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庆
学和思这两件事，是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遇到的，谁都躲不开。只要活一天，就会遇到各种事情，其中就有自己不知道的，要想知道它就必须花气力去学。各种事情 的出现并不是总在重复，生活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要对付种种问题，怎么办才对，一定要费脑筋去思考。只有认真学过、并且仔细想过的事，作起来才能得到 比较满意的结果。如果结果不满意，那一定是哪里出了毛病，不是学得走了样，就是想得出了岔，必须重新学，重新思考。这是最普通的道理，人人都能理解，对此 持反对意见的人大概不多。因此我在年轻时候就跟大家一样持这种自发的认识论，等到后来进了西南联大哲学系，才意识到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
西南联大是当时最出色的大学，尽管在物质生活上非常艰苦，但是在精神生活上非常丰饶。尤其是在哲学系，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师资队伍，既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又 有深入思考的名流。作为这样一所大学的学生，我也随着以博学深思自诩，觉得自己很幸运，走对了地方。可是正在这时却听到一种议论，说我们系里有两种人，一 种是“学而不思”，一种是“思而不学”。这话对于我来说是反调，有点震撼。但是联大并没有什么不许反对的权威，有看法就可以说出来，对不对由大家评说，所 以我并没有为此激怒，反倒因此静下来想想这是什么问题。
应该说，发这种论调的人还是主张好学深思的，见到了不同的趋向，以此为忧，才提出批评，希望改正。在当时的联大哲学系，虽然包含着不同的传统，却并没有形 成真正意义的学派，可是的确存在着不同的倾向，一种是着重研究中国、西洋和印度的古典哲学，也就是研究哲学史，另一种是研究哲学问题。哲学史的研究只问古 人是怎样想的，自己并不参加进去想；哲学问题的研究者只问这些问题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不问这些问题过去是怎样产生、怎样解决的。前一种倾 向表现在北大的传统中，后一种倾向表现在清华的传统中；从大方向上看，这两个倾向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种分别并不是绝对的，例如专讲哲学问题的金岳霖先生 就对休谟的著作作过深入的研究，探讨得非常详细，虽然他并不着意于哲学史的学习。
学和思是哲学研究的两个必要的环节。所谓学，就是取得经验，经验就是知晓各种信息。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如果一无所知，像刚刚落地的胎儿一样，当然谈不上任 何认识；一个没有任何认识的人，当然不会得到任何深入的学问，更不用说哲学这种参透世界和人生的智慧了。哲学家首先要有丰富的经验。经验不会自动产生，必 须亲自通过实践去取得，无法假冒。而且经验必须丰富，不能稍尝辄止，又必须全面，不能止于一隅。我们从降生的一刻起就在不断地取得经验，只是有时不自觉， 有时自觉，然而尽管如此，还是不能说到什么时候就有足够的经验了。个人的亲身的、直接的经验总是有限的，必须扩大，扩大经验的办法就是向别人学，首先通过 语言吸取别人的、前人的经验，使它成为自己的间接经验。一个人的间接经验要比他的直接经验多得多，学历高的人又比学历低的人多得多。但是不管间接经验有多 少，它必须连在亲身的直接经验上；缺少直接经验的人纵然学富五车也不能成为真正有知识的人。
另一个环节是思，即思考，也就是我们对经验材料的理性处理。通过思考，经验材料所包含的合理内容才得以显示出来，联系起来。这是人类知识的标志。低等动物 的单纯经验不能经过思考而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只有这些知识得到提高表现出内在的联系才成为人类特有的学问。对于某一特定方面的学问我们称为科学， 哲学则是对于整个世界和人生的概括。总起来说，不经过思考，就不能有知识；不经过进一步的思考，那些关于自然、关于社会的各种知识也不能成为科学。至于作 为世界观的哲学，还必须对各门科学作更进一步的思考才能总结出来。而且，哲学的总结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随着新知识、新科学的出现，必须作新的总结。在这 个意义上，哲学是一个不断向前运动的过程，它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以前的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又进，永无了日。