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象学网

于奇智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所）

2002年4月1日

“我长期坚持早睡……（Longtemps je me suis couché de bonne heure…）” 这是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起笔之句，而我将以陈述句“我烦恼。”为出发点。烦恼与烦恼者为共生体，因自我与他者交往而诞生，为自我与他者的“亲生双子”或“同胞”。“我烦恼。”意味着“我是一个烦恼者。”或者“我作为一个烦恼者而存在着。”或者“我烦恼地过日子，甚至一生如此。”烦恼的生活或生计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连猪狗牛马不如。我是谁？或者，谁是我？或者，什么是“我”？或者，“我”是什么？“我”是一个字（词、代词（实词）、词项），术语，口袋，容器，其外延是古今中外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体“自己”或“自我”。

自我以自我的方式存在，为封闭着的个体，如同莱布尼茨那无窗无门的单子，试图把自己紧紧地包裹起来，以绝对封闭，遗世独立或进入冷宫，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以自我的现状经历着存在着，这样的自我是内存、内向、内在、内化、内置的，自言自语。一个自我与另一个自我交流达到统一，自我必须与他者打交道，可见，自我是一个相对的独立者或独行者，不可能绝对封闭。当另一个自我即他者向自我发动冲击并打开缺口时，特别是在自我不攻自破的情形下，他者便进入自我且给自我带来一线希望，使自我摆脱封闭状态。自我原具往外冲的本能，要外开－外流－外显－外出－外泄－外射，是一个敞开者。自我被他者的光线瓦解，自我原在暗中，在影子里，需要光明，如同诗人顾城童话般诗句所道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因此，他者与自我相关相依。在无关无依状态，他者以他者的方式存在着。他者同自我一样，亦是一个敞开者。自我与他者都是有“漏洞”有“空白”有“空子”的敞开者。

自我与他者总是处于交往的路－大道上，互相敞开心扉与肉身，形成一个交叉口，如密林，如林中路，如复杂的“米字路口”，交往之道实为迷途－迷津。自我与他者的身－心都处于迷途之中，在交往中。自我与他者都是处于复杂性米字路口的多样性存在，是正在交往途中的流动性－动态性存在，是个体人与社会人“相互拥抱着－折叠着”的“大存在”或“共存”或“诸多存在的聚合物”，是个体的显身形式。“烦存”作为自我与他者交往而产生的存在，总是发生－发育着的“本体”。这种存在是一种关系存在或交互存在，这种本体是一种关系本体或交互本体，如同珠江夜空中那种种彩灯交会时互放而成的“旋转叠光”，或如沙漠绿洲上林影与灯火互会的“动人芭蕾”。这表明，存在或/和本体全赖交往而形成，有着必要的发生－发育过程，具有时间性。

自我与他者如何互相接近或交往或发生关系？“自我他者化，他者自我化。”就是说，自我与他者必须向对方开放－敞开，互相嵌进－吸取：自我中有他者－－他者成了自我的“人”或“你/他/她”已经是“我”的“人”了，自我把他者（的一部分）化掉－侵吞而获得他者性；他者中有自我－－自我成了他者的“人”或“我”已经是“你/他/她 ”的“人”了，他者把自我（的一部分）消融－占有而具有自我性。自我与他者正是在交往中各自得以充盈－饱满－丰满。自我与他者互融互拥，相互交流、了解、接触。自我与他者在相互交流、了解、接触中诞生了烦恼与烦恼者，烦恼与烦恼者是自我与他者的外流－外现－外漏－外移。自我与他者是烦恼与烦恼者的“亲生父母”，或者说，烦恼与烦恼者原本不是“外人”、“外客”、“外来者”，而是出于自我与他者，是从它们释放－分化－派生出去的连生体。自我与他者的烦恼和烦恼者－烦恼和烦恼者的自我与他者都具有合法性与现实性。

冲突带来焦虑和烦恼，和谐产生愉悦和快乐。自我与他者在交往中选择，选择如同抛骰子－冒险－赌注，抛出时刻就注定了落地时刻，这两大时刻的开端和结局有如黑夜与白昼之别。选择是一种冒险，一种赌注。因此，在交往的大道上，自我与他者不为“敌”，就为“友”，时而仇，时而亲。他者是自我的“外遇者”、“恋者 ”、“婚外恋者”、“对立者”、“死对头”、“外部”。自我与他者在交往中会遇到－发生“意外事件”，任何一种场景或所有事件的出现都是必然与偶然的结合，因此，可以说，交往总是在进行，自我与他者总是在途中在路上。烦恼正是在交往途中产生的，自我在交往中承担的使命越来越重大。“自我的世界在交往中不断扩展而自我的烦恼也在不断增加，自我在交往的途中扩展，交往的使命不断扩大。”[①] “激情遇合”或“主体际奇遇”是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车祸”－“空难”。自我与他者因冲突而烦恼－烦－恼－苦－闷－懊，因和谐而快乐－甘－甜－蜜－豁。Sartre说：“他人就是地狱。”与此同时，我们说：“他人也是天堂。”

他者要么给自我带来烦恼，痛苦与悲剧，要么使自我产生快乐，幸福与喜剧。这意味着，自我不可能把自己封－闭－锁起来，必须向他者开放－敞开，应当热情欢迎他者的到来。自我封闭是愚蠢的举动，交往与选择意味着自我世界的构造过程。这个构造性自我世界是可描述的，描述需要语言。

自我作为“这个构造性世界”－“单子”－“褶子”－“游子”，立于林中小路，或行于林荫道，一旦有了光线的沐浴就会显得通体透明，外显于世，晋升为“澄明性在者”－“现象”（而非隐象）。这表明，“这个构造性世界”是可见的，它不仅可见，而且可听可说，是一束光－光线。“光线”在法语里是la lumière，与光辉、明白、清楚、认识、智慧、启蒙、知识、学问、孔、口、火门、观察孔等同义。Aristotle在其《形而上学》一开始就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他接着进一步强调，感觉特别是视觉（观－看－视－望）至关重要。没有视觉，人便无法求知，便没有知识。这个世界可说，意味着可以运用语言对它进行描述。可见世界与可说世界可能实现结合，可说的是自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理解和判断。可见的是光线，可说的是语言。语言与光线如何才能发生联系？或者如何才能联通？

