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在世纪末的仓皇 ①

　　早在1993年的夏天，应萌萌女士之约，我就在电脑里立下一个文件，开始写眼下这篇《世纪末独白》的文章，却一直交不了帐。恍恍惚惚中竟已经过去了近四年时间。这其间，萌萌有好几次远远地打电话来催稿子，直让我心里发急发慌。被讨债的感觉当然不好。这次又来电话，我于是实在无以搪塞了。朋友们的这个设想无疑是有意思的，逼近世纪末的时候，大家的确应该找些话说，说说这个世纪，说说我们。 

　　对于这个世纪以及世纪大事，我这里没有什么惊人的感受。当下想得起来的，也无非是战争、核弹、革命、主义、杀人、冷战，或者是技术进步了，“后现代”了，“后工业”了，等等；再就是，新近有人“克隆”出几头羊和猴什么的，据说马上要临到人类了，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体，不说也罢。而对于我自己呢，因为一向只是自我放任着，所以仿佛也少有话可说。但坐在这里琢磨寻思：这个任意经过了而立之年，立不立且不管，却却有必要正儿八经说说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今天又怎么活的，以后也许还将怎样，等等之类呢？ 

　　话得从头说起。我生在仓皇时代里。我母亲甚至记不得我的出生月份了（这一点我根本不奇怪，也不能怪她老人家）。直到今天，我填写的履历表的“出生年月”一栏上，有时候写1963年9月，有时候写1963年10月，全看我自己高兴或者不高兴了。这固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在我自己，总有一种想象上的不确定感。比如，我因此从来没有度过一个认真严格的生日。人总在不断找寻确定性。做哲学更是为谋求确信，寻找原点。而我连自己的生日都把握不了，如何可能心安？ 

　　有一些50年代诞生的同志，现在常喜欢说我们60年代出生的同志要比他们幸运，没有他们受的苦难和沧桑。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我说也应该看看我们的苦处。在我看，60年代人的身心多半也是先天不足的，也是“短缺的一代”。如我自己，就属于中国农民好歹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刚刚恢复一些体力后集中发挥生殖力而大量生产出来的一批。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样的产品都实在是难得优质的。再说了，50年代的同志们下乡或者做红卫兵、当造反派的时候，我们60年代的也未必就过着多么幸福的童年和少年。

 　　回忆是要手持和确立什么，却是不容易的。萨特写《词语》书，记录自己幼时和少时的经验，特别是他幼年的语言经验，弄得娓娓动人。我读时总为他捏着一把汗。也许萨特真是天才吧。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于自己的同年生活似乎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印象，差不多是模模糊糊的一片。记忆中确认的童年往事，好象就只有两件：一是山村夜间狂吠的狗（那年头狗也累着）；二是没有充分的食物（当时所谓“口粮”） 

　　我之所以还能确立上述两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父母虽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却绝对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种忠诚在现在差不多是一种愚忠另外。直到今天，你如果在我父母面前说一点红太阳毛主席的不是，他们准还跟你发急。在那个年头，中共党员或是“运动”的分子，或是“被运动”的分子，总之是活动分子。因为“革命”的缘故，我父母常常夜间外出开会，加上其他派系的农民也有其他一些勾当，就弄得村里的狗们十分惊慌。一个小小山村，几十条饿狗，一有动静，往往是吠声大作，此起彼伏。而幼时的我在夜间一听狗叫恐惧，就做噩梦，见恶鬼。 

　　至于饥饿，众所周之是那个伟大的革命时代的基本特征和普遍现象。口粮的不足和营养的不良的明显后果是我身体上的发育迟缓，不明显而深度的后果则是我心灵方面同样也没有常态的发育。这一点惟有自知了，常恨恨不已的。 