因此哲学的思考不仅以已有的各方面科学成 就为材料，还要以前此总结出的哲学思想为材料，吸取其精华而排除其糟粕，向前迈出新的一步。这一项工作就是研究哲学史，不但要研究中国过去的哲学思想，而 且要研究外国的。在中国古代，人们还不知道有外国的哲学，当然只能学习和总结自己固有的东西；可是随着佛教的传入，了解印度的哲学思想就成为必要的了；同 样情形，在明朝末年以前，人们还不知道有西方哲学，只能学习和总结自己继承中国古代哲学并吸取印度哲学而发展出来的理学和道学，可是随着西学东渐，就必须 了解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的发展了。如果不了解印度佛学，就无法设想宋明理学和道学的出现；如果不了解西方哲学，也就无法设想中国今天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哲 学了。这个吸取外来哲学思想的过程是必要的，虽然吸取的速度不一定很快，有时甚至伴随着冲突与对抗。如果完全不顾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单凭自己的脑子去 想，那样纵然可以产生自己的哲学，可是那样的哲学充其量只能达到原始人类的水平。
二十世纪我们的哲学水平当然离原始状态已经很远：我们既有两千多年传统的哲学文化，又有同样长久的外国哲学思想供我们参考，西南联大的学人们就是处在这样 的条件下思考的。因此，他们学和思的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沿着中国哲学家原有的方向前进，这就是“为往圣继绝学”或“接着讲”；另一种是采取西方传入的 逻辑方法来研究。这两种方式都不排斥吸取自己和外来的哲学文化，只是在具体研究的时候有孰轻孰重的差别。北大的传统倾向于前者，着重研究中外哲学史，但是 采用的手段确实乾嘉以来的汉学方法，即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以己意改变它，也就是客观的逻辑方法。“五四”以来追求的科学与民主，使人们的头脑从圣贤 的范畴里摆脱出来，本来是一大进步，但是他们不以己见改变历史的做法，却给人学而不思的印象。另一方面，清华的传统则倾向于另一种方式，即以逻辑方法研究 各种哲学问题，其中也包括哲学史的研究。这样的治学方法也同样是科学的要求，只是细致的逻辑分析占据了主要的精力，对哲学史的研究就相对地减轻了，这就给 人以思而不学的印象。
这里所谓“学而不思”和“思而不学”，有点类似汉学与宋学的对立。但是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思想界情况与以前的汉学与宋学相比已经前进了一部。乾嘉学派的汉 学家们虽然进行了客观的考证，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科学的方法，并没有为这种方法建立体系，这个时期的学者却从西方学到逻辑方法，因而自觉地要求对中国哲学 史作科学的整理。宋学的代表理学家和道学家们虽然在进行分析、综合，却对此并不自觉，而这个时期的中国哲学家们则完全意识到所用的逻辑方法，因而立论准 确、周密。客观和明确是西方哲学家的突出特点，我们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比他们差，因而力求跟上去，这正是西南联大的学者们的长处。但是虽然有这方面的长 处，却缺乏发展的眼光，从平面看得多，从进化看得不够。这也是中国人的一般想法，例如看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思想总觉得是一个一个孤立的东西，好像市场上摆的 萝卜白菜等等，研究哲学的人好比买菜，各取所需，喜欢哪家哲学就把它拿来欣赏，不问它的来龙去脉。这样，一部哲学史就只是哲学思想在数量上的增加，没有什 么质的提高了。好的就绝对好，不能更好了。不这样看的矛盾发展观是西方的另一派哲学家提出来的，在我国认识它的价值的人还是比较少。可是进一步的提高正在 于这个发展观。
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中国的哲学思想本来应该有进一步的提高，但是实际上还有待努力。首先，前半期所达到的逻辑方法，还有过回潮，这就是对逻辑的否定。虽 然这种错误的否定在五十年代被制止了，人们那种留恋过去的情结却没有真正解开，以致到了九十年代还出现否定分析的主张。
（摘自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附录部分，2004年，商务印书馆第一版，北京。录入/校对 柴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