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可说

              ——再读《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张任之

 

海德格尔后期名著《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新近由孙周兴先生重订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丛书再版。翻开新的修订本,我首先关心的就是Ereignis一词的翻译,这个词的翻译已经引起了很多的讨论,而且我相信争论还会继续下去。眼下已经提供的译名大致有“大道”(孙周兴),“本有”(孙周兴、陈小文),“本成”(倪梁康),“本是”(陈嘉映),“缘起生成”或“缘构发生”(张祥龙),“统化”(张汝伦),“本然”(张灿辉),“发生”(宋祖良),“庸”(姚治华),“成己”(邓晓芒),“自在起来”(王庆节)等等。问题似乎严重了。关键的还在于,孙周兴先生在他译的海德格尔的其他著作,如《路标》、《尼采》以及新近重订的《林中路》中都将此词统一改译为“本有”,而《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却仍然坚持了“大道”的译法,看来总得为这个颇具苦心的做法找点根据了。译者甚至可以不顾及这个词在海德格尔著作汉译中的译名统一,我想无非是要使他所认可的那种对该书基本思想的理解凸显出来。我想,作为读者,首先要做的,恐怕是认真的努力呈现这种可能的海德格尔形象。

在海德格尔后期,传统形而上学的范畴体系已不能应合他的生存与言说境况,他提出EreignisSage的概念,以代替“存在”(Sein)和“语言”(Sprache)这些传统形而上学范畴。海德格尔否弃的传统形而上学,主要是指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经笛卡尔到黑格尔的主客两分,追求在场的本体论形而上学,也就是一种遮蔽了存在,仅追问的存在者的形而上学,而海氏追寻的是一种在场—不在场的合一。海氏受老庄之影响已属不争事实,我甚至认为,不仅Ereignis之义,乃至Ereignis之叙说都与老庄之“道”很是类似。有关于此,译者在该书译后记以及他的著作中都详有说明,无需重复。

胡塞尔后期一直努力寻求建立一门不同于形式逻辑的超越论的逻辑,以言说在他看来业已完成的超越论的理解。但问题是一门超越论的逻辑本身是如何可能的?或者,如果它是可能的,那它与传统的形式逻辑、传习语言有何关联?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被转化为:我们究竟如何用一种非传统的语言言说我们直观到的非传统的实事?非传统的实事应该是“不可说”的,我们究竟如何“说”“不可说”?

“不可说”在于海德格尔即为Ereignis,在于老庄则为“道”。海氏的Ereignis是成就世界诸因素(所谓天、地、神、人之“四方”)而让诸因素成其本身,进入光亮之中而居有自身,它不是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是非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的事情”,是不能以形式逻辑范畴规定的。它既是“小”又是“大”,本属“无名”,勉强名之,称之为EreignisEreignis本不可问不可说,那“大道”的情形如何?海德格尔答曰:“它——大道——成其本身。”“成道者乃大道本身——此外无它。”“大道成道”。“大道”如何“成道”?有其两个方面:即“解蔽”(aletheia)和“聚集”(logos)。前者表明“大道”如何让万物“涌现”,如何让在场者进入在场,后者表明“大道成道”之际万物如何成其本质,世界诸因素如何聚集而“居有”自身。“大道”是超形而上学的,高于“存在”,也高于“无”。“大道”“居有”人,人归属于“大道”。“隐匿乃是大道的本性”。人归属于“大道”中,如何说得“隐匿”的“大道”?亦正如老子所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或如庄子所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既为“不可说”,又如何言说?

Sage(道说)是Ereignis(大道)的说话方式。“道说”是“人言”的本源,也是“作为语言的语言”,是根本意义上的语言。人归属于“大道”,总是已经在“道说”之中,倾听“道说”而有所“说”,人之所以能听,是因为“大道”已经赋予人以“栖留之所”,人已经在“道说”之中了,人在那里“回答”。人被“大道”所“用”(Brauch),被“用”于化“道说”为“人言”,此即作为“人言”的语言“生成”了,就是“不可说—可说”的生成转换。“大道居有人,使人进入为大道本身的用之中。如此这般居有着作为成其本身的显示之际,大道乃是使道说达乎语言的开辟道路。这种开辟道路把作为语言(即道说)的语言(即语言本质)带向语言(即有声表达的词语)。”非人说话,而是“道说”自身说,人归属于“大道——道说”,响应“大道之说”而有所说,是语言“用”人“说”。

