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

2007年10月6日至7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陕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北京大学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隆重召开。本次会议受到国内科技哲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多位科技哲学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现象学科技哲学”发展的前沿动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本次会议作为第一届全国性的现象学科技哲学专题研讨会，是国内科技哲学界开创新的学术发展方向的重要会议。中国“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目前正在进入一个多元发展时期，以英美分析哲学为主导的传统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一方面面临自身固有的逻辑困境，另一方面难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新问题。现象学作为欧洲大陆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传统，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透视力，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未能进入中国科技哲学界主流的视野。近十多年来，已经有一些科技哲学界的学者，致力于在现象学视域中研究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涓涓细流，终成大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次学术会议拟将“现象学科技哲学”作为一个研究纲领推上中国科技哲学界的前台。把现象学与科技哲学嫁接起来，用现象学的视域、思路和方法去开展科技哲学的研究，对于推动科技哲学在哲学深度上的进展，打通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内存联系，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本次会议收到论文以及译文34篇，会议论文汇编逾40万字。

在10月6日上午的开幕式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党委副书记王秉琦教授，陕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贠智凯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刘孝廷教授先后致词，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开幕式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陕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邓波教授主持。

为期两天的会议分成四个单元进行，共有28名学者在大会上进行了发言。本次会议在组织形式上的一大特色是每一个报告都设有专人评议，在报告人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后，由专定评论人进行认真、深入的评议，使与会者更能清楚、深入地理解报告人的观点及其问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主持人积极组织代表们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自由提问与讨论，各位学者在严肃而友好的氛围中发生思想碰撞与争鸣，进而把学术问题的研讨引向深入。整个会议期间，许多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讨论十分踊跃及热烈，与会者纷纷表示这是一次学术水平很高的会议，受益匪浅。

本次会议分别围绕“总论”，“认知、具身与现象学”，“解释学科学哲学”，“胡塞尔与现象学科学哲学”，“技术的现象学批判”，“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技术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等八个专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具体内容如下。

1、总论：该专题由《哲学研究》常务副主编、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朱葆伟研究员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国盛教授首先做了题为“现象学对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意味着什么”的报告。他首先指出由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不同的历史来源和不同的发展现状，现象学对于它们意味着不同的东西。现象学首先要突破自然主义思维、现成性思维，而这常常是我们科学技术哲学界同行不自觉坚持的思维定式。对科学哲学这门成熟学科来说，现象学意味着“转向”；对技术哲学这门新兴学科来说，现象学意味着“希望”。他认为现象学是一种“反思”或“逆思”，而传统科学哲学是一种“顺思”或“正思”。故现象学对于科学哲学而言是一种“转向”。技术归根结底是一种实践活动，如果“顺思”的话就不可能走出实践的层面，因而也就没有技术“哲学”，唯有“反思”才有技术“哲学”，故现象学对于技术哲学而言是一种“希望”。在报告的结尾，吴国盛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社会，技术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是否任何研究都可以列入技术哲学的范围？这不能想当然，而应该从这个学科的内在发展中寻找根据。从学理上看，分析传统中的技术认识论并不能带来一个强大的技术哲学，着眼于技术后果的社会学、伦理学，也无可能造就一个有着强势研究纲领的技术哲学。唯有现象学，才有可能铸造一个强有力的作为第一哲学的技术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工作，使作为第一哲学的技术哲学充满了希望。随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张志平副教授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韩连庆副教授分别做了以“现象学、科学以及科学哲学”和“科学现象学和技术现象学：‘过时’的‘新问题’”为题的报告，张志平认为科学哲学一直以来和实证主义、英美分析哲学存在着一种亲缘关系，但事实上，在欧洲大陆哲学中，现象学，特别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也和科学以及科学哲学存在着一种亲缘关系，甚至能为后者的研究澄清基础并提供方法论上的引导。韩连庆认为现象学作为发端于20世纪初期的一种哲学思潮，深刻影响了20世纪人类思想的进程，渗透到了各个学科中，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对科学和技术的哲学研究。当我们现在接受了建构论、科学技术论、反对唯科学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实在论、后实证主义、后现代科学观和技术观等各种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思潮以后，返过头来重新思考现象学能为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带来什么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发现，上述思潮所孕育的结论，其实很可能都是现象学所催生和孕育的。以前科学哲学的解释模式是一种数学－逻辑的解释模式，而现象学思潮为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所带来的就是一种实践－知觉的解释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晓力教授、北京大学张祥龙教授、邓波教授分别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评论。