语言与光线的结合同接触面成正比，接触面的大小决定它们结合的密切程度。语言与光线之间存在着交织面或交叉面，交织面越大，语言所说所述所表达就越多，就越接近完整和准确。在Foucault看来，可见（性）世界与可说（性）世界总有一些交叉点，构成第三个世界，或者形成第三条线。这个“第三者”将前两者联系－缠绕－粘合起来。语言与光线分别代表着两种存在：语言－存在；光线－存在。作为存在的语言是用以描述作为存在的光线的。语言起于光线－现实世界－日常世界，即是光线的外化－外显。它是光线的符号性存在形式－文字化形式－“文”“化”。语言与光线俱进，即语言与光线一样也有一个进化过程，不断靠近可见世界－光线。语言与光线是一个共生体，即二者一起存在着，它们的交叉折叠不是传统意义上－Descartes意义上的二元对立，而是它们各自都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都是多样性现象－存在，是非单一存在，不可简单归为“一”。这是一种多样性二元论。

人类在认识“语言”与“光线”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烦恼－困惑。接近光线的本质并进入其核心，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是从错误到正确，从模糊到准确的过程。认识真理的过程就是冒险的过程，就是对“光线”进行“写真”，将“真相”暴露于天下，也就会产生－惹起烦恼。认识作为“引产术”，把烦恼者从自我的“生命通道”－“阴道”里牵引出来，烦恼者出生于世。真理的认识与真相的揭示是艰难的。比如，语言－存在“疾病”与光线－存在“疾病”之间的关系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经历了从“疾病的超自然性/魔法力”到“疾病的自然性”的认识过程，在“疾病的自然性”范围，也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体液学说（Hippocrate，Galen）－器官学说（Morgagni）－组织学说（Bichat）－细胞学说（Virchow）－基因学说（Pasteur，Lister）等。这充分表明，总有一个“更小的结构”存在着。“更小的结构”这一概念引导人们不断探索，为科学开辟了一条日益深远的道路。疾病起于超自然力，治病在于驱魔，而驱魔与自然性疾病的治疗是相背的。疾病的超自然论与疾病的自然论不断发生冲突，谬论与科学也在不停地斗争着。在冲突与斗争中产生的烦恼并不亚于一般烦恼。

语言可听可说可写，光线可视，语言将光线纳入其中而构成“视听世界”。光线在没有语言参与之前还是一个野性－未开化世界，而语言一介入就使光线“文”“化 ”－“人化”－“人纹化”－“文字化”－“字化”，即把“野性世界”锻造成“文性世界”或“文明化世界”。野性世界或野性存在是极具本源性的，是认识的开端场。“身体”从“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状态”经历着变形－变性过程，文性身体诞生于野性身体，或者说，文性身体是野性身体的开化物（脱胎换骨者）。只有严格的理性语言而非幻想语言才能建立关于“光线”的科学理论。只有科学理论与现象的“真相”之间的距离才是最近的，或者说，只有科学论说才能真正把握住世界，才能使世界的本质成为上手之物。

光线和语言都是主动地互相接近。只有弥合语言和光线而产生的“折叠起来的二重世界（褶子）”，才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性，才不会导致知识成为空灵的形式。“看－视”是光线和语言的共同来源。看就是看者（主体）运用光线（对象）而使可述的语言（对象）可见，与此同时，运用语言而使可见的感性可述。因此，光线和语言都同时既可见又可述，看也把可见者与可述者间的障碍打通。可见者即是可述者，可述者即是可见者。可见者与可述者都围绕着光线转动。“看－视”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发挥巨大作用。

具有烦恼的烦恼者作为存在者，存在着，拥有烦存性肉体。烦恼者肩负着重大使命，也解放周围的人－物，自我与他者构成一个完整的自我。自我成为具有他性－他者性的存在者，自我他化；他者也我化，他者具有我性－自我性。纯自我是在他者与自我打交道之前的状态，纯他者则是在自我与他者打交道之前的状态，可见，自我与他者都有自己的史前形态－原态－古态。现实世界因自我而有了自我的脚印、道道、印记和思想，这是世界的我化－人化－文化。世界受到了我的压力，获得了我的力量。世界有了我就有了精神力量的再现，它的精神形象得益于我的揭示。自我作为描述者，必须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和再现自我所见所闻所解的世界魂。谁能高明而准确地抓住世界的本质，谁就能进入世界之心，伟大者因为伟大而成为伟大者，正如勇士因为勇敢而得名一样，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取决于自我的能力。对历史古迹要用心用脑去留，去想，而不只是用照相机去留。自我必须在环境中体验和理解环境，自我与他者互相适应和融合。自我在与他者－环境的交往中成长－展开－变形－变性，与此同时，不断地淘汰，诞生，更新和完善自己。

差异性重复是多样性同一的源泉，人在成长中不断甩掉过去。现在的自我与过去的自我既趋异－分－大异－大分又趋同－合－大同－大合，自我与他者之间也如此。其实，现在的自我与过去的自我之间的关系也正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自我与他者的相似点或相同点是成为朋友的必要条件，相同点越多就越能趋同－合，否则越趋异－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似点越多才能建立稳固而巨大的“交往平台”。有了这个交往平台（存在基地或存在框架），自我与他者才能共舞，才能逐渐靠近，才能产生互会的光亮。在特定的听－说－看场合（交往平台），自我（说者－看者）与他者（听者－看者）都专注于说－听－看，并且愿说－听－看。自我与他者是处于听－说－看中的烦恼者，这个烦恼者是一个限定性在者，即“此人”（相当严格的）。自我的听众（他者们）必须听自我说，与此同时，所有在场者互相看－视－望。这是一条铁的律令。“此人”就是特定环境中具有规定性的构造性存在者，即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这个存在者是相当具体而可靠的世界。

