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话中，我被要求提供关于我的［思想］开端的简短介绍，我于是尝试着去勾画出这些开端之间的相互联系。但困难在于，我的探讨涉及如下三种开端：结构存在论（Strukturontologie）、境象哲学（Bildphilosophie）和密释学（Hermetik）。三者之间都有些接触，但并非相互依赖的关系。它们源自于不同的思想传统，以不同的方法操作，却服务于共同的事情（Sache）。对我而言此事情是从历史中生长出来的，因此我可以毫无偏见地对它做出陈述，甚至是以自我的形式。

 

1．  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我知道，我被与“弗莱堡学派”联系在一起，这一学派首先是通过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联系得以确定。人们可以称这种联系为“现象学”，尽管在此［胡海二人］对现象的说法各有不同。在胡塞尔那里我们看到这样的基本观点：所有认识、理解以及行为都内在于“意识”的宏大相关性中，而“意识”及其相关性乃是在一种“先验的基本结构”中被建基。现象学在此乃是对于这种永久的和统一的基本结构的分析。

在海德格尔那里我们获得如下认识：意识的结构建基于“缘在”（Dasein）的基础结构之中。现象学在这里是“缘在分析”，关于“领会”和在这种“领会”中所包含的“存在”的研究都从属于这种“缘在分析”。“后期”的海德格尔发生了著名的“转向”（Kehre），据此不再是“存在”在“缘在”中，而是“缘在”被视为建基于“存在”中。“存在”将“缘在”置入历史的开放性，这种历史的开放性（Offenbarkeit）使缘在得以在“诸基本词”（Grundworten）中显现自身，并且在各自的时代中成就自身为“存在的真理”。

在我自己的现象学中我尝试接受这些思想，并通过以下途径予以扩展，即我将“存在的开放性”视为不仅只内在于人的领会，也内在于存在者的每一个现实性形式（Wirklickeitsform）中。植物、动物、现实性的相互关系从根本上也是存在的一种自我诠释，这种诠释在交织着的基本关系、“基本结构”或“基本现象”（“Grundphaenomenen”）中展示自身。一切存在，不仅是人，都是“展示着的”；一切都存在于结构中，结构使每一种确定的存在方式，每一种关于存在的确定的阐释成为现实。我的“结构现象学”（“Strukturphaenomenologie”）的倾向是，将那承负了人的存在的“基本现象”，视为比“缘在”和“存在”更为基本者。“基本现象”有一种本己的、超越人类缘在的生活（Leben，生命），作为“深层现象”（Tiefenphänomene）成为所有人的和历史的生活的基础。对于“深层结构的现象学”，我在《当代［或当下］意识的现象学》（Phaenomenologie des gegenwaertigen Bewusstseins，1980）中已有表述。然而，此意识的“当代状态”(“Gegenwaertige”)存在于对深层结构的本己生活的缓慢上升的认识中。

 

2．  问题（Die Frage，发问）

我在194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关于问题的起源与本质》（1952，1988第二版），开始由马丁·海德格尔指导，后来则由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指导完成，这篇论文是关于“结构现象学”（Strukturphänomenologie）的第一次考察。它描述了三种不同的问题类型，它们各自从属于人的不同生存结构，这些结构带有自己的认识方式和获得真理的方式。这三种基本结构对应于三个生存维度：日常性（今天人们更愿意称之为“生活世界”），认识和探究的世界，抉择和信仰的世界。只有当缘在没有混淆这些维度并且这些维度也没有绝对化时，缘在才能寻找到它的秩序。我认为在对日常性维度以及认识和科学的维度的肯定性阐释中，已经跨出了超越海德格尔缘在分析的一步；而［海德格尔的］缘在分析将这前两个维度与抉择的维度对立，低估了这两者，而且将抉择的现象推向了“主体的”方向。

由对问题的分析我得到了一种认识的和科学的理论，后来我历史地继续遵循这一理论，而这一理论也以体系化的形式被发表出来：《科学理论》，两卷本，海因里希·罗姆巴赫编写发表，（1974）。

 

3．结构存在论（Strukturontologie）

结构存在论将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的方式中继续深化，它不仅在人当中，也在所有现实状态中寻求“缘在”的结构。一切从根本上都是按照结构的基本规则发生。由此现实性的不同存在层次乃是产生于“结构”的基本法则的单纯变更，而不是通过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各个不同的“存在状况”，并且因此他严格区分了“合乎缘在的”和“不合乎缘在的”的存在者。在结构存在论中这种区分没有意义。