2、认知、具身与现象学：该专题由刘孝廷教授主持。分别由刘晓力教授做了“认知科学中的现象学传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盛晓明教授做了“盲人的拐杖：庞蒂与具身化科学”以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徐献军博士做了“现象学对认知科学研究的推动”的主题报告。刘晓力的报告从Science 杂志2007-5专集 “Behavioral science”上的两篇涉身性认知科学论文：“Behavioral Science Comes of Age ”和“Embodying Emotion ”的的一些前沿进展谈起，同时报告还介绍了《现象学与认知科学》杂志主编加拉格尔（S.Gallagher）在How the Body shapes the Mind （2005）中思想。一方面指出这种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交叉的一种涉身性研究为哲学提供了什么启示，另一方面指出认知科学中的非计算主义和涉身性认知理论的哲学资源如何来自胡塞尔—梅罗庞蒂现象学传统。并集中探讨了在现象学传统下涉身心灵和交互主体性观念，特别是从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概念到梅罗庞蒂的涉身心灵观念，知觉如何具有首要地位。最后，报告还对现象学如何在认知科学中重要的建设性作用给出了一定限度的说明。盛晓明教授认为西方的，尤其是拉丁时代以来的科学概念不仅来自于“看”，而且也是建立在“看”的基础之上的。在西方文化中，看是唯一重要的感知形式，它能与文明、理性相称，至于那些更多地依赖于身体的感觉，如嗅、触、味等都是低级的、动物性的。近代以来，随着观察工具的开发与测量技术的提高，科学事实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掩盖了西方科学在文化上的片面性，以及在认知通道上的局限性。开始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传统可以说是一种持续进行修补的努力。从批判性的意义上看，它揭示了科学与“生活世界”的断裂，以及这种断裂带给“生活世界”与科学本身的危机；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在把意识的意向性结构转换到身体的意向性结构，敞开了主体与对象之间多样的认知通道的同时，也开始了修正理智主义科学观的艰难的历程。在此过程中，没有意识的意向性成了心灵最基本的东西。对这一见解提供支持的就是庞蒂提出的“手杖模型”——“盲视”。徐献军认为：从现象学来看，计算主义认知科学的挫折根源在于其背后三个错误的哲学假设。在认识到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思想的重要性后，认知科学开始尝试具身的研究范式，并取得了良好的进展。这表明，哲学家完全不能只是停留在技术外部来批判技术；技术专家们也不能将哲学的批判完全弃置一边。盛晓明教授、张志平副教授、韩连庆副教授分别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评论。

3、解释学科学哲学：该专题由刘晓力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技与社会所吴彤教授首先做“科学实践哲学与现象学”的主题发言。他认为通过科学实践哲学中的解释学进路的领军人物劳斯所引用、讨论和批判的现象学和解释学人物（如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希伦等其他人）与观点的比较，透出科学实践哲学受到的现象学影响，以及科学实践哲学可能给现象学带来的影响。通过比较发现，劳斯所开创的科学实践哲学主要在一般意义上在讨论科学哲学发展历程所受到的哲学传统影响方面引用和指出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而大量援引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传统的解释学观点，但是，劳斯并没有原封不动地吧海德格尔的观点照搬到科学哲学中，为了批判理论优位的观点，劳斯把实践解释学归功于海德格尔，借助海德格尔的实践解释学首先批判了理论解释学传统。同时，也批判了海德格尔的理论解释学观点。随后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蒋劲松副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孟强博士以及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徐竹博士分别以“科学实践解释学略述”、“解释学‘强纲领’”、“从方法论重构到先验旨趣分析”为题进行了发言。蒋劲松认为从解释学的角度进行科学哲学研究，有理论解释学与实践解释学两种进路。劳斯（Joseph Rouse）认为实践解释学的进路更加优越，更符合海德格尔解释学思想的精髓。因为，理论解释学不脱理论主导（theory governed）的立场，从表征的角度看待科学，停留在认识论层次上；而实践解释学则以实践为中心，将科学理解为对世界的介入，深入到存在论层次上。孟强认为库恩之后，科学哲学便陷入了危机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具有大陆哲学背景的解释学家们开始提出解释学强纲领，着手对自然科学进行解释学研究。他们一方面反对主流的实证主义科学观，把科学作为一项文化实践；另一方面，则基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释学，对理论文本、实验、数据和科学交流的解释学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刻画，有力地论证了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维度。徐竹认为：实证主义者以方法论重构来规避认识论的主客体分析，从而陷入一种客观主义谬误，即没有意识到使认识对象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自海德格尔以来的现象学-解释学的发展揭示出，对象的先天可能条件并非先验统觉（康德）或纯粹意识（胡塞尔），而是此在与用具的上手联系所呈报出来的时间性的在世存在。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活动提供了指导自然科学的认知旨趣，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只是相对于工具活动的先验参考系才有意义。孟强博士、盛晓明教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昌盛博士分别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评论。

