’s double-meanings semantics. According to it, this dissertation consider, Husserl’s double-meanings semantics is consistent with Kaplan’s theory of meaning. According to Husserl’s double-meanings semantics, this dissertation responds to Donnellan’s criticism. Basing on it, Husserl reconsiders the problem about indexicals’ reference, comparing with Kaplan’s and Newen’s theory of reference, this dissertation will estimate Husserl’s internalist theory of meaning.

Key Words: Meaning, Reference, Intentionality, Essentially Occasional Expression, Horizon.

[①] Searle, John R.,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98.

[②] Putnam, Hilary, “The meaning of ‘meaning’”, in The Twin Earth Chronicles: twenty years of reflection on Hilary Putnam’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edited by Andrew Pessin and Sanford Goldberg,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6, 译文引自李绍猛未刊稿。

[③] See Intentionality, pp.198-199.

[④] Intentionality, p.199.

[⑤] Intentionality, p.199.

[⑥] Intentionality, p.199.

[⑦] Intentionality, p.200.

[⑧]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 2001年5月版，第91页，译文有所改动。

[⑨] 参考《后形而上学思想》，第93页。

[⑩] 弗勒斯达尔和莫汉蒂的争论文章分别收录在莫汉蒂编辑的Readings on Edmund Husserl's Logical investigations和德雷福斯编辑的Husserl, intentionality, and cognitive science之中。

[11] 参考弗勒斯达尔，“向分析哲学家介绍现象学”，郁振华译，载于《哲学译丛》1998年第2期。

[12] 转引自Willard, Dallas, Logic and the Objectivity of Knowledge: A Study in Husserl’s Early Philosophy,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67.

[13] 参考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以下简称《“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57页。

[14] 达米特区分了“meaning（意义）”和“sense（涵义）”，这里的“意义”和“涵义”的区分对应本文的广义的“意义”和狭义的“意义”的区分，本文主要在狭义的“意义”的意义上使用“意义”一词，涉及广义的“意义”则给出修饰语。

[15] Dummett, Michael, “What is a Theory of Meaning? (Ⅱ)”, see The Seas of Language,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93, p.40.

[16] See Beyer, Christian, Intentionalit?t und Referenz, Zugl.: Hamburg, 1999, s.52.

[17] Husserl, Edmund,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以下简称LU), Den Haag: Nijhoff, 1975, A31－32/B131－32；译文引自《逻辑研究》（以下简称《逻》），第二卷第一部分，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18]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51页。

[19]《语言哲学》，第51页。

[20] 《“哥白尼式”的革命》，第66页。

[21] LU，A25/B125；《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8页，译文有所改动。

[22] 参考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78－479页。

[23] [意]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原理》，卢德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8页。

[24] 参考《“哥白尼式”的革命》，第82页。

[25] LU，A33/B133；《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5页，译文有所改动。

[26] 参考LU，A33/B133；《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6页。

[27] LU，A33/B133；《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5页。

[28] LU，A36/B136；《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8页。译文有所改动。

[29] 值得注意的是，胡塞尔的“思想”概念存在着歧义，它既是表述的对象，即意义或心理体验的内容（参考LU，A31/B131；《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3页），又是传述的对象，即心理体验（我们可以只考虑狭义的传述，即意指行为），在交往话语中，“对于听者来说，这些表述是说者‘思想’的符号，就是说，它们是说者的赋予意义的心理体验，也就是那些包含在告知意向中的心理体验。”（参考LU，A33/B133；《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5页）对这个歧义，胡塞尔有时具有明确的意识，比如“在每一个名称上，我们都可以区分这个名称所‘传述’的东西（即那种心理体验）和这个名称所意指的东西”，即意义；有时，他又将这两者视为同一，“思想不仅仅是以意指的方式被表述，而且也通过传述而被告知”。（参考LU，A36/B136；《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8页）在以后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胡塞尔的“思想”概念的歧义不仅仅是因为他用词上的大意，而且是因为，在《逻辑研究》的框架中，胡塞尔始终存在着一个困境，即一方面要区分意指行为和意义，另一方面又无法给予意义的合理的本体论解释，这个困境直到胡塞尔进入先验现象学后才有所缓解。

[30] See Husserl, Edmund, Vorlesungen über Bedeutungslehre: Sommersemester 1908(以下简称VB), Hsrg. Von U. Panzer,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87, s.13.

