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和奎因：从语言主义的视角看

关于“语言主义”概念

在哲学史上人们通常试图通过对立来描述思想时期。例如18世纪的思想特征就是通过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立而表现出来的。20世纪中期也存在着思想传统之间的对立，这些思想传统一方面是从海德格尔的哲学中生发出来的，或者说至少是在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直接研究中得到发展的——这也对法兰克福学派有效，尽管它们彼此间存在着争论；另一方面则是那个通常被标识为分析哲学的思想潮流。这种对立为20世纪中期提供了这样一个总体描述。这种描述是否可以令人信服，还须通过（作为第三者的）参照系（tertium comparationis）来决定。即是说，必定可以给出一个视点（Gesichtspunkt），它把那些尽管是对立的思潮联结在一起，而且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就可以说：这些思潮不单单只是不同，而且还是对立的。

著名的格言“我的语言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界限”[2]可能就暗示着这个参照系之可能所是。既然人们以此为出发点：若一种理论立场（Position）想通过向观念（idea）的回溯来理解所有被给予我们的东西、并且除了观念的实存之外不想承认其他任何东西的有效性，这种理论立场便被称作观念主义（Idealismus），那么，人们也就可以把那个以拉丁词lingua（语言）为出发点的20世纪哲学称作语言主义（Lingualismus）。在20世纪之前的哲学传统中，这种学说只是一种例外情况。或许人们可以把诸如哈曼和赫德尔视为语言主义者，但他们在德国观念主义中始终只是边缘人物。中世纪的哲学唯名论是一种与语言主义相亲近、但决非与之相同一的理论立场。这里不准备深入讨论诸细节，只要指明如下情况就足够了：中世纪的唯名论并没有充分体现为各种不同思潮的参照系，而只代表在其他思潮之中的一个思想路线。[3]

语言主义是否得到了倡导，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最好是借助于各个被倡导的范畴形式理论来确定——在唯名论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关于一般概念之本性（Natur）的问题。如果一种理论立场在认识上主张：对范畴形式的分析就是一种对现存语言形式的分析，那么它就是语言主义的，而如果除此之外还申言：唯当语言对对象有所言说时，范畴形式才属于对象，那么这个理论立场就是存在论的。语言——尤其是一种具体现存的语言——与在它之中发现的范畴形式因此就类似于康德的先验统觉和纯粹知性范畴之间的统一。但康德却恰恰不是一个语言主义者。康德在语言中发现范畴形式，因为范畴形式就是知性的形式，后者最初在直观形式中通过想象力而被图式化并因此而对对象具有客观有效性。超出对对象的规定之上规定着语言的乃是知性范畴，而不是规定着知性和对象的语言及其范畴形式。除此之外，在20世纪的前半叶，胡塞尔也在倡导一种非语言主义的理论立场。对他来说，范畴形式是在谓词领域中生成的。谓词，亦即语言，是在这里而在其范畴中得到了规定，也就是说，它通过对对象的前语言的动感经验而得到了规定。因此必须说，20世纪也存在着非语言主义的理论立场。但还必须说的是：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些例外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解构主义也还是语言主义的，因为用语法取代逻各斯（logos）的做法，并未突破语言主义的框架——，语言主义都或多或少清楚地受到倡导。

使语言主义富有吸引力的东西也很显然。作为语言分析或者作为对语言导论的解释而出现的哲学，在具有一个物质上可把握的“躯体”的语言中预先给出了一个能够加以探讨的领域。它能够作为某种探究、而不是作为某种任意生造的概念体系之建构出现。在一般的语言主义中——这也对海德格尔有效，虽然他的理论立场与被理解为真正实证主义的现象学相对立，但终究也是从中发展出来的——，19世纪实证主义的激情仍然在起作用，这种激情想把哲学从思辨的和形而上学的建构引开，转向实事本身。

为什么是奎因？

在这里我们省略掉关于海德格尔在现在通常称之为“大陆哲学”的发展中的地位的讨论。但关于分析哲学却还要说上一些，尤其是要说明，为什么这里的考察偏偏要把维拉德·梵·奥尔曼·奎因与他的著作《语词与对象》摆在海德格尔的对立面，并且与之相比较。[4]

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条路线，它本质上与海德格尔所倡导的语言主义方向具有较强的亲合性，在奎因和前面已经提及的其他“强硬的”(harten)分析学家那里情况就是如此。这个方向以“日常语言哲学”为名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相衔接。由这些第一代分析思想家所进行的语言分析，就如下情况而言仍然是分析的，即：只要人们虽然是在彻底地怀疑形式化逻辑的价值，但本身始终还对那些如其在日常语言中所获得的逻辑形式的分析抱有第一性的兴趣。如果例如在彼得·斯特劳森[5]那里情况是这样，那么这种情形就不再适用于史蒂文·图尔闵。[6]在他这里，不仅形式化逻辑的价值、而且连整个形式逻辑的价值都受到怀疑，并且，在没有首先使用概念的情况下已经明确地完成了一个向修辞逻辑的转变。在此期间可以清楚地看到，修辞学和诠释学彼此间具有紧密的亲缘关系。[7]除此之外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乃是它们对形式的并且尤其是形式化逻辑的共同批判。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在所谓的后分析阶段上形成了一个朝向海德格尔的明确而积极的转向。在理查德·罗蒂[8]那里，某些起源于在美国哲学中重又得到加强的实用主义、并且较少地起源于分析传统的动机肯定也在起作用。但这里所涉及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分析哲学为出发点的发展。这样一个发展已经表明自己是可能的思想道路，这对于这里的考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应当看到：倘若由此而开始进行一种对比，那么这种对比虽然会把我们引向一批直接的共同性和亲缘性，然而这条思想道路在分析哲学本身之中的出发点、随之还有在把分析哲学与海德格尔联结在一起的差异之中的原则同一性，都仍然将是晦暗不明的。