这新的观点在于，存在论的基本结构恰好不再被视为“状况”（Verfassung, 法相），而被视为“生成”（Genese）。所有结构都处身于一种先于它们的“存在”的基础活动。因此，一种“生成”的存在论（更好的表达是，一种“生成论”［Geneseologie］，因为这种表达能不再涉及“存在”［On］这个字头）比“基础存在论”更为基础，并且带来了一种新的看的方式，去看人与现实性、缘在与存在、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之间的关系。生成是结构的自身发音（Selbstartikulation, 自身勾连），“变革”和“时代”的现象总是属于这种自身发音，通过这些现象，时间按照时代来流逝，即“历史地”流逝。人与自然存在于一种统一的联系中；自然是人性的，人是自然的。自我结构化（Selbststrukturierung），也是人的自我结构化，与整个生活或生命一道被成就。它既不是“意识”的一个行为，也不是（存在的）“领会”的一个行为，而是一种总体的成就（Totalleistung），先于存在与意识、自然与自由、现实性与认识的区别而发生。在《结构存在论：一种自由的现象学》（1971，1988第二版）中这一思想得以表述，并且按其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进行了分类。

基本结构的生活－成就（Leben-Leistung）既非产生于主体，也非产生于人，也非产生于缘在，而是带着预先给予的真实性发生于 “共创性”（Konkreativität）之中。对我来说，“共创性”的现象总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从人类历史上看也总在变得越来越清晰。简言之，人们可以说，结构存在论是在趋向一个更为基础的层面的方向上支撑起基础存在论，即在合乎缘在的和不合乎缘在的存在者之间的区别尚未显露之处，能通过一种更加活生生的、活泼的和蕴涵发展的方式被激活并被解释。

 

4．  实体•体系•结构（Substanz System Struktur）

结构存在论的概念并非只是我的发明。它存在于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的联系之中，其历程至少可以回溯到中世纪的鼎盛时期。这一发展过程我已在《实体•体系•结构：功能主义存在论以及现代科学的哲学背景》（两卷，1965/1966，1986第二版）中阐释过了。

“体系”的概念在近代初期取代了“实体”的概念；在二者之间，“结构”的概念曾短时间地出现，但是之后又消失了，直到德国唯心主义的插曲之后才由尼采和海德格尔再次推出。体系思想统治了近代，就如实体思想统治了古代和中世纪。

当下我们处于由体系思想向结构思想的变革之中。结构存在论起源于一种另类的思想传统，其根源在于德国的神秘主义，最早出现于库萨的尼古拉（Nikolaus Cusanus）的思想，通过现象学具备了方法上的可能性。《实体•体系•结构》指出了这个“伪经传统”。由此它同时指出了近代科学的界限，为近代科学奠基的体系化思想使近代科学成为可能同时也限制了它。现在可以跨越这一界限。为此不是要放弃科学，而是要正确地看待它。

 

5．  时代的基本哲学（Grundphilosophie der Epochen）

民族与时代（Völker und Epochen）各自有其“基本哲学”，“基本哲学”并不优先地在文字和概念中展现，而是首先阐发于共创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的基本结构之中。有一种尚未主题化且尚未被凸现出来的“基本哲学的历史”，先于“哲学史”，先于关于相互间推衍的话语和术语体系的描述而产生。在《哲学的当代情境》（Gegenwart der Philosophie，1962，1988第二版）中我揭示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基本哲学，之后是更为特殊、更为分异且更为批判性的近代的基本哲学。此外我还尝试将之分别与它们在话语和术语哲学中的显现方式相比较。由此得出了对当代变革的新的理解，这种变革是这个时代的基本哲学中的变革，相较于那些为了承担时代批判或“后现代”而进入讨论的思想，它具有更深刻得多的根源和更长远得多的影响。

 首先要审视在一种深层结构现象学之中的哲学当代情境，并且要显示这种深层现象学自“唯心主义的没落”之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通过这个新的审视角度，对近150年的哲思将会有新的理解，并且它将可以被聚合于一种富有成果的相互联系之中。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阿多诺、维特根斯坦等等出现在一个共同问题的结合背景之下，这一问题直到现在才能从整体上被审视。

 

