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用"语言学转向"不足以反映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全貌，但对语言问题的普遍关注却是该时期不争的事实，这无论从大陆现象学和结构-后结构主义还是从英美分析哲学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然而，为了真正把握语言问题在这一时代哲学中的意义，必须联系整个现代哲学及其演进来看待，尤其必须回到它们的源头--早期现代哲学中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两大传统。我们认为，就西方哲学对待语言问题的姿态而言，存在着从早期现代到后期现代再到后现代立场的变迁。在以唯理论和经验论为代表的早期现代哲学中，意识主体的中心地位导致语言居于思想的单纯表象工具之地位；在以现象学存在主义和人工语言哲学为主导力量的后期现代哲学中，表象和创造的并重使语言开始摆脱纯粹工具性地位；在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为主导力量的后现代哲学中，语言的自身维度则获得了极度的强调。语言在不同时期显然具有不同性质：在早期现代时期，作为表象观念的工具，语言自身也被观念化、透明化并因此丧失了厚度；在后期现代时期，表象功能和诗意特征的结合，使语言表现出观念性与物质性的双重存在；在后现代哲学中，语言越来越走向物化，或者说语言开始展示其强劲的物质性力量。依据这一思路，借助于当代哲学的一些资源，立足于洛克、莱布尼茨和笛卡尔等人的相关论述，我们打算在本篇论文中回顾性地探讨早期现代哲学针对语言问题的一般姿态。
一、语言问题在早期现代哲学中的地位
从总体上看，早期现代哲学关注认识论问题，不可能对语言问题进行明确的、专题性的思考。它更关心的是主体方面，是与对象意识必然相伴随的自我意识，由此导致了它在语言问题上的不言而喻的结果：既然它关注的重心在意识主体方面，就没有必要强化在主客体之间起中介作用的、表达对象之意义的语言的地位；既然它并不涉及主体间性问题、不关心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就没有必要关注作为主体间或者说意识间（更不用说文化间）沟通桥梁的语言的作用。我们当然不否认一些哲学家注意到了语言问题，但很显然的是，他们的有关思考还不足以构成为独立的语言哲学，不足以让语言现象成为哲学反思的中心。语言之所以没有成为哲学的核心主题，没有被提升为哲学反思的中心对象，因为它只是表象思想的必要工具和手段。有学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评及洛克重视语言问题时说："如今用不着向哲学家们提醒语言学问题对于哲学的意义，但在十七世纪，给予它们任何特殊的注意是不寻常的。"（O'Connor,p.123）这其实表明，像洛克这样重视语言学思考纯属例外。我们知道，乔姆斯基试图在笛卡尔那里发现某种"语言学"，或者说认为存在着"一种笛卡尔主义语言学"。但有学者明确地认为"名为笛卡尔主义语言学的理智运动不存在"(Butler,p.138)，并且倾向于认为"笛卡尔相对来说对语言不感兴趣"(Ibid.p.144)。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关注洛克和莱布尼茨等人对于语言问题的重视，即使笛卡尔的支言片语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人类理智论》中，洛克在论"语词"和"命题"等名义下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探讨。该书正文共有四卷，其中第三卷专门谈论语词：第一章"概论语词或语言"，第二章"论语词的意义"，第三章"论一般词汇"，第四章"论简单观念的名称"，第五章"论复合样式和关系的名称"，第六章"论实体的名称"，第七章"论小品词"，第八章"论抽象与具体词汇"，第九章"论语词的不完美"，第十章"论语词的滥用"，共计120余页。在集中探讨知识问题的第四卷中，他关于命题和符号性质的看法也归属于语言问题。上述信息足以表明，洛克对语言问题是相当重视的。事实上，洛克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他在第二卷末写道："既然在观念与语词之间，在抽象观念与一般语词之间有着如此恒常的彼此关系，我发现不首先考虑语言的性质，使用和意义（这是下一卷的事情），就不可能清楚、明白地谈论我们的知识（知识全都是由命题构成的）。"（Lock,p.401）而在第四卷最后一节中，他更是明确地让符号理论在知识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他把学科分为自然哲学、伦理学和符号学说三类，而所谓的符号学说"探讨符号的性质、心灵如何运用它们来理解事物，或者向他人传达关于事物的知识"(Ibid,p.720)。他显然是从工具理性角度关注符号问题的。但他同时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地位："把观念和符号看作为知识的巨大工具，并没有使关于它们的思考成为一个令人生厌的部分。"(Ibid,p.721)