正如人们时常指出的那样，分析哲学决不会消融在自然语言哲学中。“强硬的”分析学在其分析中首先保持为逻辑分析，它借助于形式主义的手段而获得其科学的表率，这种分析学完全会继续生存下去。它会继续生存，即使伟大导师奎因与他的天才学生巴坎·马库斯、卡普兰、列维斯以及蒙塔古[9]等等之间的争论——一场关于是否可以把古典二阶真值函数逻辑加以扩展而融入到现代逻辑中去的问题的争论——会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上述“强硬的”分析学都会继续存在下去。正如蒙塔古已经表达的那样，双方的差异仅仅在于：规定着科学哲学语言之基本构架的集合论的部分已然得到了扩展并且也必须得到扩展，以便处理某些逻辑范畴形式，尤其是那些存在于日常语言中、但不能由古典的形式化逻辑来处理的情态范畴形式。[10]我们无须进一步深入讨论这种特殊情况。这里的问题在于：奎因的理论立场根本不能被视作系统地被超越了的。即使某些后分析学家具有巨大的公众效应，他们也决不能说：“强硬的”分析学家的真正研究纲领已经被驳倒。而且这些纲领始终还受到研究。因此，奎因对“语词与对象”所说的东西，在分析哲学中决没有被超过甚或被驳倒。

但为什么是奎因和海德格尔，而不是诸如卡尔纳普和海德格尔，尤其是后者曾经直接与海德格尔发生过论争？[11]从一开始，亦即在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那里，就存在着下列基本命题，即形式化的逻辑在哲学中必须实现如下功能：（1）精确地展示数学逻辑，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主张逻辑斯蒂的基本纲领；（2）除此之外它必须展示逻辑以及科学的合理论证程序，并且规范地确定：哪些陈述是科学的，哪些陈述不是。如果对于一个陈述来说存在着一个在形式化谓词逻辑的语言中的翻译，那么这个陈述就是科学的；（3）同样地，带着这种规范化的意图，形式化的逻辑应当被运用于日常语言，目的在于进行普全的语言批判，特别是哲学语言的批判。这里的任务不再是区分科学的和非科学的陈述，而是区分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陈述。此后就（3）而言，“强硬的分析学家们”与自然语言哲学的代表们之间产生了分歧，这在前面已经得到过提示。早期的卡尔纳普曾经在他的著作《世界的逻辑构造》[12]中试图以建构的方式再造语言网络的总体关联，其中包括自然的和形式化的语言。但这里所涉及的恰好是一个建构的并且已然先行指向形式化语言的企图。如果我们从一个已经在逻辑上得到分析的自然语言开始，那么，随自然语言哲学的指责而产生出来的问题，即关于形式化的语言乃是生成于那种无法获得的自然语言的问题，就不会被提出来。奎因在《语词与对象》中着手研究的恰好是这个生成问题，与此同时，按照普遍的、为分析哲学的原则所规定的范围来看，这个问题也就是关于科学之生成的问题。这也正是海德格尔深为关切的问题。现在首先要摆出来的是对海德格尔的视角的说明，这种说明是一个不得已的表层说明，并且完全定位于他的逻辑批判。随后将同样简短地对奎因的视角加以节略的阐述——无法顾及到全部的技术参考资料。最后则是一个系统的比较。

海德格尔的视角

科学的本质必须从忧的结构（Sorgestruktur）出发来解释。“作为让存在者以因缘存在方式来照面的何所向，自我指引着的领会的何所在，就是世界现象。而此在向之指引自身的何所向的结构，也就是构成世界性的东西。”[13]与世界内上手事物的寻视打交道被标识为忧劳（Besorge）并且必须从忧的现象出发来解释，忧被规定为此在的存在一般。对于“逻各斯”——不是“逻辑”——必须注意海德格尔的这种说法，“指引关联”在这里不应当被理解为抽象的“关系关联”，后者应该是一个在逻辑上可解释的东西。“为了”、“为何之故”的内涵按照任何种类的“数学的函数化”而被抽离。“只有事涉那种其存在性质是纯实体性的存在者，这种方式的函数概念在存在论上才是可能的。函数概念始终只有作为形式化了的实体概念才是可能的。”[14]应该先把在这里被断言的东西的原则上的可疑性搁在一边。必须预先设定这个论断，它决定了其他的所有东西。