自我与他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占有，占有对方的位置－地盘，并不断扩展，丰富着“交往平台”。吻（前额、脸、面颊、嘴唇、手、足、足迹、圣物）就是占有并且是互利互惠的：轻触、拂、发生关系、占上风、捉住错处－把柄－漏洞、懂、理解、和解、友好、问候。吻，要么是一颗“迷人的子弹”，要么是一把“伤人的尖刀”。“交往平台”变小是危险的，如果不注意维护和升级，就无法增容，就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走向崩裂。于是，自我与他者之间必然走向分离（问题在于曾经是否有过一个平台）。[②]当自我与他者在构建平台时，需要双方共同投资，但这个平台是一个开放性体系，需要不断更新和丰富，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与自我－他者形成“新的三角关系”，自我与他者共同维持着“第三者”的存在。这个“第三者”一旦沦陷就意味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行将崩裂－寿终正寝。可见，自我与他者的共同命运全系于这个“第三者”。

总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既具建设性又具毁灭性。建设性关系是趋同－合的结果，毁灭性关系是趋异－分的结果。我们能否经得起考验而友好相处共同生存？如果我们之间有了误会和伤害，那么如何越过“人际关卡”而重新踏进友谊之河－爱欲之河，沿着河边走？这是令人烦恼的问题。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共同努力。

自我的存在目的不是让他者烦恼，而是让他者自由。这个目的是向着“未来”的。人为未来智慧地忧着，这便是未来的真义。未来是一个黑洞、一条隧道、一间暗室，人向未来诗意地敞开着，也追求未来，爱恋未来，敞开未来，让光线－希望－知识－智慧射入其中，照亮暗影－黑洞－隧道－暗室，原来“夜间大地”也不乏魅力。“黑暗”本就在“光明”之中。照亮“夜间大地”是一项重点工程，人要完成这一工程需要足够的勇气。谁能最后照亮大地并使“她”欢欣鼓舞，谁就能赢得“ 她”的“芳心”而居于胜者地位。大地一旦亮起来就焕发出“迷人韵致”，看来“珠江夜色”有“它”存在的理由，尽管“它”藏垢纳污（污垢－浊－淫与纯净－清－圣共存亡同流淌），还是没有给人留下太坏的印象。这实在是花城的福气。“多话的自我”（有时而非常有）也如同“光明”中的“暗室”，需要光线作路标。自我一不小心就迈入－滑向“复杂性多样性米字路口”，不同的方向把自我撕成碎片，化作灰烬，随风飞舞，自我因此而构成“灰旋形象”。冲出迷途（穿越密林，走出围城）是一生（个人的与人类的）的使命。“冲啊！”是一道不可讨论（根本没有时间讨论）的军令。





2002年4月2日

我们心中所装着的那个世界就是他者（人－物－社会）的存在和这个存在的存在。自己认识自己时，自己既是客体也是主体，或者说，自己把自己外化也把自己内化。自我认识自我也就是自我塑造的过程，要借助他者的力量才能完成，自我与他者在互相认识互相依存。理论与德性结合，才能更好认识自己。苏格拉底之死的启示：在义和生之间，必须作出选择－－舍“生”而取“义”。自我与他者在交往途中，要关心自我，爱护自我。认识自我（自己）就是理解自我，关切自我就是改造自我。

自我在不断完善，他者也在不断完善；个人在不断完善，社会也在不断完善。完善的力量既来自内部又来自外部。知识与知识之间也在不断“交往”－“婚配”－“配置”，以产生新的知识，比如，在西方，18世纪，临床医学与解剖学配置而成“临床医学解剖学”，这种知识闪耀着智慧之光。各门学科的不断演进正是得益于知识之间的配置与组合，各种问题也因此逐步得到解决。

真理是隐藏起来的，真理的揭示者要不断地解蔽，拆除掩盖真理的屏障。勇于承担这种责任并试图完成这种使命的揭示者成为大烦者。揭示者在揭蔽途中很可能陷入迷途与险境，乃至献出生命。终极烦恼问题在此涌现。

烦恼作为自我与他者交往中的存在形式，是主体与主体在交往大道上牵引出来的一种相遇状态。一旦人与人之间或自我与他者之间发生这样的联系，就产生我们所遇到的当下世界（烦恼世界）。这是一个当下事件或现在事件。但这个世界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变化发展着的，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发生转移并不断延展着，这种事件也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因为我们总是处在交往的路上。交往的大道随着我们的存在不断延伸和扩展，烦恼状态要不断移位、移动和向前，因为我们一旦在交往的路上相遇就总有一种向往，即欲继续交往下去。自我与他者在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已经为下一次的相遇开辟了道路，这也决定了交往者双方或多方已经建立了某种共同遵守的“协议”。如果其中一方不同意，这种交往就到此结束，即仅此一次，当然存在重逢的可能性。不管已经发生的交往是否终止，都不影响新的交往发生，新的交往性主体也会诞生。

相遇就是主体间构成的一种二元关系或多元关系，得到的是简单的或复杂的“关系”。这意味着相遇者之间达成协调、一致和统一，意味着在同一交往道路上一起向前。美好的相遇将是相遇者生活史上的一段佳话，进而创生出一首不朽的诗或一部杰出的作品，不管这种相遇能否长久或继续。所遇到的他者不仅指人，而且指物（事物、现象、作品、书本、历史、民族传统、文明、文化等）以及我们所认识所理解的对象或世界，比如我们在求知途中遇到了感兴趣的思想家及其作品。这种对象引起后继交往，与这种对象相遇影响着自我和自我的前途，甚至决定了自我未来的职业生涯。此时，自我便成了对象的信徒，比如，读者成为思想家的信徒，或者，所遇对象成为主体的“衣食父母”。这种相遇一旦发生就成形了，进而把相遇当事人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深化这种联系。相遇有时是偶然的奇遇（奇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尽管如此，还是有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决定性影响。当然在交往中，我们有时会误入迷津歧途，必须对所遇对象进行准确判断和认真鉴别，否则就会走弯路。只有抓住书堆中的经典著作，才会把握和理解人类文化的精神本质。相遇及其引起的选择可能决定我们的社会身份和思想态度，可以说，这种相遇是一种冒险、一种赌注。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深刻、自信、豁达与坚强，具有创造力。鲁迅与曾国藩、尼采相遇而成新文学，冯友兰与宋明理学相遇而构新理学，鲁迅与冯友兰们所做的都是“接着讲”，“接着讲”就是站在巨人肩上成为新一代巨人（继承者或接班人）。因此，我们应当学习相遇，学习存在，学习沉思，学习理解伟大而深刻的东西。

