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希望

                                                         闻天  


    历来文章汇编成集，大概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将诸多文章“挂靠”在某一或某几个主题下，大约逐篇分别论及问题的某某方面，貌似结构严谨、盘根错节，却不过是适合有意要求的一外在的“样子”而已，其结构在目录中即可明白观之，有似博士论文。另一种却偏向内在的理路，作者本身为问题所推动，初看之下，理不出什么头绪来，不明白作者为什么将如许杂多的文章收到一本书中，细读之后，却兴味无穷，每读必有新收获，愈读愈是叫绝。我想，利科的《历史与真理》就属后一种。文集名为“历史与真理”，却没有一个地方明言过“历史”与“真理”的定义。事实上，他对任何一个关键性概念都没给出现成定义，而是留给了释义学的辩驳。
    且不说第二部分论述历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时的“就事论事”，无暇专题性涉及“历史”与“真理”两个问题，单说第一部分的理论界定，作者似乎从头至尾都在左躲右闪地谈什么“客观主观”、“统一”、“哲学史”、“知识社会学”、“历史性”、“伙伴邻人”，哪有直接谈历史、真理的地方？对于“理论”胃口颇重的读者来说，也许这本文集根本不应该以此命名，不过是一本二、三流的仓促汇集之作而已。而对富于“斗争”、“造反”习性的青年派来说，他仅仅是以一个书斋学者的身份和他教授哲学史的经验来谈一些苍白的话题，实际上根本不懂现实的政治、历史。利科远没这么简单，只要认真读下来，我们会发现，利科恰恰以其从不轻易地给予什么现成答案的性格，在这些宏富精深的文章中，通篇都在关注“历史与真理”的问题，而文集对现今中国的知识人而言则带来了一种“新”的空气。
    笔者以为，将文集的名称解读为“多样性与希望”，更方便我们进入文集所处的释义学空间。文集实际上是要在打开并维持一个多样性的历史-政治的公共空间，使其不因任何仓促的政治方案而消失的前提下，探讨将神学、希望、爱、真理的统一、非暴力、原始肯定等或“近”或“远”的维度带入此空间的可能。
作者的论述极富历史性，这显然是与他对释义学的深入研究有关的，他本人即是上世纪释义学三大代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之一。关于历史性问题，任何对现代释义学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陌生；翻翻《历史的观念》（[英]柯林武德著）也可以知道一个与释义学没有什么瓜葛的历史哲学家是怎么由史学史本身引导而领会历史性的，这里似乎不用再唠叨什么。然而正是同样的一本《历史的观念》使我们对利科产生了怀疑。利科自承他是有意从他擅长的哲学史的角度来谈历史性的，因为哲学史最清晰地表现了历史的体系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但是柯林武德却强烈抗议过黑格尔以哲学史的方式通观历史的做法（《历史的观念》中译本第285页），如果柯林武德的抗辩成立的话，利科的整本书的基础岂不是极为可疑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在理论探讨部分以经济、文化或者其它的方面来论述历史性。不然。在柯林武德抗议哲学史的表象之下，实际上是在反对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演化史的方式将历史的诸多因素改造成这一演化的一个方面或者一个阶段，而不是反对历史的辨证性（用更适合历史本身的术语来说是“释义学本性”）。在利科的天空里没有绝对精神的笼罩，哲学史自然可以重归其位了。
    话归正题。文集的19篇文章中，就有15篇是以“……和……”的形式作标题的，而其中有13篇都是以“对子”形式作标题，这绝不是偶合。利科自己说，“我……较少地看到需通过思考加以详尽阐明的一个纲领，更多地看到一种意向和研究的方向；这种语言的两重性——真理和历史——伴随着所有这些研究，逐渐地改变其原有的意义，不断地用新的意义来充实它”（中译本第一版作者前言），显然，作者更强调这个“和”字对它的左边和右边带来的一种“撑开”的作用，撑开双方互相作用的一个空间，而这些对子所运作的空间便是历史-政治的公共空间。下面一句话将这点说得更明白了：“所有这些论文或多或少都旨在到达某个没有解决的紧张点；一方面，它们是一种调和要求的结果……，另一方面，它们都极力怀疑过早的决定”（同上）。他甚至明确表示不同意古希腊的“自然”方案（中译本第93页）。利科的冷静向我们同时提出了两个问题：那种将现代的几乎一切思想统统斥之为“历史主义”的同谋，而惟独高扬“自然正义”的做法本身是否也会沦为一种现成方案？利科本人提出的“希望”如果并不时时处处可行，这种不可行是否足以成为否定利科对多样性空间进行维护的理由？
    在这个离开“结论”、“方案”就像丢了魂似的年代，在那些自以为政治成熟的人看来，利科的意见不过是一种毫无实际用处的空谈，这种容许多样性的做法则毫无疑问地会被斥为“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的做法，是现代性最极端最危险的表现形式。