什么是认识？认识和现成在手状态相互归属。认识奠基于“已经依寓于世界存在”、“在世界之中存在”，后者通过忧劳和上手状态得到规定。现成在手事物从否定的方面被标识为某种不顺从于因缘关联的东西。认识对象就从这种因缘关联中产生。“为了使对现成在手事物的观察式的规定性认识成为可能，首须忧劳着同世界打交道的活动发生某种残断。从一切制作、操作等等抽手不干之际，忧劳便置身于现在还仅剩的‘在之中’的样式中，即置身于‘还仅仅延留在某种东西处’这种情况中。这种向着世界的存在方式乃是这样一种存在方式：在世界内照面的存在者只还在其纯粹外观中来照面。而只有基于这种向着世界的存在方式，并且作为这种存在方式的一种样式，才可能以明确的方式‘观察’如此这般照面的东西。这种观察总已经选定了某种确定的方向…，已瞄准了某种现成在手的东西。它先就从照面的存在者那里取得了一种‘着眼点’。这种观望自行进入一种样式：独立持留于世界内的存在者。”[15]因此，认识所涉及的是某个外观和观望以及某个视见，借助于它们，认识活动的理论的、“思辨的”亦即“反映的”特征才得到把握。在认识中，进行观望的着眼点是从存在者那里获取得的。这表明，所有的认识都是一个解释学的过程，因而科学认识作为认识的一个特殊种类同样是一个解释学的过程。

人们通过对某种隐藏在认识之起源中的存在观念的解释而达到科学的认识。[16]一旦确定了世界的这种存在观念，那么存在之观念就展现为持续的现成存在，展现为科学。科学认识此外还是那种在广泛的意义上是数学的东西。数学的东西是一种人们可以先于所有事物就知道的东西，因而它也是某种先天之物，这种先天之物建基于持存的现成性的存在观念之中。

对数的认知是某种与几何认知同样的知识。一切都可以通过数并且在几何学空间中得到理解。[17]物理学的概念例如坚固性、运动等等，都同样遵循数学之物的这种最普遍概念。现代科学的普遍方法概念，例如假说、规律、证实等，都处在同一类的筹划（Entwurf）下，即使在被运用的概念尚未被数学化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只有当被运用的概念被数学化之后，一个学科才作为科学的学科而得以完成。但在此之前就已经将存在者“置于”试验中并对此加以考问：在它身上哪些东西是“持存的”，或者说，哪些是它的自然规律。[18]

在科学引导下的筹划把现成存在者理解为某种在关系中存在着的形式实体，或者说，自然在这里就是持存的物质自然。它被理解为某种在其存在中具有全部世界内的存在、质性、价值和用途等的某种东西。与形而上学一样，科学的筹划跳过了世界现象。它的存在观念规定了事物和世界之所是，但却没有澄清，世界和世界内的存在是什么。这是一个在“残断（Defizienz）中的残断”。如果只有持续的现成存在被承认为是存在，那么第一层次的残断，即在认识中忧劳着的打交道活动的自身保存，便被彻底化、普遍化了。

科学把持续变动的事实（Tatsache）纳入规则或规律。[19]由此它成为经营活动，成为制度化的研究。应当加以创造的东西，是方法程序的一体化，它在其本性方面是可测算的(berechenbar)和可估算的(kalkulierbar)。人们必须加以计算（rechnen）的东西，就是人们不能绕过的东西，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真实的东西。作用因被理解为工具性的因果性，并因此而在本质上是技术。但只有当逻辑功能在与科学生成的关联中得到考察时，我们才会清楚地看到：技术最终是那个被推向极端的形而上学之原则。

到1924/1925年间，海德格尔已经修正了他1912年的一个判断，他曾在那个判断中赞扬弗雷格的工作，认为它对于概念的一般理论是有价值的。[20]海德格尔此时开始否认数学逻辑——他紧随库都拉（Couturat）而把它称之为“逻辑斯蒂”——是真正意义上的逻辑。真正意义上的、即首先在传统意义上的逻辑，其成功与否和它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联有关，它不应当因为与形而上学的某种关联而被放弃。借助于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可以合乎意义地得出：即便这种真正的逻辑也仍然不能朝向真正意义上的逻各斯。后面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上来。这里首先需要考察逻辑和形式化逻辑之生成与科学亦即科学的陈述之生成之间的相互交织状态。

普遍建基于解释之中的陈述具有三个角度：（1）指示、论断，（2）述谓，以及（3）传诉。（1）可更详细地将其特征描述为存在者在其上手状态中的源始揭示，它对其他两个角度具有源始的奠基作用，并且只要这种事态一直保持着，那么解释学的“作为”就保持着优先地位，并且陈述就持续地奠基于解释中，即先行拥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把握中。当先行视见保持优先的时候，陈述将转化为作为解释的衍生样式的理论陈述，因为先行视见朝向上手之物中的现成者。通过理论陈述，人们就拥有特性，并由此拥有陈述的论断性的“作为”，在其中述谓角度获得了优先地位。从包含在忧劳着的领会中的陈述向理论的、朝向现成者的陈述的过渡是流动不居的。[21]