在针对洛克的驳难性著作"新论"中，莱布尼茨以对话的方式相应地论及"语词"和"命题"，也因此对语言问题予以了充分重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众多哲学论文及通信中都谈到其"哲学语言"构想，这是一种普遍语言理想。《莱布尼茨哲学论文及书信》英文版编译者表示，莱布尼茨20岁时发表的《论组合的技巧》"包含了占据他余生之思考的通用文字和逻辑微积分计划的萌芽"(Leibniz 1956,p.117)。另有学者表示，他有各种伟大的计划，"但从某些方面说，他从其生涯之开始到结束都明显追求的最伟大的计划乃是创立一种哲学语言（即一种人工语言）的计划，人类思维的结构在其中可以得到完善的表象，或者至少可以比被现存自然语言表象得更完善。"（Mates,183）事实上，他本人在1679年的《论通用文字学》中表示，《论组合的技巧》"已经让公众注意到我的发明，所以它看起来不是我最近才想到的"(Leibniz 1956,p.342)。他进而强调"没有比确立我正尝试的通用文字更必要的了"，他甚至乐观地表示，"少数几个被选中的人用五年时间可以完成这件事"(Ibid,p.344)。在晚年，他显然不那么乐观了，但还是充满希望，例如他在1714年的信件中表示，"如果我年轻一点或者有一些有才能的年轻人帮助我，我仍然希望创立一种普遍符号论，所有理性的真理在其中都可以被还原为微积分。与此同时，这可以是一种普遍语言或文字...要构成或发明这一语言或通用文字非常困难，但不用字典就很容易学会。" (Ibid,1063)
二、语言是表象观念的工具
无论是就洛克，还是莱布尼茨而言，语言学思考的表象论指向都是毫无疑问的。洛克表示，人们对语言标记的使用，"要么是记载他们自己的思想以便帮助他们的记忆，要么是说出他们的观念，并置它们于他人的观点面前"（Lock,p.405）。人是拥有语言这一交流工具的社会动物：作为透明的交流工具，语言能够把我们的思想准确、快速地传达给他人。他告诉我们，与人交谈的目的有三：首先，使一个人的思想或观念为另一个人所知；第二，尽可能容易和快速地做到这一点；第三，籍此传达关于事物的知识。如果没有能够做到其中任何一点，语言就要么被误用了，要么是有缺陷的(Ibid,p.504)。莱布尼茨把洛克的核心观点归结为语词"表象甚至说明观念"(Leibniz,1996,p.273)，而他自己则通过其哲学语言计划来实现语言完美地表象观念的理想。他赞成洛克强调沟通和社会性的立场，但并不局限于此："我认为没有让我们自己被理解的愿望，我们的确不会创造出语言来。然而，一旦创造出来，它也使人能够独自进行推理，既因为语词提供了记忆那些抽象思想的手段，也因为那些符号及无声思维在推理中的好处：如果一切都要解释，并且永远要用定义来代替用词，那就太费时间了。"（Ibid,p.273）主体不仅要独自推理，也不仅要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他也可以是思想的单纯载体，"一个人有些时候--比他认为的要更经常--仅仅是思想的传达者，其他人的信息的载体。"(Ibid,287)这就更全面地表述了语言表象观念的立场。
表象论强调观念优先于语言。在洛克看来，语言需要某种特定的器官，正是人身上的器官适合于"发出我们称之为语词的分节的声音"；他同时表示，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教会鹦鹉等鸟类发出"分节的声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有语言能力"。语言能力之关键就在于，人"能够把这些声音用作为内在概念的记号，使它们代表在他自己心灵中的观念的标记，并因此使它们可以为他人所知，人心灵中的思想由此可以彼此传达"（Lock, p.402）。莱布尼茨赞同洛克的看法，认为猴子虽有发声的器官，鹦鹉虽能发出有音节的声音，却并不拥有语言能力，因为它们"缺少某种不可见的东西"(Leibniz,1996,p.274)。这意味着理性思维是更为核心的东西。他们显然都把语词看作是思想或观念的标记，并因此承认观念优先于语言。而这样的看法与笛卡尔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有学者表示，就"思想与语言的关系"而言，"笛卡尔的立场非常接近于洛克的立场"(Clarke ,p.178)。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在语言观上为什么有这样的共同性呢？这完全建立在人是理性动物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基础上。洛克表示，"在一个人做出任何命题之前，他就被假定理解了他使用到其中的用词，否则他就像鹦鹉在说话，仅仅是通过模仿而发出噪声，形成某些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声音，而不是作为一个理性动物，把它们用作为他心灵中的观念的符号。当说者使用它们时，听者也被假定理解了这些用词，否则他就在谈行话，在弄出一些非理智的噪声。"(Lock,p.614)