    村里的小学只有一间平房，一个老师，五个年级，用绍兴土话教学，如语文课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就一定被念得变了音（由于这个缘故，我至尽还不会汉语拼音）。这个且不去说它了。因为出身成分好（当时也叫“根子红”，或者叫“根正苗红”），小学毕业我自然上了公社初中。初中教师多半是“民办”的，也就是本地一些初中毕业或者未及毕业的农民。整个学校活象一个大游乐场，以致于念完两年初中，我还不知道“水”的化学分子式怎么个写法。那一年，国家刚刚恢复了考试制度。考高中时，我除了语文课考德若干分外，其他各科都吃了零蛋。但大概因为大家都吃了零蛋，所以我也当然可以上高中了。 

　　这时候人们开始一窝蜂地考大学。我被编排到附近另一个公社的中学念高中。校舍在山上，占着一座颓败的庙，名叫瞬王庙 = 2 \* GB3 ②。庙里的物件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香火已经短了多年。师生们吃住都在庙里面。地方阴森，生活艰苦。正当发育年龄的同学们，三餐吃着霉干菜，一个个都面黄肌瘦，情状凄惨。但大家学习劲头大得无比，都发了狠心，都不想当农民了。高考时，两个毕业班估计有一百二十余人，几乎全去投考，浩浩荡荡地集中到另一个公社中学的考场里，结果只上了两个。现在回想一下，这些农家子弟并非低能，且惊人地刻苦用功。惟因为出身和环境的先天限制，多半失去了“农民进城”的机会。举个简单的例子：上大学之前，我只读到过两本杂志，还是因为语文成绩尚可，语文老师“开小灶”，私下里借给我两本《解放军文艺》。我至今还清楚得记得这位可敬的老师打开锁着的抽屉，从里面摸出杂志时露出的那种神秘兮兮的表情，以及我躲起来读杂志时的那种兴奋劲儿。 

　　我应该是自愿填报浙江大学的地质学专业的。这个专业一直被人们视为畏途和末流。当时入学的大部分学生都不是自报的志愿。但若问我为什么自愿报了这个专业？我简直就答不上来。不过我敢保证，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地质学到底是做什么的，似乎也根本没想知道它是做什么的。这是也许只有一个想法：我要上大学，我要上大学。这样想着，上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就无关紧要了。 

　　我就这样恍恍惚惚地进了杭州城。我在中学里没有学过外语，连26个英语字母都念不周全，高考时在可以打勾的地方胡乱打勾，竟也懵对了15分——我的运气据说在中偏上（好在当年外语只计30%的分数）。到了大学里，我仍旧十分真诚地想：好端端一个中国人，学什么鸟外语呢？我被安排在英语低级班里，从ABC开始学。有一次英语老师让我念一段课文，我咕噜一一阵，好象在讲绍兴话，没有人听懂，只赢得了满堂的哄笑；以后这位老师再也没让我读过课文，倒也让我清闲着。对于地质学专业，我进校不久就失去了兴味，于是常常逃课，自己躲起来看看小说诗歌之类，竟也写了一些酸溜溜的诗。 

　　这里顺便插一段。 我从自己的经历里得出一点：我们的大学制度是必须彻底改革的，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教师开什么课，教授什么，学生选什么专业，学习什么，都必须是完全自由开放的。若没有这两种自由，大学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本质，而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说就意味着劳民伤财。想当年我们一个班共27位学生，现在仍在从事专业工作的只有二三人！这是什么样的培养效果？！ 

    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度完了大学生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泰山脚下的一个矿业学院教书，教的是“普通地质学”和“大地构造”两课。以我在大学里的学业情况，这时自然免不了误人子弟了。其时生活沉闷，心灵开始发育，就对哲学生出了一点兴趣。到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了外语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发狠地自学德语。 

　　工作第三年（1987年），我报考了母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这回之所以又报了浙大，原因却也简单，只是因为当时在刘再复先生的《性格组合论》一书前言中，读到他节录的“远方的浙江大学的副教授刘锡光先生”的一封信，而后者在当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列出了“人类本体学”这样一个玄玄怪怪、莫名其妙的方向，着实吸引了我。 

