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被世俗化被抛弃被误读

历史上最大众化的哲学家

新京报：现在全世界都在反思萨特，是否已经到了反思而不是研究萨特哲学思想的阶段？

高宣扬：萨特已经去世25年，而且世纪已经交替，我们有必要站在21世纪的视野高度对他进行反思。

新京报：今年如果不是因为萨特诞辰100周年，世界会不会如此关注他？

高宣扬：萨特在晚年被忽略，原因是他从上世纪30－70年代，太激情介入政治，由此激怒了很多人。尤其是1968年萨特大力支持在法国由左派发起的运动，但运动失败了，因此有20多年的时间，萨特遭到冷遇。但是在世纪交替之时，人们开始反思萨特，由此引发在萨特百年诞辰的时候，全球都在纪念萨特，尤其是法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纪念运动，法国所有的报纸都在谈他，关于他的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

新京报：为什么萨特会在大众中这么流行？

高宣扬：因为他一直关心人民大众，为人民说话，所以人民怀念他。1980年萨特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巴黎，我看到整个巴黎的街道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为萨特送殡的人。尽管那时他还在被忽略的处境，但他死的时候，人们都很悲痛，感到对不起这个为他们说话的哲学家，当时法国报纸称他为“历史上最大众化的哲学家”。第二个原因是，他既是哲学家，又是作家、戏剧家，因此他比那些只谈干燥的、抽象的理论的哲学家更普及。

新京报：萨特作为最大众化的哲学家，他在被世俗化的同时，是否也容易被误读？

高宣扬：被老百姓接受，有好处也有坏处。一方面普及了文化，另一方面，经过长期反思和痛苦的精神磨练之后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被庸俗化。譬如萨特关于“自由”的概念，他的每本书都在谈自由，其中《存在与虚无》非常难读，有几个人好好去理解了他关于自由的分析。大家理解的自由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萨特谈的自由是在历史中的自由，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理解。


不被理解被抛弃的萨特

新京报：为什么萨特会成为一个问题？

高宣扬：这跟20世纪下半叶法国的特殊形势有关，当时左右两派斗争激烈，萨特激烈地站在左派一边，由此引起另一派的仇恨，而左派在70年代后进入低潮，因
此人们都埋怨他，但我认为这是历史的问题，而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新京报：世界上对萨特存在几种观念分歧？

高宣扬：现在有人照样批评他，认为他宣扬革命暴力是没有理性的。有的人认为不能谴责萨特，因为他的动机是为了支持正义，比如他逝世前还支持流离失所的越南、老挝难民，可见他是一直关心人类命运的，所以不该对他这么不公平。

新京报：批评萨特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高宣扬：核心观点是认为萨特太左了，他总说资本家不对，结果1968年革命之后，遭人埋怨：“你让我们去造反，现在资本主义却越来越繁荣，你把我们带错了道路。”

新京报：以一次革命论英雄的评判观是否太实用主义了？

高宣扬：是的，现在法国正在反思的一种观点是“革命失败就埋怨萨特，却不考虑革命为什么失败”。有一个名叫贝尔拉德·亨利·列维的人在萨特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写了《萨特的世纪》，这本书目前已在北京出版，他曾经是萨特的追随者，后来是骂萨特骂得最凶的人，现在反而给萨特一个公正的评价。

新京报：政治暴力已经不如萨特所在时代那么严峻，我们现在讨论萨特的意义是什么？

高宣扬：萨特的思想不限于暴力问题，而是研究了“什么是人”、“生命的意义”、“人与社会的关系”等。

因主义之争被误读的萨特

新京报：萨特并不想进入体制内，该如何理解他被贴上的“亲共”标签？

高宣扬：其实萨特亲共的时候，并非完全赞成共产党，特别是法国和苏联的共产党。他在支持共产党的同时也批评腐败等问题，因此不能简单说他是亲共的，他他说他跟共产党是同路人，即我支持你，但不属于你。

新京报：萨特也被看成是亲马克思主义的。

高宣扬：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很好的思想，他认同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一再地说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惟一正确的思想基础，但不能照教条发展，他认为应该用他的存在主义来改造马克思主义。阿隆就此批判萨特说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共产党说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他想象的马克思主义。

新京报：萨特实际上信仰的是什么？

高宣扬：萨特信仰的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他理解的社会主义是欧洲的、萨特的社会主义。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有它自己的传统的，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的起源，后来被说为是“空想社会主义”。法国的社会主义是以人道主义为主，把慈善作为中心，支持一切被压迫被忽略的人。但马克思主义批评其为乌托邦，认为不消灭剥削者，慈善的结果还是贫穷。

新京报：萨特对中国怎么理解？

高宣扬：萨特理解的“毛主义”指的是对不合理现象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

苏联发动匈牙利事件和迫害持异议的知识分子时他谴责苏联，但他对中国从没有公开批评过，相反他很支持“造反有理”，他还曾经以此为名写过一本书，他赞成以正义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他认为屠夫去杀人不会考虑被杀人的感受，但被杀人为了保护自己而诉诸暴力，他是支持的。在中国红卫兵运动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他以“文革”为榜样，在巴黎大学发动学生造反，结果受到政府起诉，但他仍然支持革命，他说中国人很伟大，革命成功了仍然继续革命。

新京报：他在中国受到怎样的待遇？

高宣扬：中国从来就没有反对过萨特，一直认为他是进步作家，他五六十年代和西蒙·波伏娃来过中国，受到周恩来和陈毅的接见，后来他们俩都写了赞扬中国革命的书。
 

载《新京报》2005/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