[31] [美]罗曼·雅柯布森，《雅柯布森文集》，钱军编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32] 《雅柯布森文集》，第18页。

[33] 《雅柯布森文集》，第24页。

[34] Searle, John R.,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44.

[35] see Speech Acts, p.44; Grice, Paul,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00; 《“哥白尼式”的革命》，第99－100页，诗歌的译文引自徐友渔。

[36] 参考《“哥白尼式”的革命》，第135页。

[37] 阿佩尔已经做出了类似的区分，see Apel, Karl Otto, “Is Intentionality more Basic than Linguistic Meaning?”, in John Searle and His Critics, edited by Ernest Lepore and Robert Van Gulick, Cambridge, Mass. : Basil Blackwell, 1991, pp.31－32.

[38] 亚里士多德，《解释篇》，秦典华译，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49页。

[39] LU，A33/B133；《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5页。

[40] LU，A37/B137；《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9页。

[41] LU，A39/B139；《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1页。

[42] Dummett, Michael,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London: Duckworth,1993, p.51.

[43] LU，A33/B133；《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5页。

[44] Husserl, Edmund,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nomenologie und ph?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s Buch. Alle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nomenologie, Hsrg. Von K. Schuhmann(以下简称Ideen Ⅰ),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6, s.258, 注2, 页码依照胡塞尔生前出版的版本，卡尔·舒曼编辑的版本已经以边码形式给出; 译文引自《纯粹现象学通论》，胡塞尔著，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12月版，第303页，注2。

[45] Ideen Ⅰ, s.257; 《纯粹现象学通论》，第303页。

[46] Ideen Ⅰ, s.258; 《纯粹现象学通论》，第304页。

[47] Intentionality, p.164.

[48] 参考 Ideen Ⅰ, ss.256－257; 《纯粹现象学通论》，第302页。

[49] Ideen Ⅰ, s.257；《纯粹现象学通论》，第302页。

[50] Ideen Ⅰ, ss.124－125；《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66－167页。

[51] Ideen Ⅰ, s.256；《纯粹现象学通论》，第302页。为了统一译名，译文有所改动。

[52] LU，A100/B1100；《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05页。

[53] LU，A105/B1104；《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09页。

[54] Speech Act, p.20.

[55]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pp.26－27.

[56] Kevin Mulligan,“ Perception”, in Barry Smith and David Woodruff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usser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71.

[57] LU，A486－487/B214－15；《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页。

[58] Smith, David Woodruff and McIntyre, Ronald, Husserl and Intentionality: A study of Mind, Meaning, and Language,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4.

[59] LU，A363/B1384－385；《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24页。

[60] LU，A360－361/B1381；《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21页。

[61] 参考LU，A414－415/B1442－443；《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91－492页。

[62] LU，A413/B1441；《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90页。

[63] LU，A414/B1443；《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91页。

[64] See Dreyfus, Hubert L.，“Husserl’s Perceptual Noema”，in Hubert Dreyfus ed. Husserl, intentionality, and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82.

[65] Dreyfus, Hubert L., “Husserl’s Perceptual Noema”, p.105.

[66] LU，A564/B292；《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9页。

[67] LU，A565/B293；《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0页。

[68] The Seas of Language, p.147.

[69] See Husserl and Intentionality, p.xvi.

[70] 转引自Logic and Objectivity of Knowledge, p.xi.

[71] The Seas of Language, p.147.

[72] See Welton, Donn, The origins of meaning: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thresholds of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3.

[73] Speech Acts, p.20.

[74] Intentionality, p.5.