我们虽然只能在笛卡尔那里捕捉到他有关语言问题的一些零星表述，但可以看出，他也是围绕理性或者说作为理性动物的人来进行探讨的。他也以某些动物为例来表明，能够发出与人相似的声音并不意味着有语言能力。在他看来，不管多么愚钝的人，也比那些得天独厚的动物有能力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八哥和鹦鹉虽然也在"说话"，却没有要表达的思想，因此比不上先天聋哑的人；后者虽然不能说话，却能够创造一些手势把自己心中的想法传达给那些跟他们在一起并且愿意学习他们这种语言的人。（Descartes,p.73）这完全同于洛克关于观念优先于语言的看法：鹦鹉缺乏的是思想，它们不能够说话，是因为它们没有要用言语表达的思想。(Lowe,p.103)真正说来，语言因为与理性相关而成为了区分人与动物的因素，而最根本的因素则是"我们依靠理性行事"，可以把理性"这一万能的工具""用于各种场合"（Descartes,p.73）。作为表达观念或思想的工具，语言完全受制于理性法则。塞尔注意到，笛卡尔"认为在我们和动物之间的关键区分，那种使我们能够确信地告知人有心灵，动物没有心灵的东西，就在于人类有一种借以表达其思想和情感的语言，而动物没有语言"（Searle,p.18）。另有学者这样表述笛卡尔的立场："来自纯粹知性的思想或观念是知识的唯一可靠的引导，而语言是不会为思想已经提供的东西增加什么的派生的、依赖性的现象。"(Clarke,p.158)他们显然都是从语言表象和传达思想的角度来理解笛卡尔语言观的。
表象论意味着语言是约定的：它出于理性建构，而不是出于自然；它依循任意性原则，而不取决于任何自然的关联。按照福柯的说法："符号与其内容的关系不是在事物本身的秩序中确保的"，"符号是建立在一个事物的观念与另一个事物的观念间的纽带"（Foucault,
p.78）。洛克和笛卡尔都明确地坚持一种约定论观点。洛克表示，人们使用某些语词作为观念的符号，并不是根据"任何自然的联系"，"而是通过一种自愿的接受，由此一个语词被任意地构成为了如此观念的标记。"(Lock,p.405)有学者认为："笛卡尔关于使用约定符号和理性之间关系的评论足以清楚地得出结论：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而且使用约定符号局限于人类。"(Clarke,p.171)人之所以优于其他动物，是因为其理性能力使他能够选择和设计沟通手段。从表面上，莱布尼茨似乎愿意更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他承认语词的意义"是由理性（有时是偶然在其中扮演某种角色的自然理性，有时是参与选择的道德理性）决定的"，"或许有某些人工语言完全是被选择的，完全任意的"，但同时表示，有些从现存语言中构造出来的语言包含着"选择特征与自然及偶然特征的混合"（Leibniz 1996,p.279）。他在另一处则提出，"某些表达在自然中有其基础，而其他一些则是任意的，至少那些由语词和字符构成的表达部分是如此。"(Leibniz 1956,p.318)真正说来，虽然认为不应该忽视自然特征，但他显然承认语言主要出于理性的构造或约定，至少其通用文字理想表明了这一点。
三、语言自身被观念化了
可以这样概括笛卡尔的语言观："语言揭示思想"；"真正的声音完全不同于自然的叫喊，因为它并不指示身体方面的冲动"；"真正交谈中的语词并不只是机械重复的音响，而是思想的直接表达"；"在真正的人类交谈中，一个人之所说符合于'他在其在场时无论说的什么东西'或者'相关于在手的主题'"（Butler,p.140）。这其实是那个时代的语言观的浓缩表达：语言直接地表达思想，也因此意味着意识的生动在场和语言的观念化。语言丧失了自身的物质性存在，被完全纳入到了观念的秩序中。确实，这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对语言持类似的立场,"洛克，就像他的十七世纪同代人一样，采取一种关于思想和语言理论的观念化的观点。"(Lowe,p.126)当然，在经验论者那里，最终要求表象的是事物或感性的东西，观念可能只是语言通达事物的中介；而在唯理论者那里，观念则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观念没有经验的来源，语言也因此没有必要超越观念而通向事物或感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语言单纯表象观念，而勿需指称事物。