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于6月8日去世

《东方早报》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19/5853389.html

　　美国著名哲学家、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理查德·罗蒂因胰腺癌及并发症，于6月8日在加州帕罗奥多家中去世，享年75岁。2004年7月16日至7月23日，理查德·罗蒂曾来过上海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其间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做专场学术讲座。

　　“语言和信念之外，真相并不存在。人类应当关注日常生活，而不是通过理论发现什么。”1931年，罗蒂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托洛斯基家庭，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在最初的学术生涯中，罗蒂先后任教于卫斯理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当时主流的分析哲学。2003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自己之后对“分析”的背叛相当程度受到上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影响，“我当时抽很多烟，留长发”，但“我很快发现自己对那些企图摧毁校园的激进学生没有任何好感”。1970年代后，罗蒂开始与分析哲学分道扬镳，但同时被主流学术界所拒绝。直到1982年，罗蒂才被弗吉尼亚大学聘为人文教授，1998年加入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

　　1979年，罗蒂出版了代表作《哲学与自然之镜》，这部哲学著作改变了人们对哲学的流行观点———“哲学家的任务是告诉我们能知道什么和不能知道什么”———在罗蒂看来，这些都是废话。他认为，人类应当关注的是他们日常生活，而不是通过理论发现什么。在语言和信念之外，真相并不存在。

　　1982年出版的《实用主义的后果》一书中，罗蒂提出了他的新实用主义主张，即在某种程度上对反本质主义、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某种认同。对这种新实用主义及其后果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出版于1989年的《偶然、反讽与团结》。他在批判西方传统的超越历史观和普遍人性观的同时，罗蒂主张一方面坚持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信念，另一方面又承认所坚持的信仰、价值以及用以描绘自我和世界的终极词汇都是历史和环境的偶然产物。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罗素·伯曼曾经与罗蒂共事多年，在他看来“他（罗蒂）把哲学从分析的桎梏中拯救出来”，让哲学回归到“哲学的核心———人之为人，政治社群中人与国家关系”。一个坚定的左派知识分子，12岁就决定用尽一生为社会正义而斗争。哲学观点冒犯了右派，政治学观点冒犯了左派。罗蒂一生颇为多产，其著作也不仅局限于艰深的哲学理论思考，经常在大众媒体上发表公共观点和尖锐批评。他讨厌那些宣扬爱国主义、学术经典以及“人都可以做出有意义的伦理判断”的批评家。10多年来，罗蒂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上，并同时积极参与文化政治学、全球化、女权主义等公共话题的讨论。“12岁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人之所以是人，就是要用尽一生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罗蒂曾说道。

　　所以，几十年来，罗蒂的声音始终并不局限在哲学领域。作为坚定的左派知识分子，罗蒂1998年出版了《筑就我们的国家》，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罗蒂强调左翼知识分子和基层的政治激进派之间建立某种强有力的联系的重要性。但他同时失望地表示，社会民主左派在1910年至1965年半个世纪塑造的民主党已经崩溃。他说，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左派为“美国黑人、妇女和同性恋群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它从来没有想过要发展出一种能够赢得多数选票的政治立场”。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际，罗蒂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文章，向马克思表示崇高的敬意。但罗蒂在思想界的多面性和对左、右翼知识分子均毫不留情的出击也使他处境尴尬。“如果说我的哲学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么我的政治学观点就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罗蒂曾这样评价自己。

　　尽管对未来深深悲观，但罗蒂和杜威一样，对美国的未来心存一丝希望。2003年，罗蒂表示为“杰弗逊、林肯、威尔逊、罗斯福、马丁·路德·金等这些美国精神的继承者”感到骄傲，这是件很重要的事。为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目标，“还应该把这种自豪感作为产生同情心的动力”。

　　尽管被称为20世纪末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但罗蒂在1992年出版的自传《托洛斯基和野兰花》中形容自己是“傻笑的知识分子，弱化了年轻人的道德准线”，“愤世嫉俗和虚无主义者”，“自满得意”和“不负责任”。

　　罗蒂的著作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被陆续介绍进中国，中译本包括《哲学与自然之镜》（1986）、《后哲学文化》（1992）、《偶然、反讽与团结》（2003）、《真理与进步》（2003）和《筑就我们的国家》（2006）等。