[75] Husserl, Edmund: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Erster Band: Prolegomena zur reinen Logik, Text der 1. und der 2. Auflage（以下简称Prolegomena）, herausgegeben von Elmar Holenstein, Den Haag : Nijhoff, 1975, s.262；译文引自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三联书店， 1999年12月版，第280页。

[76] LU，A5/B14；《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页。

[77] 转引自Prolegomena A79／B79

[78] See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p.23.

[79] LU，A97/B196-97；《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02页。

[80]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p.25.

[81]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p.63.

[82] LU，A100-101/B1100；《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05页。

[83] LU，A101/B1101；《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06页。

[84] Husserl, Edmund, Briefwechsel Band Ⅲ,1994, s.182.

[85] LU，A181/B1183；《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93页。

[86] See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p.63.

[87]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p.68.

[88]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p.67.

[89] 塞尔和阿佩尔、哈贝马斯的争论也属于其中，see Habermas, Jürgen, “Comments on John Searle: ‘Meaning, Communic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Apel, Karl Otto, “Is Intentionality more Basic than Linguistic Meaning?”, Searle, John R., “Response: Meaning, Intentionality, and Speech Acts”, in John Searle and His Critics.

[90] LU，A46/B146；《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8页。译文有所改动。

[91] LU，A54/B154；《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5页。

[92] LU，A47/B147；《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8页。

[93] LU，A48/B148；《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9页。

[94] Speech Acts, p.27.

[95] LU，A503－504/B231－32；《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0页。

[96] Frege, G., Philosophical and Mathematical Correspondence, translated by H. Kaal, Oxford: Blackwell, p.63.

[97] Philosophical and Mathematical Correspondence, p.64.

[98] LU，A390-391/B1416；《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51页。

[99] LU，A49/B149；《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0页。

[100] LU，A54/B154；《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5页。

[101] LU，A49/B149；《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0页。

[102] LU，A49/B149；《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0页。

[103] LU，A48/B148；《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9页。

[104] LU，A390/B1416；《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51页。

[105] See Speech Acts, pp.79－80.

[106] LU，A103/B1103；《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08页。

[107] LU，A103/B1103；《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08页。

[108] LU，A416/B1445；《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94页。

[109] LU，A378/B1402；《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39页。

[110] 转引自LU，A347/B1366-367；《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08页。

[111] LU，A375/B1399；《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36页。

[112] LU，A390/B1415；《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51页。

[113] LU，A562/B290；《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8页。

[114] LU，A458/B1493-494；《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52页。

[115] LU，A459/B1494；《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53页。

[116] LU，A75/B175；《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77-78页。

[117] LU，A75/B175；《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78页。

[118] LU，A455/B1490-491；《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49页。

[119] LU，A456/B1491；《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50页。

[120] LU，A456/B1491-492；《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50页。

[121] LU，A454/B1490；《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49页。

[122] LU，A454/B1489；《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48页。

[123] LU，A376/B1400；《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37页。

[124] LU，A398-399/B1424-425；《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59－460页。

[125] LU，A399/B1425；《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60页。

[126] LU，A387-388/B1412-413；《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48页。

[127] 丹·萨哈维，“《逻辑研究》中的形而上学中立性”，段丽真译，参见《现象学在中国：胡塞尔<逻辑研究>发表一百周年国际会议，特辑，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靳希平、王庆节等编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128] Intentionality, p.5.

[129] LU，A474/B22；《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页。

[130] LU，A481/B29；《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页。

[131] 转引自LU，A679/B2207；《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3页。

[132] LU，A692/B2220；《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25页。

[133] LU，A685/B2213；《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8页。

[134] LU，A682/B2211；《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6页。

[135] LU，A691/B2219；《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24页，译文有所改动。

[136] LU，A689-690/B2217-218；《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23页