求知过程与求真过程是并行的。在这两种过程中，我们必然面对选择问题。在求知过程中，我们的选择使我们处于焦虑状态。如何才能作出正确选择呢？也许某种指导扮演着重要角色。这表明，我们在进行选择时需要导师（精神导师、知识导师）的指引。选择就像相遇那样意味着冒险和赌注，选择的开始意味着选择的结果，抛出时刻基本决定了落地时刻。这就是掷骰子的真义。骰子在傍晚或黑夜抛出，在清晨或白天落地，正是因为这两大时刻（傍晚与清晨，或黑夜与白天）而处于不同的界面和空间。骰子从抛出到落地要经历漫漫长夜和高高星空，其运动轨迹是连续的，要么成直线，要么成弧线，起点与终点是粘合着的。

谁具有更大的能力，谁就能更好地表达。相遇者在求知途中要试图理解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风格，试图更好地表达和认识世界，也会因此往往陷入迷途，与此同时，一旦陷入迷途就力图冲出迷途。在求知途中的自我无疑处于烦恼状态。自我沉沦为一个烦恼者，在求知途中，在与知识发生联系时，自然而然地把知识融化为自我的一部分。对于求知，我们必须执着以至迷恋状态（爱恋），在没有进入知识殿堂之前绝不轻言放弃，要有爱的力量和激情，否则不能很好地理解知识，入不了知识之门，难登知识殿堂。我们要成为知识之友，要爱知识和智慧。可以说，求知者就是爱神，就是伟大的哲人，就是哲人学生或哲人学徒。求知为什么？追求知识的目的应当是建立知识，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与职业，求知以成为自我与他者的指引者或向导，求知以启蒙，启自我之蒙，启他人之蒙，为尚未成熟而期备成熟的自我和他人寻求出路，从而使自我与他人成长为成熟者，进而承担起接班的重任，勇敢地追求知识，快乐地运用智慧，诗意地获得理性，不然，自我与他人始终是未成熟者或未开化者。

求知的理想是继承和发展，建立知识的过程就是自我与他者打交道的过程，是一个建筑过程，把我们感兴趣的知识体系深入地挖掘下去，把我们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进行重新加工和解释，让这个对象世界进入我们的知识体系，化作知识迷宫的“建筑材料”。建筑一个知识体系、理论、学说和新的流派，如同修建一座高楼大厦，用表达思想的语言来建筑这个体系。我们看到的书本、文献、作品无非是一个又一个文字世界或符号建筑物。一个思想者所建筑起来的思想世界就是他所理解的世界，正如海德格尔说：“语言就是存在之家。”他所理解的存在成为语言家庭中的成员。思想家们面对的符号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思想家构筑的建筑物有高下优劣之分，稳固程度也不同。传承思想文化的接班人要向历史上的思想者取经，读书要读经典著作，选择知识的过程是一个冒险过程，建筑语言之家的过程不是一种好玩的游戏，因为我们在构筑思想的过程中绝不能乱说话和乱写作，知识建筑物要准确表达时代的特征和精神，要与时俱进。应以好客的方式把存在迎进这座建筑物。存在一旦住进一座高大、优质、稳固而美观的语言建筑物，就更好地得到保护，不怕外来力量的破坏。这样的家并不是死气沉沉的，相反，它为后来的思想者们提供思想来源、思想灵感乃至“衣食住行所需”，思想者们必然经常出入其中寻找各自需要的东西。我们建筑知识体系就是让思想者在理想的世界安居，后来的思想者才能在这个家中安全地思。筑、居和思有机地联系起来。作为烦恼者的“诗人”构筑的是一个诗意的世界，诗人表达的是能使自身解脱或超越的东西，以便诗意地安居。

思想家时常面对选择，选择决定作品的命运。选择的直接目的是给人们酿成精神营养。选择时，必须对外在世界进行理解和解释。理解和解释世界本就是改造和建设世界的理论前提，也就是说，要改造世界必须首先理解世界。理解世界是思想家的根本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主体与他者之间必须互相接近。思想家正是因为理解而确立了自身的社会形象，要不断实现自我与他者的交流，不断地切中事物的本质，否则，无法成就自己的知识体系。认识外在事物是为了求真。我们不能理解外在世界，就不能和语言取得联系。揭示事物的本质意味着存在与语言开始靠近，认识达到一定深度，语言与存在就联系得相当紧密。如果半途而废，那么存在永远处于语言之外。

为了认识存在，语言表达必须科学而严谨，必须与谎言作斗争。外在之物不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就不能在我们自身那里找到栖身之所。语言是为后来的认识者和表达者提供精神营养的，语言建筑物仿佛楼梯，可供后来者登攀。不科学的语言体系所提供的东西是绝对不可靠的，是危险的，结果是谁也不敢进住其中。人们用语言表达或构造事物存在时，必须训练自己的眼光并掌握技艺，于是，用高级的语言建立起来的“迷宫”才能获得纪念意义而成为历史纪念馆。人在探索过程中必须成为高明的作者和写手，只有这样才能为来者提供可靠的体系和经验。人面对外在力量必须内化或内置，即把外在客观世界化为我们的认识对象，将它内置于我们的心中，恰到好处地去表达或道说这个世界，再现这个世界的灵魂。