　　后来的事实证明刘锡光先生确是一位怪异的、可敬的学者。盛年早逝的刘锡光先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有一大堆手稿），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难得稳定，而总在变动过程中。另一个原因是，刘锡光先生在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一不小心做了右派，之后近三十年时间里一直在田里乡间劳动改造（他居然也在我老家的一个采石场上被改造了几年！），不可能读书写作，结果是当他有机会写作时，他已经不能用清楚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了——虽然他经常有一些新鲜的有意义的思想，而且也能够把这些思想口头传达出来。这是一位特别悲剧性的学者。他的悲剧其实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剧。我在这里把深深的哀思寄托给他。 

　　又两年后，1989年，我又同时报考了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现代西方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那年头没人愿意读书了，结果两校都发给我一份录取通知书。众所周知那时一个动荡的夏季，形势由不得我从容选择，我就以通知书的先后顺序决定去了南京大学。但没想到一年后，导师夏基松先生调动工作到杭州大学哲学系，我也只好跟着他又一次回到了杭州。 

　　接下来是毕业、留校。至1996年调动工作，我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大学母校浙江大学（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进浙大了，看来此生与浙大有难解之缘）。生活的轨道越来越固定。职业的感觉越来越显明。我就这样演变成了一个“哲学工作者”，而且弄不好就要成为什么什么“专家”了。 

　　这个人何以到了这个地步，我自己简直弄不明白，似乎也不好从历史上推理。这个人的历史乏善可陈，其实只需要半张“简历表”就足以说明。而且，上面这样写下来，时间这东西就让我感觉十分空虚可怕——我每次填写简历时都会产生这种空虚感。在可以排列出来的日期和经历后面，发生过无数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才是我真实生命的流逝过程，却像梦一般虚幻不定。对于自己的空洞的过去，今天的我又能确定多少，又能坚持什么呢？ 

　　本源规定着未来。我今天在大学里活动，讲的是经过自己努力改造，但终于没有改造好的土著语言；甚至我的德语也好像很有“个人特色”。人说学术和艺术是贵族事业。这个固然可信可不信。但至少有一点：学术是需要积累的，并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想创造就可以创造了的。想想自己的情况，我至今都“积累”了些什么呢？论所谓“中学”，先秦诸子都没有正而八经读完；论“西学”，半生不熟地弄了点海德格尔而已。什么都需要补课，外文要补，中文得补，甚至连感觉能力也得补。

 　　记得1997年金秋的一天，我与来自海南的张志扬、陈家琪两位先生坐在西湖边喝茶聊天。当中不知有谁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最后快感？快感当然是多方面的。这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应该排除肉欲方面的快感。大约每个人都需要想想这样一个问题。人生在世，恐怕都有这个快感问题。当时是家琪兄先答题，他说他在演讲（讲课）时最有快感。一般人可能不信这个答案，但曾经亲临其境、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会相信这是真话。在我的印象中，家琪兄在讲台上是目中无人，忘乎所以的。我理解他这种完全的投入就是一种快感了。志扬兄的回答比较复杂，我没有能够记住，只好省去。我自己的答案如下：我在电脑面前翻弄自己的文字，而且特别是自己做的译文时，最有快感，因为这时候我有一种平安的感觉。 

　　这个想法可能并不高妙，却是真实的。好些年来，我以一种固执的心态从事着海德格尔著作的翻译工作。常有朋友奉劝我可以停下来了，应该多思考一些问题，多写些“自己的东西”了，但我却一仍其旧，继续辛苦而快乐地做着这个译事。这不是毫无原因的，基本原因大概就在这个“快感”问题上了。我想，对个人来说，平常玩弄什么也是应该讲究的事情。能自由地玩弄自己钟爱的文字，当然是不错的。我做翻译，并且选择了海德格尔这位思想家的文字来做，就有这么一个十分具体的理由。此外大约就与天赋、个性之类的有关了。