从《存在与时间》的这个语境出发得以清楚的是：科学陈述——它现在是一种建基于先行视见中的理论之物的特殊种类——的先行把握就是持续现成存在的存在观念，但这种观念是数学地被规定的。尚未处在这种存在观念之下的理论陈述就是传统逻辑的对象，在传统逻辑中，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表象－谓词的联结与分离构成了判断的本质。海德格尔一再地探讨在解释学判断与论断性的判断之间的过渡：前者是作为原初建基于解释中的陈述，后者是“作为”传统逻辑的陈述，与此同时，对被归咎于传统逻辑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始终处在显要的位置上。在传统逻辑中、但因此也在形而上学中，关于真理的问题无法再被正确地提出来。但由于科学陈述现在处在形而上学的彼岸，处在持续的现成存在的和数学的存在观念的先行把握下，故而它的逻辑就是数学逻辑。可以科学地述说的东西，最终必定也是在某种语言中可述说的，这种语言具有某种普遍估算的语言的特征，在其中一切都是可预算的，并且它本身就是某种运用于句子形式和句群中的数学。在这种语言中只能表达出持存的现成性，它们已经失去了与世界内地照面的对象的任何关联。于是，逻辑斯蒂的操作构成就得到了自在合理的论证，因为它无可反驳地在先行把握——科学陈述就隶属于这种先行把握——中产生出来，并且因此同样是科学工作的一种富有成效的工具。[22]如果支配着传统逻辑的联结与分离被形式化为某种“关系”，那么数学逻辑就从传统逻辑中产生出来。判断就以逻辑斯蒂的方式融解在一个分派（Zuordnungen）系统中。它成为计算的对象。但有效的是：恰恰是因为运用了数学方法，这个学科才不再与始终与形而上学联结在一起的传统逻辑有关。

与此相对的是这样一个关系：无论对逻辑和逻辑斯蒂的区别做出怎样的突出，也仍然必须强调：科学和技术必须被看作形而上学的完成，这个关系在后期的著作中才得到得力的凸现。[23]

数学方法所运用的是公理方法。公理在前数学的意义上是“评价”（Würdigungen）。但如果这种概念被理论地运用，那么作为原理（Grundsatz）的公理就成为某个秩序区域（Ordnungsbezirk）的原理——例如成为欧几里德的即希腊的即形而上学地被理解的几何学的原理。但按照现代的理解，它隶属于逻辑斯蒂，公理的作用仅限于确保一个无矛盾的命题系统的建构。公理和定理是没有内容的，没有对象性含义，并且只用于确保计算的思维，即数学思维。[24]计算思维的本质也被更详细地规定如下：“Ratio（理性）归属于动词reor（认为；断定），其主导的意义是：把某物视为某物；某物被把握的这个为何，已经被归属。在这样的归属中被归属于某物的东西被向着归属于它的东西备置。这样：对准某物而准备某物就是动词计算（rechnen）的意义……动词‘计算’的这个真正意义并不必然与数相关。这些说法同样对被命名为估算(Kalkuel)的东西有效……核算(Kalkulation)是作为思虑的计算。”[25]莱布尼茨曾在对彻头彻尾的可测算性的计算中要求完备的估算。莱布尼茨不仅规定了从逻辑到逻辑斯蒂的发展，他也规定了我们时代的形而上学，这一思想的力度尚未被耗尽，它关系到一个在其中不再有对象的世界。对数学和形式化逻辑的这种阐释，如今正好与形而上学－论题相配。理性（ratio）概念在根据律的古老原则中重新被理解为充足理由律（principium reddendae rationis sufficientis），关于这个理性概念，这里需要指出：这个对于数学思维与科学思维而言决定性的〔理由〕原则乃是从旧的形而上学根据律中产生出来的，并且这个〔理由〕原则将此根据律固定在一种、且只是一种解读上，这种解读正是主宰着我们的解读，而对此根据律的第二种解读、即与存在相关的解读，则不再能够为我们所通达。[26]

奎因的视角

《语词与对象》的特征表现在：奎因首先曾一度脱离新实证主义的经典立场，因为（1）他认为观察句和记录句不能表达纯粹感性被给予的事态，并予以摒弃，[27]以及（2）他虽然没有把规范功能指派给日常语言，但仍然还认可它在发生上的在先性。按照他的观点，要想理解“组织化的”语言的特殊功能，就需要探究它从日常语言中的生成。对这种生成的洞察也将允许人们看穿某些确定的幻想，这种幻想不仅在新实证主义中、而且也在查理斯·桑德斯·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中与科学的观念相联结。[28]

在这里的考察范围内当然无法阐明，来自自然语言哲学的诠释是如何在奎因那里起作用的，他曾对斯特劳森进行过深入的辨析。[29]为了使语言主义的基本命题有说服力，奎因运用了两种方法，按照这个基本原则，正是我们各自语言的基本结构，规定了我们的世界理解，并且，即使我们能够观察到，这种语言是怎样变化的，我们原则上仍然不可能从一个处在我们语言的传统之外的立场出发去评判它与“客观实际性”的关系。第一个方法运用了本底（radikal）翻译的思想试验。假定有一个语言研究者，他致力于破译某个未知的土著文化的语言，在那里可供支配的交流基础仅仅是一个在现在时态中的共同刺激领域。[30]这个基本思想在一个已经出名的例子中得到事先的概括：如果一个语言学者站在一个土著身旁看到一只兔子在草地上跳越，而这个土著因此叫喊“gavagai”，那么这个语言学者并不能纯粹根据共同现在时态的共同刺激领域的被给予性来确定：“gavagai”所指的是兔子，还是跳动，或是长耳朵，或是吃，如此等等。他的所有猜测已经——而且这对已经被给出的那些猜测也有效——都是以这个语言学家的语言的范畴结构为前设的，我们不能设定这个结构是与土著的语言结构相符的。奎因在对这个境况的描述中以及随后也在类似形态的事例中使用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术语。同样，在第二种方法的开端处，奎因也引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指称（Bezeichnen）的本体生成（Ontogenese）”在那里借助于儿童的语言发展得到分析。[31]