“知识就是力量。”不是空头口号。应当对知识进行深刻理解，使之化为我们的能力和资源，在将死的知识转化为活的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世界，告诉他人去科学地改造世界。这也是知识进化的目的和使命，并且这种目的是逐渐达到的，这种任务也是逐渐完成的，这表明人的认识过程是逐渐向本质靠近的过程，如医学史上的“疾病起源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古希腊，有“魔力说”与“体液说”之争。“魔力说”显然来自宗教－哲学和神奇说法，对疾病作了超自然解释，同时支配了疾病的治疗法，治疗活动表现为“驱魔”。Hippocrate尽管没有完全摆脱宗教，还是勇敢而智慧地向自然边缘跨了一步，提出了疾病的自然原因论和体液说。他认为，癫痫并不可怕或神圣，并不是什么超自然力所致，有其产生的自然病因。他这一观点通常被视为“疾病是一种自然现象”的理论源头。医学从此由宗教－哲学和神奇说法的泥潭踏上了自然科学的大道，获得了崭新的临床治疗方法。这告诉我们，在辨别疾病的原因时，Hippocrate运用了“科学”这一利器，应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使用科学语言进行描述。他用科学语言构成的“记载”成为后来者的精神养分。“总有一个更小的结构存在着。”这种观点既说明认识科学是渐进的，用语言科学地表达也是渐进的，而不是一步完成的。





2002年4月3日

科学与宗教在相互对立中得到发展，而哲学又从科学与宗教那里吸取营养。这是一个严格的运算过程或操作过程。“古希腊哲学之父”Thales认为，万物皆水（Everything is water），水作为宇宙的守恒的或不变的要素unchangeable element（原则principle、基素fundamental element、始基primitive stuff、原态arche、行element），这是Thales以直觉方式为世界统一性问题找到了最后答案。后有“不确定者”、“气”、“火”等成为万物之源的表达。其实这些东西早已存在，只待人们去认识、体验、总结和表达。哲学家要想发现心中灵物，就必须有某种“后楼梯”相助。思想如同情感源自日常生活。思想家面对外在世界的时候，往往是困惑而烦恼的。

人追求智慧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那具有根本性和理性的东西。哲学家不以哲学为谋生的手段，其使命是认识真理，弄清真相。思想的诞生是需要阵痛的，严格体系的建立也如此。自我作为思者是烦恼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面对世界必须选择和解释。思者的使命就是让存在安居，困惑就是在未达内在本质之时的存在方式。自我在他者面前，总是困惑不解烦心不已，力图将他者（外在之物）化为自我之友，化为友即内化过程，把对象化为挚友。如何将外在之物化成自我之友？如邻居一开始就互怀戒备，只有不断接近，互相大开胸怀，才能成为朋友，因为他者总是以他者的方式存在着，处于自我视野之外，只有将他者化成朋友（化情敌为挚友）之后，才能解除这种自我与他者之间原本存在的“大对立”、“大冲突”。为什么要化他者为友呢？自我是残缺不全的，有漏洞和缺点，不完善，出世时是一块白板，随着岁月的流逝，需要各方面因素－－一切都是自我的资源和养分－－的补充、补偿或充实，比如天冷需加衣，肚饿要吃饭，孤独宜交友，因此，自我必须亲社会、人类和自然，寻他助，求滋养，必须与外在力量打交道。当然，在此过程即内化过程中，需要痛苦的体验，变为我友就必须苦心经营，但外在之物（外部力量）要抗争，甚至对自我构成威胁。外在之物一开始就是有戒备的，不会一下就进入我的生活，此时，第三者不能轻易夺走此物，并不是所有的外在之物都能为我所用而化作我的内在之物。自我面对他者意味着面对“瓜分”、“争夺”和“冲突”。正因为自我残缺不堪，所以获取资源的能力有限。不过自我那欲望无穷且日渐膨胀的心里脑中存在着许多空位，留位给他者（朋友）以期他者留位给自身，但人人都需要资源与朋友。无穷欲望与有限能力之间形成矛盾。之所以要互相留位，是因为彼此都是残缺的，都需要对方的关爱，即需相互接缝或填补空白。因此，自我总需要他者，要他者进入自我的生活。

这种填补很可能成为具有危险性的替补。填补即替补。自我或他者都是弱化者，都先天不足，都焦虑、郁闷和无助，因此，替补行动是绝对必要的。“妈妈”在“自我”面前出现，这意味着，“妈妈”使“自我”具有孩子性而成为其“精神性妈妈”，“自我”则找到了自己的“妈妈”而成为其“精神性孩子”；“妈妈”是自我的，“自我”是妈妈的；“自我－孩子”将与“他者－妈妈”一起走了－－远行，犹如自然与“妈妈”同游一样。“妈妈”从出现到与“自我”一起走，是一个完全具有戏剧性的过程。一起走之后，“妈妈”与“自我”便彼此依赖与牵念，相依为命。这是一种永恒的系谱联系。原来，“妈妈”与“自我”天各一方，现在却近在咫尺，于是，作为远在天边的“他者”－“妈妈”已经消失，近在咫尺的“妈妈”从此可与“自我”不分离（合二为一），不再缺席了。互相靠近是替补的先决条件，“自我－孩子”与“他者－妈妈”实现了接缝。福柯在生活中不乏母爱却失父爱，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偏爱，导致对父爱的渴求，严格意义上的父爱已不可能实现，这种爱－同性爱，自然转向了同性－男孩而成长为同性恋者。福柯在他生活中实现了父爱的替补，最后成为同性恋者而染上艾滋病，不治而终。这种替补无疑是一场十分危险的填补游戏。总之，人在生活经历中总是在填补某种东西，“缺乏”导致“失衡”。