[137] LU，A682/B2211；《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6页。

[138] LU，A684/B2212；《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8页。

[139] LU，A687/B2215；《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20页。

[140] LU，A692/B2220；《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25页。

[141] LU，A692/B2220；《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25页。

[142] 我后来发现，马尔康姆在评论塞尔时，他也有过类似的分析。他以“我相信that p” 这样的句子为例，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说话者通过这样的句子来报道或者指称他的心理状态，马尔康姆则认为，这只是这种句子的一种用法，在有些场合，事实并非如此。他举了一个例子，“假设你和我在屋里，打算出去。你靠着窗户，我要你朝外看看，看看是否在下雨。你透过窗户仔细往外看（外面很黑，透过窗户，你看得不清楚）。你转向我，并且说‘我相信在下雨。’假设我反驳说，‘我不想知道你的心智状态，而是想知道天气！’”那就会是一个玩笑。”那么，为什么这会是一个玩笑了，因为，你并不是在报道或指称你的心智状态，你就是在谈论天气，你用“我相信”这样的表述，这是表示你不太确定。See Norman Malcolm, “‘I believe that p’”, in John Searle and his critics, p.159.

[143] LU，A688/B2216；《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21页，译文有所改动。

[144] 《逻辑研究》，第一卷，前言，第4页。

[145] Intentionality, p.198.

[146] LU，A392/B1417；《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52页。

[147] LU，A392/B1417；《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52页。

[148] LU，A392/B1417；《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52－453页。

[149] 具体部分和抽象部分的区分不是实在之物或实项之物和观念之物的区分，而是独立部分（胡塞尔称它为“块片(Stück)”）和非独立部分（胡塞尔称它为“因素(Moment)”）的区分。

[150] LU，A374/B1397－398；《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35页。

[151] LU，A387/B1411；《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47页。

[152] LU，A391/B1416；《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51页。

[153] LU，A395－396/B1421；《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56页。

[154] See Husserl and Intentionality, pp.115－117.

[155] 比如，穆尼甘和巴利·史密斯就坚持将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意义理论称为亚里士多德式的意义理论，参考Kevin Mulligan and Barry Smith, “A Husserlian Theory of Indexicality”, in Grazer Philosophische Studien, 28—1986；克里斯蒂安·拜耶尔则认为，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意义理论是柏拉图式的意义理论，参考Christian Beyer, Von Bolzano zu Husser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Boston/London, 1996。

[156] LU，A49/B149；《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0页。

[157] See Husserl and Intentionality and David Bell, Husserl, London : Routledge, 1990。

[158] LU，A342/B1361；《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95页。

[159] LU，A356/B1376；《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17页。

[160] LU，A356/B1377；《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17页。

[161] Intentionality, p.198.

[162] LU，A308/B1318-319；《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44-345页。

[163] LU，A308/B1319；《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45页。

[164] Jacques Derrida, Speech and Phenomena, translated by Daid B. Allis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98-99; 译文引自《声音与现象》，雅克·德里达著，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5－126页，译文有所改动。

[165] LU，A502/B230；《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9页。

[166] LU，A664/B2192；《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6页。

[167] LU，A663-664/B2191-192；《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5页。

[168] 有意思的是，柏拉图早已经记录了类似的两难处境，维特根斯坦也注意到这一点，“苏格拉底对泰阿泰特说：‘如果某人在想象，难道他不应该在想象着某种东西吗？’——泰说：‘是的，一定的。’——苏说：‘如果他在想象着某种东西，这东西难道不应是实在的吗？’——泰说：‘显然是的。’”（《哲学研究》[奥]维特根斯坦著，李步楼译，陈维杭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版，第214页）

[169] Bell, Husserl, p.133.