由于这篇文字的主题是在语言主义内部存在着的不同视角，因此就可以放弃对奎因引入其语言主义理论立场的方法进行批判性讨论。需要对它进行专门的研究。这里只可能做几个一般性的勾画。首先有效的是：有意的读者可以在第一种方法的开端上可以在行为主义术语的背后发现许多东西，人们可以将这些东西作为理论上没有后遗症的现象学的描述接受下来，并且随后也许可以对它们进行批判阐明。与此类似，对于第二种方法的开端有效的是：这里的问题首先在于语法－逻辑的分析，这些分析完全独立于语言发展的本体生成问题。此外还有许多关于语言发展之本体生成的论述是对这样一些事态的朴素确定，这些事态也可以在不受行为主义的语言规定束缚的情况下得到描述。最后需要指出：对于奎因而言，根据他自己理论的结论，在哲学研究中运用科学的理论是完全合法的，根据奎因所立身于其中的语言传统的标准，这些科学理论乃是最理想的。只要提出了更好的理论，则修正始终是可能的。以某个无前提的和无语境的真正理论为出发点的要求，是无意义的。[32]

从这个本底翻译的思想试验出发得出的研究结论在于：通过直接感性刺激的领域而与刺激含义相联接的语言表达并没有被规定。如果一个说话者在关系到一个现有的直接刺激的情况下而表述一个“句子”，刺激含义就作为语言刺激而得到表达。“句子”在这种关联中不能被理解为确切意义上的句子，而应当被理解为一般语言表述（Sprachäußerssung allgemein），人们事后把这些表述——不过这应当已是某种过度规定——解释为“名称”、“属名”、“句子”，或者，在“gavagai”的例子中解释为“兔子”。[33]刺激含义在场合句（Gelegenheitssätze）中得到表达。我们语言的场合句——在这里所涉及的是确切意义上的句子——一方面可能是：“在那边的这个人是一个未婚男子”，另一方面可能是：“这个球是棕色的”。第一个句子是一个没有任何观察内容的场合句。我们观察这个男人。他是一个未婚男子，这在这种场合下并不能被感知。第二个句子具有观察内容，人们可以感知到“圆的”和“棕色的”。它能够作为观察句而被接受。这里的过渡是流动不居的：当几个人感知一个对象，并且都对“这是一个正方形”的句子加以肯定时，他们并非是在刺激领域中的同一个场合、而是在不同的视角下这样做，因此，事先就有一个复合的、未在这个场合下被感知的相互关联。[34]我们还要附加一个类型的句子，我们稍后还要再讨论它们。这类句子就是“恒定句”（ewige Sätze）。[35]“这根电话线是铜制的”是一个场合句，它甚至还具有确定的观察内容。相反，“铜是一种电的导体”这个句子则是一个恒定句，它所涉及的是某种其真和假不依赖于确定境况的句子。“这根电话线是一个电的导体”，这个可从恒定句和场合句导出的句子确实并不始终具有可观察的内容。如果没有以某种方式可被观察到的电压流经这根铜线，那么上述句子就没有这样的内容。

对于上述结论而言更为根本的是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所涉及的不再是质料的含义内容，而是逻辑－范畴的形式。人们可能会试图对刺激同义现象进行定义，这些定义而后有可能被运用到如下问题上：“未婚男子”和“已婚男子”是否是刺激同义现象。这样一个定义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对于所有个人P而言，如果他们在某个刺激的场合中赞同句子“A”并且在同样的刺激场合中也赞同句子“B”，那么“A”和“B”这两个表达之间就存在刺激同义现象。[36]但是，这样一个定义本身只会被所有人理解为“相同定义”，只要假定，在这里被使用并在印刷中以粗体强调的逻辑语助词对所有人都是同义的。

这里需要指出：在直接刺激和刺激含义被给定的情况下，可以说服人们相信，表达肯定和否定的语言算子都是刺激同义的。但由此将会得出，所有二阶可解释的逻辑算子——前提是没有人在肯定和否定的过程中自相矛盾——对于任意的交流而言都是通过直接的刺激境况得到规定的。[37]当然，奎因在实践可行性方面还带有一定怀疑。还有一种具有中心意义的联言式（Konnektiv）未被提及，即条件式。他后来才对它的困难性进行了分析。[38]

但在这一点上做出一个最终有效的确定是多余的，因为可以指明：这样一个对联言式的规定只有在一个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在范畴上被规定的语言框架内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已经表明：在谓词的所有形式中、甚至也在对部分的整体和整体的部分的看似“感性”可把握的形式中，都不可能对刺激和刺激含义进行明确的归派（Zuordnung）。这恰好可以证明“gavagai”问题。但这现在又退回到肯定、否定以及通过它们而可定义的联言式上，因为真和假确实被判归为句子所有，这些句子是确切意义上的句子，亦即真实的谓词。[39]但是，如果谓词的形式并非受刺激境况所规定，那么真和假的判归也同样没有被规定，因为每次所指的都是另一些东西。可是由此也可以得出：只有当这个通过解说和定义而在传统的意义上被确定的谓词的含义关系到作为各个语言之基础的、从属于各个语言的谓词系统时，这个含义才是“有意义的”。据此而同样有效的是：只有当肯定与否定在带有观察内涵的被给予句子中关系到由语言在先被给予的形式范畴内容上和质料范畴内容上的结构关联时，肯定和否定才能得到有意义的使用。