人是一架欲望机器，力图把外在之物化为自我的一部分。为此，必须与他者打交道（谈判、争吵、斗争），必须选择，不可躲避。这个过程是困惑不解的，整个科学探索过程也是如此。奋斗与苦争是无法摆脱的，因此，人总是烦恼着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将此烦恼化为“快乐”。人在奋斗中升华，不断从烦恼走向快乐和诗意。人向往幸福－－这是件奢侈品－－往往会被幸福引向极端，为幸福冒险。为了1%的幸福，必须付出99%的艰苦劳动，必须花时间去攀越，经历漫长的过程，摘取塔尖上那1%的幸福明珠。这意味着，人必须不断朝向幸福之塔挺进，改造自身，摆脱烦恼，不断寻找幸福与快乐之源，探测通向幸福与快乐之路。为此，人烦恼着，快乐着，再烦恼着，再快乐着……

快乐之后，自我必生新的烦恼，又返回原路，重新开始。自我在交往的路上与烦恼为伴，烦恼与快乐、痛苦与幸福是交织着的“宽带”，人就在这条交织带上穿行。这条交织带要么是歧途，要么是正道；要么是小径，要么是大路。每条道都是客观存在的，需要我们一边行走一边思考，我们应当既是行者又是思者。未来是黑洞、暗道或隧道，我们得用目光去照射这个未来，否则无法前行。在“未来”这条路上，我们或许碰得头破血流或遇到意外事件。所有的事件都是意外的，也是意内的，比如离婚丧偶失子等，这些都是客观的，我们似乎无法改变，但不必担心害怕，遇则顺其自然。选择本身就赌注，赌注必然需要下注者承担赌注的后果。选择是自己做出的，选择需要比较。面对选择，很多时候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干预也是必要的。他者使自我烦，自我也会令他者烦，主体试图在黑洞里寻找到出口。黑洞的出口在哪儿？处于其中的自我与他者出于本能，一定会寻找到这个出口，自由意志在此发挥作用。这个出口，有人一下子找到，有人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有人能找到，有人找不着。出口就是光线，光线就是启示。人在黑暗中是相当困惑的，必然要寻找出口。自我作为一个思者而烦恼，也作为一个思者而寻找出口。只有达到光辉的顶点，才可看见美丽的风景。

碰撞无时不在，无处不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碰撞往往表现为意外事件，这个事件很可能决定相撞者的命运。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狂欢之夜，陌生男女间的热情追逐、拥抱、亲吻很可能成为命运确定的契机。自我与他者因相撞而结盟或发生恋情，这意味着双方的选择。这种选择或幸福或痛苦。我选择就意味着要分享幸福或经受痛苦。

我思故我在，我选择故我存在，我爱恋故我存在，我创造故我存在。思者如康德著书，画家如梵高作画，如妇孕育生子，这是一个承阵痛冒风险的过程。思者和画者成为阵痛的存在者。我们在交往的道上行走，计划是会被改变的，行为难以按计划进行，烦着忙着，痛并快乐着。只有经历阵痛的作品才具有重大的价值。作为在者，首先应当确立并分清身份，理解身份，不能晕－厌身份。使命一旦完成，这个在者就趋向完结。人既创造自己又毁灭自己。自我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重生超越的。每个人都是艺术家，自我塑造着诞生着自我，自我是自我的“母亲”，自我是自我的对象，这就是把自我看作他者，然后反观自我。自我与他者是相对的。艺术照与写真集也是一种自我认识和理解的表现形式，自我美化就是自我看重，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自恋、自爱或自护。自爱是自尊自重的起点。

自我本应呵护自身，因此，自我是自我的外在力量，在成长过程中也在不断变化。自我要不断进行自测，可以通过文字、书本、老师进行自测。自测与他测同时进行。自我与他者形成交互性联系，当自我得病时，仅靠自测是无法完成任务的，必须依赖于医生（他者）。疾病既是身体的，也是心理的和社会的（自我与他者构成的交互关系）。自我把自我转托给他者，只有在他者的交互关系中才能更加认识和爱护自我。当然，交互关系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有时也是痛苦之源。因此，自我必须学习超越，但超越是难的，如同爱是难的和美是难的。自我很易成为外在压力的奴隶，抗争是必需的。抗争即超越。痛苦是一笔财富，超越痛苦是不容易的。人的成长过程是炼狱过程，人应当经得起折腾或考验（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③]。完人是身体与灵魂共进化的存在者。面对私生活，Bill Clinton选择撒谎而险失总统宝座，Fran?ois Mitterrand则选择坦言而获得理解乃至颂扬，人面对巨大压力如何成功处理，是需要大智慧的。智慧地处理急难是一种技艺。只有通过学习和训练才能得到这一技艺。学习以成长和启蒙，启自我之蒙，启他者之蒙。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积淀是升华的前奏，追求美好是人的希望。面对美好之物，亦要进行选择。选择无非是寻找出路，自我选择时，为自己寻找出路，也为他者铺垫道路。问路就是探索。主体在每一阶段都要问路，绝对不可盲目进行，否则，难以走出黑洞或隧道，走出创伤，走出阴影，走不出来意味着长久（永远）处于黑夜。比如英儿(李英、英子)改名为“麦琪”就是为了走出过去的忧郁年代所做出的一种选择，并重新审视和反思自己。知道审视和反思自己意味着自我在自觉地进行心灵上的自我对话。“走出”意味着“出头”，达到彼岸，需要技艺、科学方法和地图。达到目的地以获得成果，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这个过程相当漫长。