4、胡塞尔与现象学科学哲学：该专题由吴彤教授主持。广西大学哲学系雷德鹏教授、张昌盛博士、湖北大学哲学学院舒红跃副教授等三位学者分别作了题为“胡塞尔与‘知识论难题’”、“意向性与超越的世界”、“从意识的意向性到身体的意向性”的报告。强调了胡塞尔对现象学乃至科学的贡献。雷德鹏认为：在胡塞尔看来，一切传统的知识论都已经陷入了一种致命的理论误区即所谓“认识的超越”困境之中。它们都要求在认识上切中一个在认识之外存在着的实在对象，从而导致认识的可能性神秘化，成为一个难解的谜。而现象学通过其独特的方法（现象学的还原），把认识的对象还原为纯粹意识并在纯粹意识自身中直接地直观地被给予，并系统分析纯粹意识的主观构造功能，为走出“认识的超越”困境，即为彻底解决传统西方“知识论难题”，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从解决“知识论难题”的视角来看，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整个体系中，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令人耳目一新，很具有解释力。它们是：意向性理论、本质直观方法理论和想象现象学。张昌盛认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在胡塞尔看来，科学理论并不是自在存在的对象，而是先验自我意识的构成物，是意向性行为的相关项，它在先验的意识行为中有自己的认识论依据；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意识现象学对直观、科学和认识的研究，仍然是真正的此在的在世存在的派生方式，必须要在此在的存在论这个根基上来探寻其最终根据和意义，才能揭示认知和科学的本质。舒红跃认为胡塞尔关于意识的意向性分析，对整个哲学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又隐含着困难——纯粹意识的意向性不能让我们真正面向世界，不能真正解决心物关系问题；尽管海德格尔把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放到了世界之中，但本己的此在没有肉身，而没有肉身的此在是不能真正在世的；而梅诺－庞蒂的知觉现象学通过身体的意向性来解决了这些问题，他通过身体的意向性实现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对象的统一，实现了人真正的在世存在。梅洛－庞蒂的这一转向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生命、身体、技术等现象的现象学研究提供了可能。张昌盛博士、张祥龙教授、朱葆伟研究员分别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评论。

5、技术的现象学批判：该专题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肖显静教授主持。张祥龙教授做了非常有特色的报告：“儒家文化特区中的传统技术和绿色技术”。他提出要建立儒家文化特区或保护区，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区中的技术。使用什么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特区的文化性质和生存结构，因而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在现代的儒家文化特区中建立起中道技术（适度技术、原本技术、称手技术）的范式，造成这种技术长久持存的终极感受，也就是生成一个独特自足的生活世界，是可能的。它不仅关系到对于传统文化的保存，而且关乎人生意义的获得和人从高科技桎梏中的解放。但要实现它，就首先需要从政治和法律上建立文化特区，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法律和教育的结构保障下，中道技术成为范式的可能性才会被实现为人间的现实。因此，儒家及其技术形态于当代的存活，不可能是纯个人的、纯心性和思想道德的，而必是有机的、全方位的或文化生态化的。随后，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陈红兵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程秋君博士及肖显静教授分别做了题为：“解析新卢德主义对电视的声讨”、“从‘性别’的维度看技术”、“现象学方法能为科技哲学带来什么？”的发言。陈红兵认为杰瑞•曼德尔和尼尔•波兹曼是新卢德主义两位重要人物，杰瑞•曼德尔提出消除电视的有四个理由；尼尔•波兹曼提出电视造就一个没有童年的时代以及电视的娱乐功能导致人的毁灭的思想，解析他们的电视批判思想对于认识新卢德主义技术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程秋君认为，技术分为两大类：身体技术和物化技术，身体技术更为原本，而物化技术必须以身体技术为其发生的源头。与身体性密不可分的“性别”/性就应为思考技术的必然维度。而这迄今还近乎为技术哲学的一个盲点。她进而从史前技术表现出的性别特征；技术、身体、“性别”/性和时间内在相关；技术与对象世界，技术行动者的共同体组成原则，性别与技艺的关系，身体、“性别”/性与社会技术等多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论证。肖显静尝试运用现象学方法来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进行评价，他认为从科学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的评价方法、水平、结果看，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从专家、政府、公众等对转基因环境风险的评价看，似乎走向了两个极端：或者是肯定或者是否定。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状况呢？这是与他们各自的预设或自然态度，包括科学认识、社会认识、道德价值判断等有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悬置他们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对转基因生物技术进行客观描述，探求它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走向现象学还原。蒋劲松副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高亮华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段伟文副研究员、陈红兵副教授分别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评论。

