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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同一与差异》、德里达1990年代以后的著述、以及西方学界近年编辑出版的有关文献，始终潜在着一种“差异”与“他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其中可能蕴涵的意义，在西方常常是从神学的角度予以读解。本文作者也认为：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关论说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极为深刻，然而如果缺少神学的解说，则很难把握其中的根本意蕴。

按照梅洛-庞蒂的看法，人们相信“解释就是不得不要么歪曲，要么一字不差地重复”，但真正重要的却是发现作品中的“非思”（l’impensé）。他本人的全部努力就在于“找到”胡塞尔作品中的“非思”，利用这些“ 非思”及其开放性，并且在创造性读解的基础上表述自己的现象学。我们在本文中主要涉及他对胡塞尔关于他人意识问题的创造性读解和创造性发挥，这是推动意识哲学解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对他者的诠释实际上直接揭开了人们对自我理解的角度和深度。如果说自我或主体性正是现代性哲学的主导性话语，那么，他者就既不是作为边边角角的“其余”（如other，etc等）（这正是他者理论所要解构的对象），也不是所谓对异域的观“奇”（“奇”“怪”正是“自”以为“是”的反应），而恰恰是自我或现代性本身的合法性论证。他者问题不是或不仅仅是黑格尔的、或奠基在黑格尔之上的“承认”问题，后者只是现代世界的现实“政治”，是作为筹划而有待完成的现代性，说到底是（个人的或群体的）自我或主体的身份问题；在此，他人只是途径，即使自我恩赐他人以主体地位。这是“我的”世界，虽然通过战“争”，我“们”可以分享，甚至奴隶好象通过劳动还更“真正”地拥有这个世界，但是在艰难的曲折之后“绝”对的只能是自我。这种正剧形式的英雄主义的悲剧史诗同样反响在海德格尔的具有更大影响的早期思想中：死亡引领的不是朝向无限而是更深地坐落回自身之中。于是，在海德格尔如此源始的存在的自身运作中，列维纳斯看到的竟是令人恐怖的黑夜，而与这个思想巨人作战由此也成为列维纳斯一生的责任（回应）。或许，只有真正走出黑格尔、走出海德格尔，才能有真正的法国哲学。

观念史因假定先验主体具有构建和奠基事物的作用而坚持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这三大论题。作为话语考古学家,福柯极其怀疑和敌视这类历史主义及其基础主体。福柯把话语看作隶属于同一个散布体系的全体陈述。话语作为实践,既是一个匿名的和历史的关系体系,又是那些把主体散布在大量可能位置和功能中的并合的、间断的和个体化的事件系列。因此,对话语所作的分析就无需参照先验主体。因萨特对间断的和偶然的话语事件和实践极为恐惧,就指责福柯拒斥和谋杀了历史。而福柯则在好几个场合答复了萨特。

从50年代起，梅洛－庞蒂就意识到了《知觉现象学》立论的根据尚不充分。他发现这本著作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是不可解决的，因为它们仍然是从意识与对象的区分出发的[①]。他对现象学的理解还是胡塞尔式的描述现象学，即现象学“直接描述我们实际的体验，而不管它的心理变化以及因果解释”[②]。然而，人们不能满足于只描述这些现象，还必须更多地考问它们，重返存在场。在海德格尔基本本体论的影响下，梅洛－庞蒂开始质疑起了只对呈现出来的现象进行纯粹描述的现象学观念。从此，世界的开放只是存在的隐匿与敞开。而且，被描述成意向活动的结果的现象属于存在意义的个体化。为此，在《知觉现象学》之后，梅洛－庞蒂打算从一种新的本体论出发为现象学奠定基础。不过，对于梅洛－庞蒂来说，不通过读解海德格尔，是无法形成一种新的本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