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在语言迷宫里迷路
                       ——语文规划与语文作育的再议

关子尹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

人文电算研究中心主任

现象学与当代哲学资料中心主任）

中大政策委一年审慎作业，草拟了《报告书咨询稿》，就中大双语教育作出宏观及长远的考虑，提出了原则性及策略性的建议。咨询稿发表后，引起不少讨论。大概因为我去年曾就语文政策发表过言论的缘故，在咨询期将届的近日，我先后多次接到中大校方的来电，邀约与委员会诸君晤谈；另一方面，由中大校友组成的关注小组亦同步来信，邀我供稿或接受访问。我自忖课业繁重，难以一一应邀，又感于事关中大乃至汉语未来的前景，乃思借报章一角，就一些原则问题，与关心中大，甚至香港未来教育的各界同道再次思考。不过由于只能零星提出论点，还望读者补看我去年〈语文作育，国之大事—现代德语的沧桑对汉语未来的启示〉这较全面的文章。(香港http://www.cuhkalumniconcern.com/?p=61或大陆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2374)

语言现实是问题的所在

所谓语言现实，指的是某一群体中，哪一种或哪些语言的实际使用频度与深度足以让新一代的成员充分掌握该语言的问题。语言现实是社会现实的一环；正如一个已在成长中的人再不能按主观意愿摒弃自己的母语一样，一个已成型的社会也不能一厢情愿地把该社会已有一种母语存在这一语言现实抹煞。语言现实是教育的初始条件，是我们在思考各阶段的教育政策，包括学前、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所必须考虑的。这使得世上每一个地方的办学，必须在有限的资源下，寻找最能与当地的语言现实配合的章法制度。

追求语文卓越，应以母语为先

语文卓越是一种崇高理想，要达到谈何容易。但尽管标准很难订定，从教育上看，语文卓越的追求总是有轨可循的。我向来有一种观察，就是一个人只要有一种语文的修养达到了相当的卓越境界，则学起其它语文，只要不太晚起步及摸对门路，亦因能对自己作同样严格的要求而较容易臻于卓越。而更重要的，由于语言运用是人类心智能力的一种高度符号化的活动，故起码一种语文的卓越掌握，是一个人心智趋于成熟、思想臻于干练的条件。由于语言现实这无以规避的因素，母语无疑是各程度的学员最易窥见语文卓越堂奥的渠道，就此而言，一个恪守母语教育的语文政策，必胜于一个违背母语教育的语文政策。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言，一个让绝大多数学员有把握地追求语文卓越的语文政策，也必胜于一个只让少数精英分子从中得益的语文政策。可惜的是，在回归后的香港，母语教学虽被提出，但几许风雨中，其真正意义还未得到明确的定位。这是未来香港政府、各级学术单位、乃至学生和家长都要重新深入反省的。

香港语文政策的反省

在现代社会，母语和外语的学习一般都接踵地进行。这固无可厚非，但语言现实的因素还是不可不察。而事实上，香港整个教育制度长久以来的毛病，正是昧于或罔顾语言现实的因素，不知追求母语卓越的重要，而只顾事倍功半地盲目追求外语卓越。这一种迷思其实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香港整个教育制度，自学前教育，至小学、中学、大学无一幸免。诚然，这种制度尽管扭曲，但表面上总还是有莘莘学子，因较能适应而脱颖而出，但在整个社会里，这肯定是极少数。而他们成功背后的代价，就是绝大数的同侪要在并非最理想的语文环境中学习与成长。香港万千学子「中不成、英不就」，都拜这制度所赐。至于这制度下的「成功者」，其实也付出了潜在的代价，就是他们的才华或会因未充分窥见语文卓越的堂奥而得不到更充分的发挥，并因而影响了他们未来长足发展的可能。这无论对学生个别而言，或对社会整体而言，都是损失。所以，恕我大胆说一句，香港某大学长久以来奉行的英语教学总则，在殖民地制度下虽可以理解，但从教育上看，其实长久地是一项历史错误。至于一些大学于学生语文实力较弱的条件下勉力争相效尤，便如夸父逐日，到底是否真的有利于学子和社会，真是天晓得﹗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昨日、今日，和明日的中大在文化的历史长河里曾扮演和应扮演的是一种怎样地重要的角色。