所有指向语言的研究，都必须把它们的有效性要求限定在每一本己语言和这种语言处于其中的传统之内。在每一本己语言传统中的翻译都是可能的，因为在这里它不是“本底翻译”。任何逾越这个范围的企图都必须把范畴结构的要素假定为分析的假说。[40]即使提出一个名单，通过这个名单可以确定：“gavagai”或是一个类名或一个别名或一个专名或是某种关系的名称等等——这个名单的提出就已经是一个遵循着我们的语言及其范畴结构的假说了。如果这种分析的假说是成功的，如果对陌生的东西的阐明能够成立，那么这里所达到的仅仅是：陌生的语境不再是本底陌生的。对于一个本底陌生的语境来说，不太可能会用到这种作为名单之基础的分析假说。需要注意的是，奎因完全认可：语言中的结构在历史地变化着，并且我们在我们的传统中会遭遇到非常不同的语言结构。但通过在传统的变化中的统一性，亲合性也存在着。可是，如果注意到连贯性，那么这种变化就必然是如此进行，即——按照纽拉特（Neurath）的说法——“语言”这艘船的舱板必须一块接一块地改建或替换，因为当身处海上时，人们无法同时改变所有东西。更为本底的决裂是不可能的，因为随之而会受到无法通达过去的惩罚。[41]

在我看来，这可以与奎因的理论立场相一致，只要承认，这样的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照结构主义者们称作“临时修补（bricolage）”的模式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不设立确定的目标、意图和由此回溯地可理解的主动性的情况下来进行的。但奎因首先只对某种有目的的变化感兴趣，即是说，只对那些能够生产出恒定句系统、亦即产生出科学的东西感兴趣。为了把握这个发展过程，必须以如下境况为出发点，这种境况始终已经先行于、也就是说现在也先行于所有科学，亦即先行于在“自然语言”、日常语言中的交流。

奎因在一种朝向行为主义的发展心理学的框架内阐发日常语言的结构。但这里同样有效的是，与其他一些关注同样问题的、没有采用这个理论背景的著述者之间的为数众多的争论表明，奎因其实也能够放弃该理论背景。这里无法对这些分析进行深入的讨论。它们与日常语言哲学所做的研究处在同样的高度上。奎因也全面地涉及到这个传统，涉及到语言科学的研究，涉及到古德曼、罗素、弗雷格以及直至莱布尼茨、托马斯·阿奎纳和亚里士多德的更古老传统。[42]这一章的内容主要是介绍自然语言的逻辑语法和语义学。但决定性的步骤是在紧接着的后一章中完成的。

奎因已经在自然语言的本体生成中确定了一个“语义学的”上升（Aufstieg），它在对个体性的确立和抽象术语的运用中达到顶点。[43]它同时也是能够有效地指称和有效地进行交流的能力的上升。不过这种上升在自然语言内会触及到一个作为自然语言之基础的范畴结构的界限。在传统逻辑的一个古老论题的出发点上，[44]在一种以体系的完满性为目标的分析中曾探讨：模糊性和多义性以什么样的语言形式为基础的，如何以及是否会由此产生对于语言的对象关联（Gegenstandsbezug）的无害的或有害的、可避免的和不可避免的扰乱。需要注意：奎因通过句子的二值性和同一保真（salva Veritate）的可替代性来规定这个特征。但是，人们并未从根本原则上放弃这里所涉及的奎因的这些视角，即便人们并不愿意在每一点上都追随他。

为了避免不透明的对象关联和多义性，奎因建议对语言进行一种“整顿”（Regimentierung）。这种整顿不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用以校正日常语言的人为手段（Kunstgriff）。日常语言可以说是无法拯救的。这里所涉及的是这样一种整顿，它创造一种那个成为科学语言的语言，而在科学中是不允许有任何多义性和不透明的对象关联存在的。科学与“恒定句”（ewige Sätze，eternal sentences）相关。这个英语技术术语可翻译为“无时间句”。但这样一来，奎因所深为关切的事情的彻底性就被低估了。奎因非常重视如下论题：科学是用永恒的观点（sub specie aeternitatis）对事物的察看，[45]而且这并不是一个通过匮缺来规定自身的察看。一个恒定句——它自然会与我们的语言共同体相联系，在这种共同体中科学语言通过对其他语言的确定结构和标准化的消除得到发展——乃是一个不依赖于境况、即不依赖于表述场合而被肯定或否定的句子。但这一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中都不适用于场合句，也就是说，场合句正好不是个别句并且尤其不是那种包含某些明确的描述的句子，例如“第一个大于7的质数”。整顿的任务因此在于，创造一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被形式化的仅仅是一些在所有境况下都可以对真／假值做出明确归派的句子。这里无法去追溯奎因为了论证这个结论而走过的漫长道路。这个结论在于：对于奎因来说，这种语言是带有同一性的一阶谓词逻辑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任何指称抽象实体的谓词都是不被允许的（zugelassen）。[46]唯一的例外在于，关于集合和集合之集合的陈述在科学语言中都是被允许的。[47]

这里没有必要去插入这样一个问题：奎因从形式化逻辑的整体领域中挑选出来的部分领域是否不必那么小。需要指出的是几个对于他的视角来说具有标志作用的特性。

一、不允许那些本身是强度的抽象实体，即是说，不允许那些是通过它们的含义而非外延的特征得到规定的抽象实体。[48]更确切地说，由于这只是一阶谓词逻辑的语言，而且模态算子——参见第二点——也没有出现，因而在这里对此也就根本无从说起。