[170] LU，A373/B1395-396；《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33页。

[171] Donnellan, Keith, “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 in Martinich, A. P. e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38；K. 唐纳兰，“指称与限定摹状词”，载于《语言哲学》，（美）马蒂尼奇编，牟博、杨音莱、韩林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2月版，第451页。为了译名的统一，我用“确定摹状词”代替“限定摹状词”。

[172] Donnellan, Keith, “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 p.239; K. 唐纳兰，“指称与限定摹状词”，第453页。

[173] Donnellan, Keith, “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 p.240; K. 唐纳兰，“指称与限定摹状词”，第456页。

[174] LU，A80/B180； LI，第314页；《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85页。

[175] LU，A81/B181； LI，第315页；《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85页。

[176] LU，A80/B180； LI，第314页；《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85页。

[177] 参考LU，A493/B221；LI，第314页；《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5页。

[178] LU，A82/B182；LI，第315页；《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86页。

[179] LU，A85/B185；LI，第318页；《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89页。

[180] LU，A85/B185；LI，第318页；《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89页。

[181] LU，A83/B183；LI，第316页；《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87-88页。

[182] See Bertrand Russell, 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 Routledge, 1992, pp.108—115.

[183] LU，A90/B190；LI，第321-322页；《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94页。

[184] LU，A90/B190-91；LI，第322页；《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94页。

[185] LU，A90-91/B191；LI，第322页；《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94-95页。

[186] LU，A91/B191；LI，第322页；《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95页。

[187] LU，BXIV；《逻》，第一卷第二版前言，第9—10页。

[188] LU，BXII—XIII；《逻》，第一卷第二版前言，第8页。

[189] Husserl, Edmund, 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以下简称FTL), Martinus Nijhoff, 1974, s.207.

[190] FTL, s.207.

[191] Intentionality, p.200.

[192] 《胡塞尔选集》（上），倪梁康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1月版，第41页。

[193] Ideen Ⅰ, s.56；《纯粹现象学通论》，第97页。

[194] Ideen Ⅰ, s.57；《纯粹现象学通论》，第99页。

[195] Ideen Ⅰ, s.59；《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00页。

[196] Ideen Ⅰ, s.68；《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09－110页。

[197] Ideen Ⅰ, s.82；《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23页。

[198] Ideen Ⅰ, s.86；《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27页。

[199] Ideen Ⅰ, s.63；《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05页。

[200] Ideen Ⅰ, s.64；《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06页。

[201] 《纯粹现象学通论》，第521页，注221。

[202] Ideen Ⅰ, s.94；《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36页。

[203] Ideen Ⅰ, s.106；《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48页。

[204] Ideen Ⅰ, s.107；《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49页。

[205] Ideen Ⅰ, s.203；《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47页。译文有所改动。

[206] Ideen Ⅰ, s.184；《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26页。

[207] LU，A374/B1397；《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63页注（28）。

[208] Ideen Ⅰ, s.185；《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27页。

[209] Ideen Ⅰ, s.185；《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 27页。

[210] Ideen Ⅰ, s.268；《纯粹现象学通论》，第314页。

[211] Ideen Ⅰ, s.270；《纯粹现象学通论》，第316页。

[212] Ideen Ⅰ, s.270；《纯粹现象学通论》，第316页。

[213] Ideen Ⅰ, ss.270－271；《纯粹现象学通论》，第317页。

[214] Ideen Ⅰ, s.302；《纯粹现象学通论》，第349页。

[215] 参考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6—217页。

[216] Ideen Ⅰ, s.64；《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05页。

[217] Ideen Ⅰ, s.163；《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05页。

[218] Ideen Ⅰ, s.149；《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90-191页。译文有所改动。

[219] Ideen Ⅰ, s.48；《纯粹现象学通论》，第89页。

[220] Ideen Ⅰ, s.48；《纯粹现象学通论》，第89页。

[221] Ideen Ⅰ, s.49；《纯粹现象学通论》，第90页。

[222] Husserl, Edmund, Erfahrung und Urteil（以下简称EU）,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72, s.27；译文引自《经验与判断》，埃德蒙德·胡塞尔著，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编辑，邓晓芒、张廷国译，三联书店 1999年版，第48页。

[223] EU, ss.28－29；《经验与判断》，第49页。

[224] EU, s.31；《经验与判断》，第51－52页。

[225] EU, s.31；《经验与判断》，第52页。

[226] EU, s.32；《经验与判断》，第53页。

[227] Ideen Ⅰ, s.49；《纯粹现象学通论》，第90页。

[228] Husserl, Edmu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translated by David Carr,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263—264.