洛克表示，尽管任何语词都"直接地指称心灵中的观念而非其他东西"，但简单观念和实体的名称"也模仿某些真实的存在"(Lock,pp.420-421)。莱布尼则茨针锋相对地提出，"我看它们没有必要如此。上帝在创造这些观念的对象之前就有了实体的观念，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他把如此观念传达给理智动物。"(Leibniz 1996,p.296)在他看来，"观念是某种在我们心灵中的东西"，"是由思维机能构成的"(Leibniz 1965,p.317)。
然而，这种区分并非根本，原因在于，不管是经验论者还是唯理论者都没有能够真正维持"清楚分明的观念"。在洛克那里，观念因其经验论指向显然是不纯粹的，是心理主义的；即使是在莱布尼茨和笛卡尔那里，观念也不那么纯粹，至少胡塞尔认为笛卡尔思想中还有经验人类学的东西，而莱布尼茨则没有被他纳入先验论者之列。依照我的看法，尽管唯理论和经验论分别有重先天观念和重后天观念的分别，但它们说到底都属于观念论或意识哲学，在事物秩序服从于观念秩序的意识分析中，意识、语言、表象在其中是三位一体的，语言只具有表象功能，并因此被归属于技术性领域。梅洛-庞蒂表示："根据笛卡尔、康德等人一线的哲学传统，人们拒绝给予语言全部哲学意义，人们使之成为一个完全技术的问题。"（Merleau-Ponty 2001,p.9）换言之，在唯理论那里，语言只具有从属性的工具地位。福柯进而把这种情形看作是整个古典时期的一般姿态。他告诉我们，在这一时期，"语词获得了'表象思想'的任务和能力，但这里的'表象'必须在严格的意义上理解：语言表象思想，就像思想表象它自身一样"，它"不是思想的外部效果，而是思想本身"（Foucault,pp.92-93）。德里达的看法还要深入一步，他不仅看到了语言在古典时期的工具地位，而且还注意到了文字作为工具的更加从属的地位：语言是一种"工具"，而文字是"工具的延伸"，"这是关于文字对声音、言语对思想、能指对一般所指的外在性的最好描述"（Derrida,p.122）。
对语言的这种技术性理解尤其表现在由莱布尼茨等人极力推动的"通用文字"计划中。笛卡尔与此计划也关系密切：虽然他本人没有做过实质性的研究，但"启发莱布尼茨的所有人当中首推笛卡尔"（Derrida,pp.112-113）。在该计划中，莱布尼茨充分利用了他也为之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数学在那个时代取得的巨大进展。有学者这样概述莱布尼茨的哲学语言构想与数学的联系："只要我们能够找到像算术符号表达我们关于数字的思想一样恰当地表达我们全部思想的字符与符号，我们就能够像我们在代数和几何学中那样严格、顺利地就一切东西进行推理。"（Mates,p.183）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该时代的具体的语言学思考都深受唯理论哲学的影响，都以普遍唯理语言为其模式。在理性或知性的绝对主宰中，所谓的语言学研究，实际上就是制定一些语法规则，制定一些组合和分解观念的法则。著名的普遍唯理语法"以笛卡尔的哲学为基础"，"试图阐述语法的普遍原则，揭示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语法在表达思想上的一致性"（刘润清，第33页）。一切语言似乎都是符合"普遍语法"的"哲学语言"、"观念语言"，"说话，也即使用人类为之所发明的符号来解释自己的思想。"（阿尔诺和朗斯洛，第1页）。说到底，这是一种规范语言的日常使用，以便实现无歧义地交流的"理想设计"、"理性设计"。这种理想的语言观在20世纪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现象学家胡塞尔及结构主义者索绪尔那里依然有其巨大的影响。
四、从延续到变迁
早期现代哲学的语言观在19世纪初开始发生变化：表象的式微导致透明的理想语言的分化。这主要表现在：首先，语言可以继续充当表象的工具，但越来越沿着形式化方向发展，其明显的表现是在数理学科中；其次，语言越来越与阐释性的学科相关，具有一种批判价值、具有某种历史的沉淀，它导致阐释技巧在十九世纪的复兴；第三，最重要也最没有料到的是文学（文学本身）的出现，这是一种不及物文学，关注的只是语言自身或写作技巧。（Foucault,pp.309-313）这些类型的发展表明，在十九世纪后期已经可以见出二十世纪各种哲学传统中的语言学转向的端倪。英美人工语言哲学关注语言的表象功能，重视数理学科的形式化问题，弗雷格、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各种努力非常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倾向；但后来的日常语言哲学通过关注言语行为而抛弃了这种表象观，后期维特根斯坦以语言游戏说取代早期的图像说最为明显地表明了这一转向。