烦恼是自我与他者在交往的路上产生的，此路可为小径，可是大道。自我在与他者交往中很可能踏上不归路，不得不向前。这是人生的强大惯性。一种外在力量推着自我向前，奔向未来，促使自我不断改变自我的环境，自我本身也在不断更新－固守、出－入、出游－归返、起床－睡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盲行－明走、成功－失败、希望满足－希望落空、压制－反抗、同意－反对、进－退、进展－停顿、远视－近视、上台－下台、晋升－降职、拉拢－排斥、开放－关闭……不一而足，每天如此。日常活动在形式上重复，在内容上更新。这种更新给予自我重新诞生的可能性。自我不断游牧而成为游子。自我本来是封闭的存在者，但与无数他者交往时便被不断撕裂和分解，从而获得他者性，不断地容受他者，于是，他者自觉不自觉地进入自我之中，既向内又向外，既封闭又开放，像一把扇子，不断地折叠、展开、再折叠、再展开，永远循环－轮回下去，但每次折叠（合拢）和展开（打开）的起点与终点都不同，起点与终点都是变异了的点。衣服折叠后再穿，已经被洗过而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体上，衣服的被洗涤和被再穿过程十分微妙地同时展现着洗者与穿者的新面貌及其成长过程，也同时形象地演示他（她）们的生命过渡。褶子到处都是，举眼可见，花朵、桌子、皱纹、疮疤、身体伤痕、字行、发型、眉毛、海浪、海上航船、蝴蝶等，不胜枚举。这些现象被提升到哲学层面，可以获得自身的普遍规律。褶子在不断展开与折叠，只有这种充满对立的合作才是圆满的。放松与抓紧、拥抱与松开，无一不是在交织中产生共鸣，出现吻合点，达到自我与他者间的身心和谐与心心相印，折叠是同一的来源和途径，差异是重复的要求和目的（不是简单的重复），褶子有着不同的欲望、能力、功能和方向，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褶子视为游子。一个完善的游子不仅仅是出游者，而且是归返者。它既出游又归返，既公开又私隐，既出场又退隐，既展开又折叠。

书本或者著作是作者心灵的再现，读者读书是作者无法驾驭的。作者将生活经验述诸于文字，这是一个精细的加工过程。作品无非是作者加工的产物或生产的孩子，它是作者（创造者）之子，作者与作品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或暧昧神秘的关系。作品一旦产生就与作者（母体、父体）发生分裂，获得独立存在的能力，与此同时，允许他者（读者）加工或重新理解。比如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这样，该作品与原作逐渐疏远，改编可以重复进行，这是一个不断书写的过程。不断书写是读者（或作者）的使命。作品一旦产生就理所当然地面对不同命运：或被褒扬，或被贬低；或被称颂，或被批判；或被推崇，或被禁毁。这意味着作者的书写是冒险行为。交往之道有许多岔路，既是物质之道，又是精神之道，具有多样化二重性。回忆是过去与当下的重合，是自我在两条道路之间的游牧。回忆就是对自我的“过去历史”和“当下情形”进行折叠，进而使之成为褶子，促使自我不断地改变环境，这意味着自我将遇到越来越多的新人新事，任何时刻形成的自我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处于变动之中而不断重构和成长。自我总是处于交往的途中，不停地与他者打交道，这注定了自我作为游子的命运－－自我将如此游牧下去。自我一诞生就成为陌生人或局外人，很难从根本上理解他者，无法一下子就进入－移居他者的心灵世界，通过外表所了解的他者只不过是个简单的外在性他者。有某种东西卡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挡住了交往和接近的去路。然而，自我与他者都满怀一颗永恒的好奇心，决心矢志不渝，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寻求之路上，以攻破他们之间的关卡，完成交往和接近的使命，进入对方的世界。自我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既是外表的又是深层的，既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充满事件（因交往而发生的），不断地寻找、上升和游牧，以使自己自由地栖居在大地上。

在交往的途中，自我与他者会发生许多意外事件。相遇意味着冒险的开始，意味着探索的开始。自我不断地出游和归返，不断地与过去告别，不断地向未来敞开。敞开以迎接当下所面对的世界。对于外在之物，我们应当以好客的姿态相待，要友善地迎接。欢迎客人并安排适当而足够的位置以满足客人的需要，不能冷漠而无礼地对待客人和世界。“投之以桃，才会报之以李。”[④]人与人交往互惠互利，平等相待是实现交往的先决条件。只有这样，自我与他者间才能建立友好而善意（非敌意）的关系。游牧的高原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游牧场所或交往市场，在此，自我与他者应当快乐地生存在一起，但能否共同生存？这还是一个问题。“能否共同生存在一起”取决于自我与他者之间是否默契，或言，自我与他者间的一致性或默契决定了共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共在意味着建设而非残杀，关键在于作出何种选择，要达到共在就必须互相敞开心扉，展开双臂，热情迎接。

“存在链”是存在着的。我的存在与你／他／她的存在是相互联系着的。这就是原初型态。世界原本是一个关系世界，自我是混合着“种种关系”的自我，他者亦然。存在链是一个循环链，如同各条战线的汇集地与发散地，这意味着自我与他者之间注定要相互依赖和牵念。自我与他者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共同的事业，比如 “教”与“学”，教者与学者必须在一起，“教”与“学”才能顺利进行。当然自我与他者之间不一定产生共鸣，而交往总是必然的。自我需要放宽眼界或视野，力图知道得更多，但有时不必知道得太多，贪多必失，同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当适可而止（知足），过密或过疏皆不当，必须把握住某个度。度是成事的关键，但这个度是难以把握和找准的。

在通往黑洞或隧道的路上，自我需要不断健全自身，适应新的环境。自我在每一次远行前都需要准备就绪，整装待发，不可丢三落四，与此同时，也需要他者的关心。这个他者会提醒自我作好启程的准备，使自我的行为不盲从而自觉地进入一种清醒的环境中。游牧的目的是引导自我进入“正轨”，否则，不能安全到达目的地。从重庆乘坐火车到北京，火车行驶的轨道是向着北京的。车行轨道已经标示了方向，这个方向是预先的设定、规则和蓝图。确定方向是先期工作，方向一旦确定，求知才能自觉自愿地进行，否则就是盲目的，甚至进入黑夜。自我求知必须自觉，读书以领悟和吸取书中的理和道，学习别人的经验。在知的基础上行，行以知为指引，知行统一。知识因行动而丰富，行动因知识而自觉。知识如同一把打开城门的钥匙，可助我们打开人生殿堂之门，进而了解生命的本真存在。如果自我不能拿到这把钥匙，就只能在大门外晃悠，无功而返，当然不能理解人生的本质，充其量是个盲目的存在者，或者只能成为匆匆的过客。我们必须深入到世界本身，才能接近或触及世界的灵魂和精神。奋争与苦斗是绝对必要的，自我要敢于不断地扩展和充实自身，不断地出游。这是游子的使命。