    即使这种看法能很谨慎地将Leo Strauss本人区分过的青年造反派与古希腊的高贵德性区分开，也难以避免陷入现成方案式的窠臼。因为重要的不在于指挥别人：“你们应该怎么办”，而在于问自己：“我们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样”。最重要的倒不一定在于恢复某个时期的某种德性，而在于开挖生活与生命本身就有、却被历史的层层灰渍掩盖得面目全非的活生生的经验。将现今的历史命名为“现代性”，这本身就是隐藏着巨大的危险的：它容易诱导人站在时代之外，以一种医生为病人治病的姿态来“对待”这个历史时期。不要忘记，自从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人类不得不面对那让他振颤的现实，这现实太过眩目，似乎是纯粹的光亮（而黑格尔提醒人们，纯粹的光亮与纯粹的黑暗一样是纯粹的无）——这就是虚无。似乎人类无所依凭，不得不行动起来之后，面对的就必然是虚无。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人类没有如此无依无靠过，在他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让他突然面对这一切，必定会产生恐慌和眩晕。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段时间的眩晕过后还是眩晕。是的，没准备才导致眩晕，那么怎么样才算有准备了呢？任何准备对于新的东西来说都是准备不足，永远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需要做的不是等待准备就绪的时刻来临，而是以实际的行动——阿伦特意义上的“行动”——来维持公共空间的张开。
    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科的话对我们而言是“新”的。对于多样性，利科的用意显然不在于给大家一个场域，大家爱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不互相强制就行，什么都一样好。在利科这里，多样性指的是解释体系的多元性，和那种绝望的存在主义、怀疑主义或者恣意妄为的无政府主义显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而在我们这个历史时期，打开并保持多样性的历史-政治公共空间的方式，除释义学外无它——当然这个释义学是含有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多个层面的现象学的释义学，而不是传统释义学。利科所运用的这种释义学在《历史与真理》之后臻于纯熟，这一点在与《历史与真理》同期被译介入国内的《活的引喻》一书中清晰可见。对引喻的系统研究在历史上变成一个愈来愈专业化的学院之物，甚至在19实际近于消失，实在是甚为可惜，但利科运用释义学将引喻从如此不利的境地提升到了话语研究的层面，凸显了引喻的普遍身份和广泛深入的作用范围：没有引喻，我们的话语世界都很难存在。
    当然，释义学应自觉地将自身的功能限制在存在论批判和方法论范围内，不企图对现实政策指手画脚。在这里，哲学的虚弱性显而易见，利科强调的是公共空间的打开与保持，提出文化、经济、劳动、权力等等方面的诸多设想（甚至有对社会主义国家颇有借鉴意义的一些建议），却鲜有提及具体政策方面的规划，比如正义、平等何者优先以及如何安排的问题。哲学当然不能代替具体的政策法令，但当规划的方式危害了多样性的公共空间本身时，哲学义不容辞。一种话语有一种话语相应的适用范围，比如数学话语、政策规划话语便分别只适用于在哲学和政治活动中可以采取对象化处理的情况，而一旦进入存在论层面，这些话语便无法适用了。
利科本人在坚持多样性的前提下，提出了“希望”，而且“希望”的分量相当重，使“真理”、“爱”、“非暴力”、“原始肯定”等重要的概念都染上了末世论的色彩。这种浓重的末世论色彩是值得商榷的，笔者倾向于认为这种色彩源于“远”和“近”的混淆，这种混淆使文集中的如下两方面问题关联起来：一方面，利科对公共空间的根基缺乏清醒的意识，另一方面利科仓促地将末世论（“远”）带入，作为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至于作者令人惊奇地将空想郑重提出，为它的现实力量辩护。
    在谈到权力的时候，作者直言暴力及其防止办法，引进非暴力，这本不错。但单就暴力论暴力，恰恰暴露了作者对公共空间的基础缺乏思考。在参照阿伦特的行动理论之后，这一点尤其明显了。这样看来，利科没有对公共空间进行集中讨论，似乎是必然的了。
    在谈到否定的时候，利科指出，在诸种否定之后存在着原始肯定，而不是像萨特说的那样，焦虑、虚无是最终的现象；在谈到现代齐一化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远”）的时候，利科显示了这样的社会对邻人之爱（“近”）的急需。这也不错，可是问题在于，在以“近”克服“远”的时候，利科是否暗地里（甚至有意地）将末世论希望这个最远的“远”放进来了。我的意思并非是指基督教因素是当前的大敌，和它有染便不应该。而是说，在身处基督教文化之中的利科看来理所当然的问题——“近”与最远的“远”之等同——是否必然。
与基督教文化中友谊式的“平等”关系主导公共空间的传统不同，在我们看来，强调天伦、人伦的儒家传统显然与齐一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淡漠的“远”大异，同时也并不缺乏“近”的维度。儒家传统与邻人之爱当然是有天壤之别的，但上面的现象至少可以证明，一种既“近”又不与末世论希望之“远”混同的状态是可能的，有必要将这个“近”与“远”区别开来。否则难免会使希望成为一种现成的方案，甚至一种狂热，最终淹没了多样性，淹没了因多样性而得以可能的公共空间。
    何谓“新”？按照阿伦特的观点，公共空间内的任何一次真正的行动，其本身必然是新的，在时间之流中不可逆，结果不可预料，甚至行动主体都是匿名的；而利科这一文集本身于我们而言是新的，是需要不断解释并一再增添其意义的。什么是“希望”？希望在于从现在开始，我们以自身的一次次行动让那历经千年之变犹存于我们的生命之中的“近”自行显现出来；希望也在于利科的文本将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这便是双重的“新”，双重的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