　　迄今为止，我仍对城市生活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我一如既往地以进城农民的眼光窥视着城市。我讨厌上街。即使囊中并不羞涩时，我也恐怕进市场；一入市场我就心里发怵，不知所从。我老婆开始时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采取各种手段把我往闹市商场里拉；若干年后，她终于放弃了。 

　　我使用电脑已经有好多个年头了，在我们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里，我应该属于最早用电脑写字的人群中的一员。但直到今天，我仍对这个可爱又可恶的存在物极不信任。这到并非仅仅因为我曾在电脑上面无端地丢失过若干个文件，而是因为，电脑这个机械以及电脑磁盘里的文字从来没有让我产生出某中可靠、可握的坚实感觉。我曾在一个场合里说：电脑和网络正在使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丧失掉“质感”，而譬如一本书，一本可以触摸的书，给人的感觉是多么稳靠，多么实质，多么沉甸甸！ 

　　但问题在于：现在的我哪里还离得了电脑呢？这是不是也算得上一种“存在的荒诞”？

 　 一些年来，身为时代闲人，我内心一直滋长着一种被抽离的悬空感觉。这种感觉与我的年龄极不相称。我时常惶然不安，甚至时常担心我居住的房屋就要崩塌下来。恰好我现在的书房，大概因为书太多太重的缘故，在寂静无声时常发出莫名的轻微声音，好象正在分裂开来。这种声音着实有点怪异。我有时觉得这种声音来自屋顶，有时又觉得它来自四壁，或者地板，或者别处。总之这种声音与我的惶然不安一样，好象是完全无来由的。但它却有某种吸引力，夜深人静之际，我常会沉湎于对它的谛听。许多时候，我坐在电脑前，眼睛盯着屏幕上面方方正正的文字，耳朵却在期待那无定律的声音的出现。这时候我就一次次想念卡夫卡笔下的那只地洞动物。我就这样听着看着想着，消磨了生命中的一些时光。 

　　我走上哲学的道路，原是想为自己寻找一种生活的信念和凭靠。而时至今日，我也许得承认自己的失败。实际上，我越是费尽心计想摆脱自己这种不安不定的状态。就越是深陷于其中，就越是觉得自己在根子里空空如也。这种失败当然也是言语的失败——也许更是言语的失败。无可规定便无确信。我无以标榜自己，也不能诉诸时代。我曾作出努力，试着用各种方式来界定自己这种状态，但从来都没有令自己满意过。也许那是一种语言不能穿透的状态？ 

　　此时此刻，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依然心生疑窦：我是否能真实地道出自己？我将何以为继？ 

　　对于一个人来说，三十几岁差不多已经是半生半世了。回过神来想想，能活着终归不错。活着就是希望。而活着就要行动。也许只有行动才给人以坚实感觉。荷尔德林有诗云： 

　“我们每个人走向和到达，我们所能到达的地方。” 

　　这是诗人的大智大慧。也可见行动是命定的。 

　　生不逢时、死得其时的哲学家尼采说：“当一个哲学家是很舒服的，因为谁也不要求哲学家什么。”这话多体贴。要是当哲学家真有这么舒适该有多舒适呢！然而，这个凶狠尖锐的尼采很快又撕下了脸皮：“今天的哲学家表现了这个时代的所有罪恶，特别是它的仓皇。他们冒冒失失地写，毫不害羞地教，虽然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教的是什么。” 

　　我于是在写和教的时候，经常诚惶诚恐。 

　　赶紧打住了罢。 

注：

①本文原题为＜三十年自述＞，载萌萌编：＜世纪末独白＞．上海１９９８年，收入本书时重新立题，并作了补充和修改．（附：＂本书＂是指＜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孙周兴著，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②这是绍兴南部山区的一座名庙，现在已经得到修复，听说香火日益旺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