自我的思维是游荡的，即使坐着，也在游动，身不动而神游。自然本身、人类本身与自我本身都是厚而大的书。读书不是背诵条款，而是思考问题，把知识转化为自我的能量和资源，转化为进一步求知过程中必备的能力，因此，自我应当成为一个知识熔炉。自我在求知求真中把握住自己，从阅读书本知识到阅读现实世界本身也是一个游牧过程。自我必须跨越两个既平行又交叉的世界，进而达到双赢。若失之偏颇，顾此失彼，自我只能成为不懂事理的人。这明确告诉我们，书中的道理既存在于书之内又存于书之外，其实，物质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是相互交织或粘贴着的。理中有事，事中有理，书中有世界，世界中有书。自我作为人，不仅有身体，而且有灵魂，因此既在物质世界游牧又在精神世界游牧－－如在回忆场景，自我的思想在回忆和现实之间游荡，自我因此而成为游子。这两个世界都是丰富多彩的。思想家建立起来的文本世界博大精深。文本世界作为精神世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世界，不因自我的消费和利用而减量，反而会不断增加和繁殖。这为我们提供了继续阅读和思考下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在与文本世界的交往中还需创造、发明和发现。

创造力源于自我所面对的世界－－自我与世界打交道而互相进入，世界便具有自我性，即拥有自我所留下的痕迹。自我是文字的使者，自我所面对的世界与文字世界发生重叠、粘合与吻合，前者逐渐实现了“文”化（文字化），这就是世界的文迹、“文”化（自然的文化、自然的人化或自然的自我化）。世界因自我而获得文字特征或文字印痕。自我用文字对世界进行陈述。当然，这种陈述会漏掉或筛出许多东西，因此，我们作为写手总试图尽量表达并继续写下去，作为思想家总想不断地揭示这个世界的奥秘。尽力表达和揭示是自我的本性。对世界的阅读和理解不是一下完成的，文字表达所生成的著作只是阶段性产物。写下去，陈述下去，表达下去，说下去，揭示下去，阅读下去，理解下去，以便再现得更充分更深刻。思想家往往在问题面前犹豫不决，徘徊不前，思考又思考，分析又分析，以至找到问题的症结。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必须以科学知识为向导，才能接近世界的内在本质和核心。科学使我们的行为具有光芒，不致于跌入黑夜。这一过程告诉我们，人要敢于和善于克服困难。自我要不停地锻造自身以具备一定本领。要真正理解人生，就得掌握关于人生的科学论说。

社会与自然都是客观存在的，人必须主动去接近和认识它们，并以知识和科学为武器，否则会误入歧途。民族的文明进程是以知识和科学的渗入为前提的，野蛮与文明势不两立。人一旦为某种精神所控制，就将难以自拔。不懂科学，愚昧便生。没有科学的引导，我们可能成为愚昧、野蛮和迷信的牺牲品。当然，如果我们运用科学不当，便同样会导致灾难。但这与科学本质无关，而与运用者的能力和品质有关。民族要自由伟大，就需知识和科学来武装，换言之，只有科学才能将我们的言行引入正轨。如果一个民族没有科学作向导，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而伟大的民族。整个人类处在大展中，生产活动需要地图和指南。如果地图和指南本身是错误的，活动将惨遭失败，如同旅行需要正确的地图和指南一样。因此，人类行为需要真正而非冒充的科学指引。什么是科学？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和理解的问题。西方的先进科学可以吸收，但必须进行筛选。西方之所以发达，是因为西方传统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一直没有中断过。传统与现代几乎是平行发展的，本来就不可分割。因此，我们在向西方引进科学的同时，那种绵绵不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亦应是我们推崇和吸收的重要东西。

我们现在的教育过分强调知识或科学之有形效用，过于重视功利，而对西方民族一直追求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重视不够，大大淡化了本民族和异民族优秀文化的理性传承。民族文化的理性精神力量是深入人心的，永远具有根本性启发。创新能力的来源从本质上讲是科学技术背后的东西，这种东西正是那具根基性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只有把握住这种东西才能进入科学技术的核心。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规律、理性和精神，帮助我们知“事”明“理”。我们在求知过程中应当特别重视本民族和异民族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是“根”和“源”，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否则难以将自身稳置在实在位置。这个实在的位置就是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自我应当置身其中以增长阅历，使自身不断成长。自我是教育的产物。不同环境告诉我们，人与人将接受不同的教育，好的教育把人引向健康之路，坏的教育把人导向歧途。只有好的教育才是美的教育和善的教育。人通过教育增长阅历和知识，扩展自己。只有好的教育才能对人作出有教养者和无教养者的不同划分，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本质上的差异。书本如同教育一样亦有良莠，其作用与教育具有类似的功能。教育与书本的类型决定人的类型。不同类型的人可以沟通和交往，交往之道把人引向不同的方向，也把不同的人引入同一场所，它是一条自我与他者共在的可能性路径。因此，自我与他者，应当交往，也可能交往，因为自我与他者本就处于交往的道路上。

烦恼者诗意而智慧地烦恼着。这个诗意而智慧的烦恼者的“复杂性折叠式肉体”正是在这条交往的道路上永远向基础性本体论哲学敞开着。





通讯地址：广州市（510631）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E-mail:yuqizhi@scnu.edu.cn



? 2002年春，作者以此为题在西南师范大学哲学所开设了六次讲座（每天两次，分三天讲完），诚谢任俊英、郑国玉、闫林霞和肖世洪四位同学无私提供笔录。讲座者在他们的笔录、自己的回忆以及讲座后所思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增补。

[①] 为闫林霞同学之句。

[②] 圆括号中文字为闫林霞同学增补。

[③] 圆括号内文字为任俊英同学增补。

[④] 此句为任俊英同学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