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霍桂桓

 

2005年4月11日上午，王炜先生走了！他走得太匆忙、太匆忙，以至于得知这一消息的许多同仁在扼腕叹息、悲痛哀伤之余，竟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他毕竟只有57岁啊！作为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的主要发起者和创办者之一，他为这个目前在国内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西方哲学专业研究学会所作出的贡献，肯定是有目共睹的。在这里，在悲痛、怀念之余，勉强写下下列几行文字，作为献到先生灵前的一束小花，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我是在差不多十六年前认识王炜先生的——1989年下半年，我刚刚开始从研究现象学美学，转向进行进行现象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当时主要研究其最主要代表人物，即阿尔弗雷德·许茨的学术思想。在这之前，虽然王炜先生已经通过参与三联书店出版的“学术文库：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而成为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著名学者，但并没有机会直接会晤。直到有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苏国勋先生说，北大的王炜先生正在帮助熊伟先生编辑一本论文集，让我去先生那里谈一次，我才得到了正式和他见面、请益的机缘。

出乎我意料的是，王炜先生虽然当时已经颇有名气，并且身材魁伟、一副彪形大汉的气度，但待人却非常平易、宽厚。我们在一起畅谈了各自的一些学术见解，其中夹杂着我向先生提出一些问题，他都一一作了耐心的解答。这次交谈的结果是，他盛情邀请我撰写一篇有关许茨现象学社会学的文章，长短不限，并答应将其收入他正在帮助熊先生编辑的文集中加以出版。这就是我的第一篇处女作、后来收在熊伟先生主编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出版的《社会世界之中的意义和主体间性——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的由来。即使在当时我也认为，尽管对于许多机缘比我更好、或者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学术影响的学者来说，这个机会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次会面及其结果却实在是弥足珍贵的。因为正是它使我真正开始了严格进行学术研究、撰写出版学术论文的生涯，也因此而成为我真正接触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界的开始。

从那时起，我和王炜先生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1993年我因为研究现象学社会学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以后，我们仍然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到了1994年10月，以王炜先生作为主要发起人的“中国第一届国际现象学会议暨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他又事先盛情邀请我携论文参加；这不仅使我进一步结识了国内一大批著名的西方哲学研究者、现象学研究者，极大地扩展了我的学术眼界和交往范围，也使我有幸成为国内最早参与现象学学术活动的人之一。今天想来，我之所以在2001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做《哲学译丛》（自2002年起更名为《世界哲学》）的代理主编后，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尽快地开展了有关工作，主要就是因为王炜先生为我提供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机缘、使我有可能在国内学术界结交了一大批良师益友。

尽管后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包括王炜先生创办“风入松”书店以后生活节奏非常紧张，我也因为忙于各种不得不全力应对的研究任务和生活压力），我们的具体接触减少了，但就像我和今天国内西方哲学界、现象学界绝大多数良师益友的关系那样，我们的心仍然是紧紧贴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4月12日早晨接到靳希平教授寄来的有关王炜先生去世的消息以后，我久久不能相信这是真的，至今也没有完全从怀念之情中完全解脱出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概是因为人到了这个境界已经具有了“大解脱”的感觉、可以“死而无憾”了吧？王炜先生的一生虽然短暂、学术成就也不如国内某些西学大家那样丰厚，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我所结识的国内治西方学术的研究者之中，王炜先生的热心、仁慈、谦逊、宽厚、坦诚，却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先生的这种为人为学风范，大致可谓“立德立言”兼而有之，因而永远是值得我敬仰和仿效的；而且，对于当今国内学术界随门派林立、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而出现的各种不良风气，这种风范也可以成为一面明亮的镜子。尽管我因为没有陪同王炜先生走完最后的人生之路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但我想，他会对自己一生的为人为学生涯感到骄傲、而不会引以为憾的！

王炜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