二、在这种语言中，自身关联不能得到表达。形式表达“… dass P”（… that P）在其中不能被形式化。[49]这种与说话主体的关联在奎因看来会使对象关联不透明。模态算子如“必然的”对奎因而言同样属于这样一类“论题状态”[50]。

三、单名不具有明确的对象关联，只要它们不能用确定的描述来代替。[51]因此它们不被允许。与量的替代性解释相比较，这是一个进一步的限制，通过这种限制，奎因完全认可了他详细研究过的塔尔斯基真理理论。

四、陈述中的任何一个时间特征最终都会把这个陈述固定到一个境况上，并且因此是不被允许的。

第四点具有一些举足轻重的后果。这些后果阐明了“恒常性”所具有的分量。一系列完全可以在科学上受到尊重的谓词、如心境谓词，都具有——尤其是当人们随奎因一起不允许强度——时间特征，并因此具有与场合句的联系。如果它们被允许，那么按照奎因的看法，这就是不完满的。他指出，现代物理学以一种几何学为基础，在此几何学中，时间被视为第四个维度。物理学所说出的东西，乃是一个固化的空间－时间－连续体，在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还在运动。诸“个体”是一些原则上通过确定的描述而在数学上可辨认的空间－时间点，作为谓词的物理学事件便被分派给它们。[52]

最后需要指出一点，它对于与海德格尔的视角的比较而言很重要。科学理论曾一度束缚在已经谈到过的科学语言的标准上。但不断附加进来的东西，则是对特定的、彼此通过句子中用法上的分派系统而被规定的谓词和关系的设定。由此出现一个类似于本底翻译问题的境况。可以想象，两个在“观察”上揭开同一个组成（Bestand）的理论是不同的，但却仍然在任何一点上都不相互争执，因为它们的谓词系统是不同的，并且无法相互翻译。因此，对于它们来说也不存在一种能够将它们其中之一予以证伪的临界试验（experimentum cruces），而且，在彼此竞争的理论之间建立一致性的任何其他可能性也被排除了。[53]奎因绝非主张，他由此描绘了自然科学的一个实际存在着的境况。但他所主张的是：即便是他所谈论的整顿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境况出现的可能。

两种视角的比较

这个最后的、距离表层最远的事态可以构成比较的出发点。在海德格尔本人那里可以发现一些由海德格尔的解释者系统地阐发出来的对此的指明：他发现解释学原则也在科学理论中起着作用，不仅在总体的科学方面，而且也在个别科学理论、如相对论中起作用。[54]任何科学理论都处在一种“先行把握”中，这种把握决定了对作为这个理论之对象的存在者的前理解。由于在这种先行把握的筹划中，操作过程（Verfahren）的方法原则业已得到确定，首先是那些确定着什么东西可以被视作对象的基本概念业已得到确定，因而不可能有一种在不同的、竞争着的筹划之间的理性的决断操作过程。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与托马斯·S. 库恩发展起来的关于科学革命结构的命题相一致。[55]这里存在着的这个形态关联是由理查德·罗蒂发掘出来的。[56]

前面已经指出，奎因也认为，在被严格规整的科学语言的范围内存在着一个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通过临界试验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做出抉择。他所给出的理由是纯粹逻辑的。他并未像库恩那样去涉及自然科学的历史。不过可以说，一个科学理论始终以一个谓词系统为前提，这个系统只有在这个理论的范围内才具有明确的对象关联，这个论断无非就是对在海德格尔的传统中被称之为存在者于其中被理解的前理解之筹划的东西的一个精确而冷静的诠释。[57]

但这种表面的类似可以通过其他更为深层的相似性来加以补充。可以尝试把两个思想家所说的东西如此加以对照，以使得某种“翻译”成为可能。对于这两者而言，前科学的领域就是那个从中发展出科学语言之生成的东西。在海德格尔那里，它就是在忧劳地打交道中世界内存在的让照面领域。在奎因那里，这个领域通过日常语言分析而得到揭示。现在完全可以说，在海德格尔那里忧劳着的打交道活动恰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其中（1）奎因意义上的场合句占优势地位。“这里还有汤”是一个场合句，并且属于忧劳着的打交道活动。（2）可以说，并且这也与海德格尔的分析相一致，在忧劳着的打交道中“恒定句”能够发生。它们是在打交道活动中促发先行视见并且在其中预示上手状态中的现成在手状态。但作为这些句子之基础的存在观念并不决定世界内的存在的让照面。它们最终还是论题执态在其中、因此也是自身关联在其中被给予的场合句。在这种或明或隐地表达出场合句的论题执态中。以诗意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就是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的被抛状态的东西。

在奎因看来有效的是：日常语言并非通过刺激境况得到确定，而是具有某种本己的结构，这种结构可以明确地通过分析假说的形式化而得到表达。同样，作为这种结构之特征的模糊性和多义性也从属于这种结构。这种整体相互关联决定了这个结构所具有的对象关联，也包括可以在它那里证明的不完满性。与此完全相应，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就是对那个每次作为存在者而照面的东西的解释。日常语言具有某种解释学的功能，此功能并不是从一个“自在”出发而得到规定的。后来伽达默尔完全是在海德格尔的精神中提出如下命题：[58]我们在我们的所有理解过程中都无法跃过我们自己的传统，并且无法采取相对于它的超越论（transzendental）立场。这也是一个类似地从奎因对本底翻译可能性的否定中产生出来的原理。