语文作育—中大的先机

语文规划(languageplanning)和语文作育(languagecare)都是一社会或一国族最为重要的事务。前者涉及政府语文教育政策如何厘订的问题(一如上面所及)；后者则关乎一语言群体所有成员对其语言(一般言即母语)所需共同承担的培育责任。由于母语是一国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能否承先启后，保持活力，全视乎这一群体的成员能否活跃地，甚至创造地使用该语言，和使用到哪一种水平。就此而言，作为社会栋梁的大学师生，对母语的作育是责无旁贷。当然，母语的肯定，并不排斥外语。外语卓越的追求除了有社会效益外，也极有利于个人心智的开拓。歌德尝言：「不谙外语者，亦不谙一己的母语」，实极有见地。因此，我绝非教人不重视英文。英语及其它外语的掌握是愈多愈好，愈充实愈好。我只在指出，充实外语须有「义方」(大致如去年文中的OFL)，而绝不应以荒废母语作育为代价。关于母语和外语的辩证关系，歌德又有如下箴言：「一种语言之力量，不在乎能把外来元素排拒，而在乎能吞噬之。」所谓以母语吞噬外语，其实正须在母语的平台上才可以进行。由此可见，外语的重视，与母语作育的精神不但不互相违背，反而相辅相成。这就是中大几十年来实际上奉行的双语政策比其它高校的英语教学优胜，和甚至比设想中旨在抗衡殖民地教育的语文策略于观念上更胜一筹的地方。这一点，如能与钱穆和唐君毅等前辈痛陈利害，他们想亦会首肯；因为双语或两文三语的合理施行，正就是我们在新世代和新挑战下，让母语作育真正得以落实的关键。所以，不知是有心或是无意，中大几十年来，其实已摸索出一条在香港中西交汇的地缘条件下最具特色、最灵活和最有效的道路。

哲学系应扮演的角色

当然，母语作育的担子，大学里不同科系要承担的份量大有差别。我们大概很难想象一些职业性的科系要承担很大责任，但即使如此，他们仍有贡献的空间。相比之下，所有理论性学科的责任便重许多了。在众学科中，我认为人文科学，特别哲学应当仁不让地为语文作育作最大承担。因此，中大哲学系最近对《报告书咨询稿》作正式响应时，除了就其中的问题作了几点重要建议外(于此不赘)，还从哲学系的特殊角度，循语文规划及语文作育两面对当前的问题作了若干申明。我姑且胪列其中要点，以期抛砖引玉：a)哲学是一门概念密集和理论密集的学科，涉及的抽象层次亦最深邃。师生间在双语教学的总则下，能用最熟悉的语言讲学及讨论，是追求学问深度和学术优越的必要条件，也是教学相长和知识再生的不二门径。b)哲学是一门文化内涵丰富的学科，哲学系是中大沟通中西文化的重点单位，在这一意义下，哲学系同人肩负有将外语（不仅英语）的概念世界向国人引介、翻译，并作反思、组织、讨论，乃至批判的责任。因此，在双语教学的总原则下，保持中文（汉语）为主要授课语言乃语言作育原则之所系，亦是本系自创系以来的文化使命，是不可随便更动的底线。c)哲学系课程虽坚持以汉语教学为主，但同人们除都能以两种甚至三种语文著述外，系方近年大力推行多种以英语为媒介的学术活动，如经常举办国际会议、一年两度的唐君毅访问教授计划、络绎不绝的邀请讲座系列、现象学暑期课程、及与外国大学合作进行研究项目等。总言之，哲学系同人认为本系向来已很「国际化」。但如果国际化被曲解为必须于课程上英语化，则其于文化上的深远意义将消失怠尽，而本系乃至中大的文化教育使命亦将无法履行。

回顾与前瞻

回顾过去两年，中大国际化问题带出了语文政策的争议，再牵起其它风浪。此时此刻，马杰伟于其方块天地里便曾慨叹，中大人包括校管、老师、学生、校友之间出现了颇多猜疑。我认为在英语风靡趋势下，这些争议是早晚会爆发的。现在把问题提出，总算在历史的挑战中向前走了一步。但只要认清挑战背后的机遇，中大的前路反而会更明朗。去年争议之初，我曾撰文诤议和在教务会中公开质询，俨然成了一反对派，但我必须指出，去年文章的骨干部分其实早于前年六月便已在同济大学会议上发表，可见我后来的立场，是审理言势，而非只为对抗。当然，以我见识之寡，力量之微，不敢莽言对事态有真正的洞见与裨益。我只希望指出，中大行之已久的语文政策其实是有理可据的，也是值得保留的。而金耀基教授及诸委员的报告书其实在精神上正相当程度地肯定了这一点。所以，报告书如经进一步修饰，只要与弘扬中国文化、沟通西东的立校宗旨无悖，和对教学自由予以尊重，我认为是可审慎地接纳的。我最期望在问题尽快澄清后，中大人们能收起猜疑，重新为发展我校未来的教育早着先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