庄子曾提出过三种言说方式:重言、寓言、卮言。“重言”用来消止不正确的言说方式,“寓言”是超越语言悖论,展示言说意向性的正确言说方式,而“卮言”则为根本,“寓言”、“重言”只是“卮言”的两种具体言说方式。“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庄子•寓言》)卮言即是进乎无待之境,言而无所言的言说,卮言与自然之本性相应和(即“和之以天倪”),亦正合于生命之本真(即“继之以曼衍”)。卮言的言说方式也就是在道之中说,在“一”之中说,在语言之中说,生命之本真与自然之本性相契合,而此契合唯有卮言才可达到、表现、显示。实际上,“重言”主旨在于以同时承认肯定与否定相对待的两个命题之办法,来破除对待,指向超越一切对待之上的不可说的“中道”,我姑且称之为“执重态”,而这与现象学基本方法——不执态(悬搁),其实旨趣是相类的,即超越于执态之上。“寓言”所呈现的言说的意向性,则更是现象学分析的基本。而“卮言”,与海氏的“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实质上都是追求一种非形而上学的契合。庄子哲学讲的是万物相通、天人合一,人与天、人与道合一、协调。海德格尔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割裂人与物的和谐统一,将人(主体)摆在对象(客体)之外,对对象进行总结和概括,去研究和认识对象。这种传统形而上学追问客体之本源总企图寻求至高的本原(存在),而这恰恰是对存在的遮蔽。因而,从根本上说庄子与海氏都是非(传统)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书信》中提出的“语言是存在之家”著名命题就包含有反传统主体形而上学的倾向,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又提到,这个命题是思语言的本质的。“存在之家”的说法只是对语言之本质的“暗示”,我们关键要破除旧形而上学式的概念性定义的思维陋习。语言作为语言而成其本质的方式,也就是在那个允诺语言入于语言之本己要素而成其本身的东西中聚集起来的方式。语言的本质现身乃是作为道示的道说。其实早在1915年,另一位重要的现象学家马克斯•舍勒就宣称:词是原现象,先于一切语言、文字而产生。唯独词才让自身说话,语初有词。当然,我难以确定海德格尔对“道说”与“人言”的思考是否受到过舍勒的激发,但不管如何,这个偶尔闪现的火花在舍勒思想中并未耀眼,而在海德格尔这里却成为了他后期思想的一条道路(Weg)。

人本来就处在与“道”相适应的状态中,本来就处于受“天道”的允诺、劝说之中,人应当倾听“道”之说,以期体悟“天道”之意,但体悟“大道”之途径究竟为何?说“不可说”的言说又为何?在海德格尔那里,响应“道说”的人之说有两种形式,即:“诗”与“思”。诗乃“存在之创建”,诗人创建“持存”,道说“神圣”,此即诗的“解蔽性”,诗的“道说”是响应“神圣”之“召唤”而来,根本的“道说”乃是神圣的“道说”,诗人受“神圣”的“暗示”才有所“道说”。海氏是在“存在之真理”即“无蔽”(aletheia)之发生角度来探讨诗的本质的。与此相对,海氏对“思”的沉思主要是与“聚集”(logos)相关。“大道”之“道说”是aletheialogos的一体两面的运作,因而应合“大道之说”的人之“道说”亦有两种方式:“诗”与“思”。诗是“解蔽”,思是“聚集”。思不是对象性的、表象的、逻辑理性的思维,而是应合性的、期待性的。而科学技术的无节制发展危害了“思”本身,我们所应具有的适当态度是:让技术对象入于我们日常世界而同时又让它们出于我们的日常世界,也即让它们作为物栖息于自身,即“向着物的泰然任之”。同时技术世界的真正意义遮蔽自身,其根本居于一“神秘”之域。因此为了洞悉技术世界的隐蔽的意义,需要“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可以说,“泰然任之”和“虚怀敞开”是“思”所要求的两种基本生存态度。海德格尔同时强调,“诗”与“思”是近邻,“思、诗同一”是一种“亲密的区分”。藉诗与思以得听道说,藉“解蔽”与“聚集”达乎“大道”,进而进入“澄明”(Lichtung)之境。实际上,“思”要求的两种态度一是非对象性的诗意看护,一是非知性逻辑的神秘启悟,而“诗”则必须依赖于“神圣”的“暗示”。因此,对“不可说”的“说”仅只能是一种“直觉的诗性言说”,人之体道仅能凭借非逻辑知性的直觉体验。所谓的直觉,亦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意味”、“指出”,或是后来伽达默尔所讲的Spiegelung(“反映”、“折射”)。人只能直觉的体验到“大道”,人言“意味”着道说,人之向物泰然任之,人之坐忘心斋,以游心于物,而见独,“折射”出澄明之光。这大概就是“说不可说”的全部真义。

实际上,言者如何言物,甚而言道,自我如何与他我交互,自始至终贯穿于哲思之发展,而一切大思想家对此之问,态度不外两种,一则将此问悬而不问,预设其可能,因为我们都是被抛入此生活世界中,言物与交互已成原初之被给予;二则将言物、交互之基础,自我与他我之间的居间物归于神秘,一种绝对的纯粹信仰(或者是上帝,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始终存在,或者说,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在此亦是普适的。在海德格尔的追问中,“神”是如何“在”出来的,始终是值得深究的。

译者说:稳靠的东西是难得的。我深以为是,任何的批评恐怕首先得基于稳靠的理解。有心批判的或想尝试更多可能理解的读者大可放弃这个译本,直接找原文来读。译者的努力恐怕也就只能提供一种可能性。就此而言,本书的译者完尽了他的责任!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修订译本)》,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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