[229] Ideen Ⅰ, s.52；《纯粹现象学通论》，第92-93页。

[230] Ideen Ⅰ, ss.88－89；《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30页。

[231] VB, s.38.

[232] Intentionalit?t und Referenz, s.107.

[233] Intentionalit?t und Referenz, s.107.

[234] EU, s.384；《经验与判断》，第370页，译文有所改动。

[235] EU, s.279；《经验与判断》，第274页。

[236] FTL, s.275.

[237] Ideen Ⅰ, s.287；《纯粹现象学通论》，第333页。

[238] EU, s.283；《经验与判断》，第279页。

[239] See Husserl and Intentionality, p.281.

[240] 舒斯豪尔（Sü?hauer, Alfons）认为，《逻辑研究》中“充实意义”这个概念可能是“现象学的意义”这个概念的前身，这个和张祥龙先生的论断是一致的，张祥龙先生认为，“意向相关项”是“ 充实意义”在先验意识现象学中的体现。在下文中，我将证明，“现象学的意义”和《逻辑研究》中“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的“被指示的意义”是一致的，这个论断和上述两位学者的论断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充分注意到，被指示的意义就是感知意义。参考Sü?hauer, Alfons, Intentionalit?t, Sachverhalt, Noema ——Eine Studie zu Edmund Husserl, Freiburg(Breisgau); München: Alber, 1995，和张祥龙，“胡塞尔的意义学说及其方法论含义”，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二辑）：现象学方法》，第1—19页。

[241] See VB, s.6.

[242] 尽管古尔维奇、弗勒斯达尔和他们的弟子们在意向相关项是什么的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他们都认为，意向相关项来源于《逻辑研究》中的意义概念，并且取代了它，see Aron Gurwitsch “Husserl’s Theory of the intentionality of Consciousness” and Dagfinn Follesdal, “Husserl’s Theory of Noema”, in Hubert L. Dreyfus edited Husserl, Intentionality and Cognitvie Scienc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c1982.

[243] 《逻辑研究》第一卷，第二版前言，第10页。

[244] 舒斯豪尔（Sü?hauer, Alfons）坚持认为，胡塞尔在其思想的发展中并没有放弃双重意义的观点，他对胡塞尔文本的细致研究证明了这一点，see Intentionalit?t, Sachverhalt, Noema ——Eine Studie zu Edmund Husserl。

[245] [德]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王炳文校，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0－121页。

[246] David Kaplan, “Demonstratives”, in Themes from Kaplan, edited by Joseph Almog, John Perry, Howard Wettste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94.

[247] David Kaplan, “Demonstratives”, in Themes from Kaplan, edited by Joseph Almog, John Perry, Howard Wettste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506.

[248] VB, s.175.

[249] VB, ss.170－171.

[250] Donnellan, Keith, “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 in Martinich, A. P. e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38；K. 唐纳兰，“指称与限定摹状词”，载于《语言哲学》，（美）马蒂尼奇编，牟博、杨音莱、韩林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2月版，第451页。

[251] VB, s.171.

[252] Putnam, Hilary, “The meaning of ‘meaning’”, in The Twin Earth Chronicles: twenty years of reflection on Hilary Putnam’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edited by Andrew Pessin and Sanford Goldberg,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18, 译文引自李绍猛未刊稿。

[253] VB, ss.211－212.

[254] 《逻辑研究》第一卷，第9页。

[255] VB, s.202.

[256] VB, s.202.

[257] VB, s.212.

[258] VB, s.213.

[259] VB, s.213.

[260] VB, s.213.

[261] VB, s.212.

[262] Intentionalit?t und Referenz, s.158.

[263] Intentionalit?t und Referenz, s.150.

[264] Newen, Albert: Kontext, Referenz und Bedeutung: Eine Bedeutungstheorie singul?rer Terme, Paderborn; München; Wien; Zürich: Sch?ningh, 1996, s.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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