6、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该专题由高亮华副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李章印副教授首先做题为“科学的源头在哪里”的报告。他认为追问科学的源头是现象学科学哲学的独特问题。近代经验主义以及逻辑经验主义尽管也在寻找科学认识的起点，但它们很快就把这种起点确定为未经深究的“经验”，并进而把问题转向科学知识如何在这种“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由于这种思路问题很多，并面临难以克服的困境，波普尔便把科学认识的起点更改为“问题”，库恩则强调“范式”的重要性。但是，关于“起点”的这些讨论始终都是以认识论-方法论为主的，而现象学科学哲学对科学源头的追问固然不能完全离开认识论-方法论，其最终却是实存论-存在论的。海德格尔通过对现象学方法的发展，通过“形式指引”方法的引进，通过现象学与实存论-存在论诠释学的统一，把胡塞尔的纯粹意识进一步还原为人的实存和存在本身，从而把科学认识的源头追溯到人的“在世界之中存在”和人的源始开展状态，并进一步追溯到最为源始的作为人与存在相互共属的Ereignis这种自身发生事件。随后，山东大学海洋学院王刚、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王海琴分别做了题为“前科学、科学及数学因素”、“从海德格尔存在论角度看传统科学哲学的哲学根基”的发言。王刚认为科学之思是海德格尔前期和后期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它贯穿着海德格尔思想的进程，应以前科学、科学及数学因素为视角来梳理和浅析海德格尔的科学之思。在前科学活动中隐含了科学得以产生所必需的生存论－存在论上的条件，科学是前科学活动经过某种根本变化之后而演化出来的，现代科学本质上内在地体现着对自然的数学筹划。但是，数学因素对自然的对象性设置使科学无法囊括自然的全部本质，这就是现代科学的局限性成因。王海琴认为相对主义的攻击以及对于科学与自然，科学与人之间关系重新思考的现实呼声，要求反思真理符合论规划下的传统科学哲学。海德格尔对于符合真理论的存在论透视给予了一个反思视域。通过这一视域凸显了传统科学哲学辩护思维的狭窄性及其原因，显明了现象学给科学哲学带来的新异之处。吴国盛教授、李章印副教授、吴彤教授分别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评论。

7、技术现象学：该专题由张祥龙教授主持。段伟文副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陶建文博士、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研究生张春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杨庆峰副教授分别做了题为“后现象学视野中的技术化科学”、“可视化技术成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的哲学分析”、“马尔库塞的技术的审美救赎”、“技术现象学与空间拉近体验反思”的发言。段伟文认为现象学并无一个严格与必然的体系，不论是依其精神去做某种哲学，还是从中选取特定的观点与视角加以演绎或附会，都具有“后”的特征。因此现象学的科学技术哲学似乎从一开始就具有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视野。技术化科学的后现象学研究主要关注的不是作为理论制造的科学而是旨在世界重构的技术化科学。这一研究不仅需要一种关于存在（being）的形而上学，更需要一种关于流变（becoming）的形而上学。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讲，希伦（Patrick A. Heelan）、伊德、皮克林、拉图尔、哈拉雷、沃比克（Peter-Paul Verbeek）等人的工作都属于或关涉此进路。陶建文认为随着可视化技术的日益普及，一些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开始思索可视化技术的哲学问题，如伊德从一种扩展解释学的角度来思考、德雷弗斯从身体现象学的角度来质疑这方面机器本身的图像识别能力，可以从“图像”这一界面来考察技术中介在现代科学认知中所发挥的作用。张春峰认为：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已经拥有一种新的控制形式，这种控制形式是与技术理性紧密相连的，那么，对于技术的拯救就成为很多哲学家关注的问题。马尔库塞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新感性”来发掘技术活动中客体的潜能，这种新感性可以由艺术等审美活动获得，因为审美活动自身可以提供持久的反事实的、批判的图景。只有对技术进行美学化的改造才可能拯救“单向度社会”。杨庆峰认为，随着具备整合单个技术系统能力的信息通信技术(ICTs)的发展以及空间逻辑上成为独立问题的可能性的实现，空间拉近体验成为急待反思的问题。现代技术与此在在这里相遇，“去世界之远”与“在世界之中”在此相碰撞。有必要反思这一问题，而这也成为了技术现象学无法回避的任务之一。肖显静教授、刘孝廷教授、高亮华副教授、邓波教授分别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评论。