　　学者的话

他是杜威的继承者

　　刘放桐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2004年理查德·罗蒂在沪期间，复旦大学哲学系刘放桐教授曾与他有过对话，听到罗蒂过世的不幸消息，刘放桐教授惊讶地表示，“知道他患有重病，没想到这么快就去了。”在刘放桐看来，作为新实用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他都是杜威的继承者。“从哲学上，罗蒂曾经受过严格的分析哲学训练，但最后走向了杜威和实用主义。但他与杜威的区别是，他深受分析哲学熏陶。”在政治上，罗蒂是一个左派并且是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也和杜威非常相像，杜威在各个领域都有发言，罗蒂几十年来对美国政府的批评则引人注目。事实上，这些都是实用主义的体现，不在于建立某种高深的哲学体系，而是解决当前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他对左派和右派都有批判，所以称他为自由知识分子更为确切。”

　　知识分子的良心

　　王新生复旦大学教授

　　在罗蒂访沪的几天里，复旦大学王新生教授曾陪同罗蒂数天，在王新生教授看来，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罗蒂那就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对人类命运充满关怀。”“罗蒂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还在读研究生，上次他来上海我也陪他数天。他对中国非常友好，对中国的变化持肯定态度，并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十多年来，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已经超越了哲学家的身份，而这都源于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旗帜。”（记者石剑峰）

《新京报》：美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病逝

http://news.sina.com.cn/c/cul/2007-06-13/090212013127s.shtml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理查德·罗蒂的哲学观点都饱受争议。他曾表示：“如果说我的哲学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么我的政治学观点就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

　　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斯坦福大学文学教授理查德·罗蒂，上周五在加州的家中因癌症引起的并发症去世，享年75岁。罗蒂曾两次来华作学术交流，追捧与争议并存。其自我评价也道出了他的尴尬：“如果说我的哲学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么我的政治学观点就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

　　传统哲学家耳中的“虫子”

　　罗蒂生于193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而让他在学界声名鹊起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和之后任教的弗杰尼亚大学。

　　对哲学同行来说，他对传统，尤其是分析哲学的挑战正是他的开拓性所在。曾和罗蒂共事20多年的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鲁索·贝曼（RusselA.Berman）表示，罗蒂“将哲学从解析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使其回归到人类、国家、人性如何在政治环境中存在的本质问题上”。而罗蒂的友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杰瑞米·斯尼温（Jerome Schneewind）则表示，在对固有的分析哲学和所谓的大陆哲学的信奉上，罗蒂是一名挑战者。“他在每个人的耳朵里都放入了一个虫子”。

　　 从哲学转向文学

　　罗蒂总是被人称作“人文学者”（humanescholar），因为他认为哲学和文学之间是没有界限的，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也有着从哲学转向文学的过渡，他1996年进入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中心，两年后则进入了比较文学系任教。

　　1979年，罗蒂出版了代表作《哲学和自然之镜》，引起哲学界的震动，在书中，罗蒂一反传统地认为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没有差别，并在之后的学术研究中把这种观点坚持下去。尽管争议很多，这本书却奠定了他作为新实用主义领军人物的地位。他曾在一次斯坦福的讲座中说，他不认为哲学是一种知识产品，哲学不是科学，相反，哲学是“一种文本重复的传统”。近几年，罗蒂积极地参与到各种重大社会问题中去，讨论文化政治学、意识形态、全球化、女权主义、伦理等公共话题，在西方知识界非常活跃。他的著作《偶然、反讽与团结》、《哲学和自然之镜》、《筑就我们的国家》等都出版过中文版。

　　两次来华作学术交流

　　1988年和2004年，理查德·罗蒂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之邀两次来华演讲，其哲学观点和研究方向备受争议，还与中国学者发生了激烈的交锋。该所研究员徐友渔告诉记者，1988年，罗蒂的演讲和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来华演讲一样，受到很多人的追捧，但也有不少学者并不赞成。当时徐友渔所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就对罗蒂持负面评价，认为他“分析哲学没学通，大陆哲学也没学通”，导致横跨两者的研究很不成功。他们事先作了一些专门的研究，与罗蒂进行了学术交锋。（张弘金煜）

　　■中国学者评价

　　我不赞成，但很尊敬

　　罗蒂是一个有思想的哲学家，尽管我不太赞成他的哲学观点，但是很尊敬他。

　　2004年，罗蒂来社科院哲学所，座谈会结束后，按照惯例，我送了他一幅画，画的是他把礁石当船划。他的学术思路是走不通的。

　　□赵汀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罗蒂的地位被夸大了

　　罗蒂的价值在于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政治文化中一些基本价值的否定；但他的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在中国被夸大了。他希望在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之间搭上一座桥梁，这让比较排斥分析哲学中逻辑性的中国人更觉亲近。为什么对他感兴趣呢？因为一些人喜欢大而空的东西。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采写/李报记者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