而在海德格尔看来，通向科学的道路首先是从忧劳地与世界内的上手事物打交道向持存的现成事物的存在观念的过渡。这个存在观念可以在普全的数理模式（universaler Mathesis）中、在一种于其中万物都得到“结算”的逻辑估算中得到阐明。在这种语言中被摆出来的科学世界而后便是一个在其中不再有对象存在的世界。前面已经概述过，奎因认为，在一种被整顿过的语言中，唯有明确的和透明的对象关联才能得到表达，这种语言在何种程度上发展，科学也就回在何种程度上发展。与此相同，海德格尔也在形式化逻辑中发现了这种语言，科学陈述的本质在这种语言中得到了最佳的表达。他也认为，根据律（der Satz vom Grund）原初所意指的东西[59]，现在已经变成了在总体化的条件式中的理性的“结算”说明。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把《词语与对象》的第五章到第七章读作对海德格尔在“根据律”中以他那种对不熟悉其著作的读者来说隐秘方式所说出的东西的一个清楚阐释。在奎因的四维空间－时间世界中，所有个体都是这个只还在数学上可描述的连续体的空间－时间点，而这个四维世界完全是对海德格尔通过“无对象的世界”所看到的东西的最佳阐明。这样一些“点”已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对象了。

由此而表明，在对语言过程的评价中，在对科学发展、科学语言、形式化语言、以及它们与日常语言的关系的评价中、但也在日常语言的本性方面，海德格尔与奎因之间存在着实事上的一致性。他们的对立较少是实事性的。这种对立在于视角和为这些视角所引导的价值观点。对于奎因来说，在我们的传统中从日常语言向科学以及形式化逻辑语言的运动是一个“语义学的上升”（ascent）。在这过程中所遗失的东西，不过是指称（Bezeichnen）的、对象关联的“一时念头”（Launen; vagaries）。[60]与此相符，他随卡尔纳普在海德格尔关于无化的无的说法中看到一个一时念头，这个念头是从我们语言的（在这个事例中就是语言的语法）结构之多义性中产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它而成为可能的。[61]相反，同样认为在科学语言中要剔除多义性的海德格尔，对此则给予了完全不同的评价。他说：“现实语言的生命[62]就在于多义性。把活生生的、动态的词语转换为一系列单义的、机械地固定下来僵化符号，这或许就是语言的死亡，是此在的麻醉和荒芜了。”[63]因而对他来说，语言倘若不是所有诗人、也仍是某个特定诗人在“对语言之服务中”的道说的出发点。海德格尔的思想虽然不是诗，却运用了诗人所运用的同一种语言可能性。与此相反，奎因则确定：哲学对他来说属于这样的学科，它们所关切的是“有什么东西”（was es gibt）。它的显著之处在于：它还超然于数学而是这些学科中最抽象的学科。但所有这些学科的语言运用都与“美文学”（schöne Literatur）的语言运用相对立，美文学所运用的语言形式恰恰是那种为了一种单义的和透明的对象关联而必须被剔除的语言形式。[64]因此，这里也可以在实事一致的情况下确定，什么是在哲学所关涉的“真理的本质”的东西中的差异。奎因的存在论与在一阶谓词逻辑中可加言说的东西密切相关。但这恰恰不是指：奎因的存在论始终还停留在对象性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者旁。格言“存在就是成为可变之物的价值”[65]也指出了一个方向，在其中存在者作为具体的存在者而被超越。从方向上看，这种超越以及对它而言是特征性的、独特的“存在论差异”，恰恰就是海德格尔存在论差异的对应物，海德格尔试图通过这个差异而在朝向存在的方向上超越作为对象性存在者的存在者。

如果承认在实事方面的有限一致性，那么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是否有可能消除两个不同视角的片面性。在海德格尔那里通常显现为一个下降、显现为末世论范围内的某种灾难的东西，就可能完全与他的总体构想相协调，这个东西本身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积极的、尽管是片面的语言发展可能性。从自身中发展出形式化的维度，这属于语言的创造力。反过来，奎因可能会被指责：他对语义学上升的片面偏爱会通过对对象关联的澄清而本身在其结论上被相对化。如果他最终必须承认：逻辑可能是经验的，而在他的意义上的存在论是相对的，[66]那么就必须得出前后一致的结论。后分析时期不仅与奎因正相反对地、而且也从奎因的敏锐研究所获得的结果出发而得以发展起来。正是奎因，才首先通过证明在语言上下文上的束缚性的被束缚性而驳回了对科学知识的狂妄要求——这些要求如今还受到新实证主义的辩护。若果如此，那么人们也就必须承认，即使在作为具体过程的科学中，隐喻和多义性也能够具有创造性的功能。

如今，超出奎因－海德格尔的科学理解之上的最重要的因素，乃是在形式化逻辑本身中形成的发展。在走出奎因在先给出的在可能世界的语义学中的狭窄范围的同时，人们已经找到新的道路去克服形式化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鸿沟。但如果是这样，那么从这里也就可以得出：这些评价角度的截然对立已然失去了基础。这里必须对海德格尔做进一步的思考，因为必须从这里出发重新省思：对于语言的本质能够说些什么。随后也可能会追问：是否应当给予海德格尔的各个哲学角度——它们所做的指明超出了语言主义——以更高的分量。

（鲍克伟/译 倪梁康/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