8、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该专题由盛晓明教授主持。邓波教授首先做了题为“天然物与人工物之物性”的报告。他认为自近现代自然科学产生以来，绝大多数的人都把天然之物作为自然科学的认知对象来加以讨论，把人工之物作为通过技术制作出来的东西加以追问。然而，沿着这种对象性的科学、技术、工程的探究之路，并非真正切近了天然物与人工物之物性。而海德格尔对物与科学、技术的追问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思想视域。自然(Φύσις)的原始之意是：从自身而来把某物呈放出来、把它产生出来、带出来，使之进入在场之中，是自主的、是其所是的生长与涌现。人工物虽然是通过人的制作带入在场的，但人工物之物性却不在其制作性，而在于其有用性与可靠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聚集性。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把“物”作为“聚集”的真义用存在者(实体)或其表象遮蔽起来，人工物之“物性”所带来“聚集”，即把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的人聚集居留于从它们自身而来统一的四重整体，也就遭到了遗忘，自然同时也就遭到了遮蔽与破坏。只有让科学技术重返生活世界，人工物的创造以其“物性”为目标，和谐的世界才会真正到来。随后，深圳大学社科部张以明副教授、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包国光副教授、华侨大学美术学院张志伟教授分别以“作为现代性基本现象的技术主义”、“技术如何可能”、“技术之是与技术之在”为题进行了发言。张以明认为技术主义是现代性基本现象之一，诊断现代性的思想家必须要对技术做出自己的诊断；马克思在技术的发展中看到的是人类解放的希望；海德格尔在技术中看到的是存在的神秘；阿伦特认为技术重新将人类带回到自然的循环之中，成为自然中的生物。所有这些解读都折射了现代性的运作机制——反思性唯我主义。包国光认为海德格尔展示了“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先验性”，“在世”是科学认识的基础，“技术如何可能”的问题也要从“在世”现象中寻找根据。技术不是一种存在者，技术不是任何用具，技术也不是知识，技术也不是此在的行动（操劳）。技术属于此在的存在结构，技术在建立“世界”的“意蕴”中存在，技术显现为了却因缘的方式，技术展示、揭示、维系着指引联络的“意蕴”网络，“世界之为世界”和“在世界之中存在”是技术的可能的根据。张志伟认为：技术之是与技术之在，是对技术范畴的本质主义理解与现象学理解的语言划分：“技术之是”是数理经验支配的技术理解，“技术之在”是人文经验支配的技术理解。是者的技术视角是本质主义哲学的视角，在者的技术视角是现象学哲学的视角。吴国盛教授、刘孝廷教授、邓波教授、舒红跃副教授分别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评论。

在会议收到的译文中，北京大学的姚大志、张卜天、周奇伟等博士生带来了逾10万字的译著，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埃吕尔、卡尔·米切姆、伯格曼等人的技术哲学思想。

最后，在邓波教授的主持下，举行了会议闭幕式。在闭幕式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周恩毅教授致辞感谢各位代表不辞辛劳参与本次会议。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对本次会议的形式与内容进行了总结，进一步阐述了现象学科技哲学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发展现状与前景，以及本次会议的开启意义，并宣布明年将在浙江大学召开第二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把学术研讨继续推进。

与会代表高度赞扬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为举办本次会议所做出的努力，称赞本次会议是一次有水平、有特色、有活力的学术会议。作为首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就取得如此丰厚的成果，必将对推动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供稿，张宏程、王振洲、田敏岚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