6．  境象哲学（Bildphilosophie，象哲学）

民族与时代的基本哲学只是以一种极不完满的形式进入话语和术语的哲学。它们的首要的表述维度是境象世界（Bilderwelt）。为了领会一个时代和一种文化的基本哲学，人们必须首先与境象语言和“境象思维”打交道。我的境象哲学源自这样一些推动力，即我作为弗莱堡艺术史家Kurt Bauch的学生时所得到的灵感，和从他与马丁·海德格尔的友谊关系中成长出来的推动力。深层现象学根本上只有作为境象展示才有可能；50年代以来我在课上和演讲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并且为此我已在不同的出版物中给出了具体的例子：《精神生活：关于人类基础历史的境象之书》（1977）；《世界和反世界》（1983）；《巴洛克的世界》，收于《巴洛克的世界》（1986）。此外，关于境象，我所理解的当然与Kurt Bauch和马丁·海德格尔有所不同并且比他们更多。我必然如此，因为我以不同的方式并且更进一步地理解“人”，即对之做宇宙式地（kosmisch）理解。

 

7．  密释学（Hermetik）[1]

人类缘在的生存结构既非囿于心理学的个体，也不是局限于历史的“人类”，而是总以一种“共创的”（konkreative）方式包含着一种被以确定方式发展了的自然，它就如同人一样，把先验的条件注入到发展之中。由这两方面的发展可能性产生出那时的历史“世界”，这个世界的自身发音［自身勾连、自身表达］的和自身澄清的出现，先于一切语言的、科学的和解释学的（hermeneutischen）出现。一旦解释学（在所有含义上的理解）介入，一个“世界”的基本的、存在性的自我构建和自我澄清的活动就已经过去了。哲学的解释必须超越解释学，下降到生活或生命自我构建的密释学的（hermetische）维度。

20多年来由我发展并在课上和演讲中阐释的“哲学的密释学”思想，显示出领会那些基本世界的可能性和方法，在这些世界中结构化的生活，特别是历史性的人的生活得以实现自身。

关于密释学的基本法则人们几乎还一无所知，因为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总的来说还滞留和固守于解释学的维度里。然而作为一种思潮，密释学理论肯定“正在到来”。在我的著作《世界与反世界》（1983）中我尝试发展这种“反解释学”的理论。

 

8．  结构人类学（Strukturanthropologie）

我的思想开端，即结构存在论－境象哲学－密释学，意味着在宇宙中扬弃掉人的特殊地位。人是一种存在的显现方式，与其它每一种类型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人之外的缘在的存在方式中人被向下解释，而是一切现实性的存在方式在人和超越人的层次上被向上解释。人的存在，即自我构建，到处都在发生；就人而言，这种发生决不是独特的，也不是穷尽［一切可能］的和最高级的。在我看来当代的变革是这样的，在这个变革中“关于人的”人类存在的维度开裂了，显现为所有自然发展的目标维度（Zieldimension）。这方面的概括在《结构人类学：关于人的人》（1987）一书中被给出。

其中“深层结构”的理论还要连同新发展出来的“高层结构”（Höhenstruktur）的理论被归入人类缘在的总体概念，并寻求一种对于人的新的自身理解，这种自身理解以一种被回撤的同时又更高的方式将人包含于自然的总体事件中。这种人类学第一次使得以平等的方式接受一种欧洲之外的关于人类存在的自身解释，特别是“东方的道路”的自身解释，成为可能。由此产生出一个从根本上被改变了的人的境象（Menschenbil），这个境象适宜于去推动一个未来的、共有的人类文化的建立和自我澄清。在这个意义上我推动过“语际对话”的事业，并通过我的出版物，如《存在与虚无：西方和东方思想的基本境象》（与K. Tsujimura和R. Ohashi共同编写，1981）支持这一事业。

 

9．  对话（Das Gespräch）

带着这些思想开端，我尝试着使哲思从欧洲中心论的纠缠中摆脱出来，并使之回复到“对话”中，这个对话在当代之前就已经发生并汇集了各种文化的不同的基本经验。1959年马丁·海德格尔的70寿辰庆典在位于布来斯高（Breisgau）的弗莱堡天主教研究院中进行，海德格尔在庆典上待那些固定发言和总体评价之后，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对话中断了。”在这里他的意思是，哲学家们背弃了思想的冒险，而将自身局限于去扩散那些已成习惯的和容易记住的东西之中。如同在事后的谈话所表明的，他认为还缺少这样的新开端，它能超越他自己的和胡塞尔的探讨，而不是退缩在这些探讨后边。对他来说，“对话”乃是思想的伟大际会关联（große Zusammenhang des Denkens），对我们也应该是如此。在我所能达到的范围内效劳于他，这是我的著作的原动力；那些能够同时赋予比较古老的和最古老的思想以活力的新开端，是我的著作的内容；原本地理解和经受当代的变革，则是我的著作的目的。

 

                                          （王俊  译/ 张祥龙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