大陆现象学传统与语言的阐释传统相关：现象学存在主义阶段旨在克服文化传统对个体的牵制，解释学阶段则要求与传统对话，但总体倾向表现为关注语言与生存的关系：语言的表象性越来越让位于创造性。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关注文学艺术的命运：结构主义关注社会文化现象的语言性或者类似于语言的结构，而后结构主义更为强调文学语言的游戏性和不确定性，两者的共同倾向表现为关注语言的自主性和自足性，但后者以后索绪尔主义姿态克服了在前者那里还保留有的表象论的残余。
我们注意到，在现象学运动、分析哲学运动和结构主义运动的奠基人那里，或多或少都还有某种表象论倾向。胡塞尔尽管批评笛卡尔哲学因为尚存经验人类学因素而没有达致纯粹观念，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却依然维护笛卡尔主义的表象论。他这样写道："要想保证一般论证的进行，一个重要的条件在于，思想要以恰当的方式借助于可区分的、单义的符号表述出来。语言为思想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大范围内使用的符号系统，使他可以用此来表述他的思想，但是，尽管这个系统对每个人都必不可缺，对于严格的研究来说，它仍然只是一种不完善的辅助手段。"（胡塞尔，第18页）这就表明，语言是一种表象和传达思想的普遍适用的透明工具，它只有辅助的或派生的地位。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尽管批评洛克因为心理主义色彩和内在性指向而没有关注纯粹的逻辑结构，但他们却维持着洛克意义上的表象论。弗雷格把句子看作是思想的图像，认为语言虽然有可能是一种"走形的镜子"，但"它是我们仅有的镜子"（达米特，第006页）。而深受其影响的维特根斯坦这样写道："在一个命题中，一种思想可以在如此方式上被表达，以便命题符号的要素符合于思维的对象。"（Wittgenstein,p.22）"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Ibid)意味着，语言、思想和表象在他那里是三位一体的。总之，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奠基人都关注语言的逻辑结构、静态结构，并且跟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一样，以能指所指二分的方式维护着传统的语言表象观。
胡塞尔的早期语言观显然是笛卡尔主义普遍唯理语法的某种延续："在一开始，完全就像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语法学家一样，胡塞尔为现象学提出了这一任务：通过理解语言的本质而构造一种普遍语法。"（Merleau-Ponty 2000,p103）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表象论被抛弃了。在《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及《论几何学起源》中，他开始偏离理想语言的指向，通过关注历史、起源等问题，导致的是"发生"对于"结构"的突破。这种突破与关注生活世界联系在一起，也因此使语言与生存联系起来，导致语言问题的研究从逻辑语法转向生存论，并形成表象与创造之间的张力。一些重要的现象学家如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利科都沿着这一思路进展（萨特则是一个例外），越来越强调语言的诗意维度或自身存在。这种情形在后期海德格尔的诗意之思、梅洛-庞蒂的散文诗学及利科的叙事诗学中都得以充分体现。当然，只是在结构主义运动中，这种诗意指向才成为语言的首要维度，而在后结构主义那里，语言游戏导致的是表象论的最终瓦解。在分析哲学传统中，日常语言哲学也通过关注语言与生活方式的关系而偏离表象论。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图像论而主张一种语言游戏论：关键不在于"词"与"物"的一一对应，而在于词的具体使用。就像工具箱中的各种东西，其功能并不是完全固定的，或者说，"词的功能就像这些东西的功能一样，是多种多样的。"（维特根斯坦，第9页）这种把语词和行动结合起来的指向，同样导致了表象论的最终瓦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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