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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扬教授向我建议，为他这本论述我的著作的书，撰写一篇序言。这是他给予我的巨大荣誉。然而，除了感受到如此强烈的荣誉感之外，我还愿意借此表达内心的喜悦，因为他使我能够有机会，向中文读者们，呈现我对自己的作品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我等待我的读者们给予回答的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待认识的问题，即：对于语言的分析，不管是在我的书中已明确地讨论过的，或者是在那些较少直接地论及语言的著作中尚未言明的，是否都真正地具有普遍的有效性。

有两种途径可把解释学奠基在现象学之中。其中有短程的，我将先谈论它，也有长程的，我打算走遍这个长程。短程，就是如同海德格尔的理解的存在论（ontologie de la compréhension）的途径。我之所以把这样一种理解的存在论称作“短程”的，是因为它通过与关于方法的所有讨论相决裂，一上来就而处于一种有限存在的存在论层面上，以期在这个层面上把理解恢复为一种存在的模式，而非一种认识的模式。我们不是逐渐地进入这个理解的存在论中去的；我们不是通过深入研究有关注解、历史或心理分析的方法论需求而渐渐接近这个存在论的：我们是通过询问的突然逆转而想象自己置身于这个存在论之中的。我们要用“一个其存在在于理解的存在者是什么样的存在者？”这样的问题来代替“认识主体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理解文本或历史?”那样的问题。解释学问题由此成了对这个存在者，对通过理解而生存的此在（Dasein）进行分析（Analytique）的一部分。

大致说来，法国二十世纪哲学有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布伦茨威格的新观念论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相互竞争的时代（自二十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第二阶段是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3H时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至六十年代初）；第三阶段是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以福柯、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起支配作用的3M时代（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第四阶段是由后结构主义的延续（德里达、福柯等）、后现代主义的兴盛（利奥塔、布尔迪厄等）与现象学的复兴（列维纳斯、利科、亨利、马里翁等）共同构成的多元共生的综合时代（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应该注意的是，前后阶段的进展并不以“飞跃”的方式出现，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象学运动其实贯穿了全部四个阶段，但它在各个阶段的地位和表现具有很大的不同。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 Pedagogy一词来源于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次。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什么是生态现象学？生态现象学是这样一种尝试：它试图用现象学来丰富那迄今为止主要是用分析的方法而达致的生态哲学。我在下面的论述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致力于阐述前缀“Öko”的意义。“Öko”这个前缀指示三重意义：生态学作为科学，生态学作为这门科学的对象以及所谓生态危机。在第二部分里，我将尝试把生态哲学的初始问题与其核心问题区分开来。生态哲学的初始问题是关于人类中心论和自然的内在固有价值的讨论，而它的核心问题，我认为，是关于自然之异化的问题。在致力于论述生态现象学的第三部分，我将局限于进一步论述一种生态现象学的可能性和边界，这种生态现象学试图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