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去了，音容宛在。

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虽然王老师身边的同学朋友们一直都在担心他的身体，担心他的过度劳累和他难看的有些骇人的脸色，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王老师会走的这么快，这么快。

四月三十号，我在青岛办理杂事的时候，接到王老师的电话，声音极疲惫，问我在那里，我说在青岛。王老师欲言又止，只是嘱我办完事情尽快回京，却又不说是何事。当时我就担心是他病重，因此事情未完就提前回京，没想到还是没有见上最后一面。离京之前，我还上了他的一堂翻译课，当时他还谈笑风生，半个月不到，却已天人永隔，真是痛哉，真是痛哉！

我认识王老师是在三年前。研一的时候，我初对现象学感兴趣，懵懂中闯入了王老师的课堂，也由此见到了真正的学问和学人风范。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堂课，王老师那种海德格尔式的授课方式带给我的震动。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授课方式。王老师不讲知识，他说知识都写在书上，大家去看就可以了。他要教的是哲学式的思维方式。他以提问的方式来“逼”出学生思维中一些潜在的预设，让我们能够从自身的思想出发来看到思维的问题所在。王老师身材高大，面容清健，上课每着西装，风度翩翩，举止潇洒。最初我对哲学，对现象学一窍不通，却又不自知，每每自作聪明提些问题或者说法，王老师都一一细心解答。外哲所的课堂上常有我这种门外的好事者旁听。在课上，无论问题有多幼稚或者愚蠢，王老师都能因人作答，循循善诱，使人如沐春风，陶然有乐。王老师的课一般安排在每个周二的下午，一点半至四点半，却往往不自觉的会拖到五点半甚至更晚。课程结束后，他一般都要留下一个两学生来做进一步讨论，一直到六七点钟方才尽兴。他的课程基本都在讲海德格尔，作为熊伟先生的嫡传弟子，他一直兢兢业业地将熊先生所继承的思维方式和学术传统传承了下来。这几年来，他讲的海德格尔论艺术，真理，形而上学，科技，尼采，每堂课都是逸兴横飞，神思天外，每堂课都好像在做一件艺术品，却也因此每堂课都是极其耗费心力。对于课上的每一位同学，他都以“启思”的方式来教导，他常常说，他理想中的课堂模式就是五六个人，这样大家可以以对话的方式来进行讨论，而他也可以照顾到每一位同学。王老师博学多才，思想深邃，对于不同背景的同学，都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进行对话。在上个学期讲述“海德格尔论尼采”的课程中，他不止一次说过，许多时候身体太过劳累，本来想带大家读读原文就算了，可一上课就忍不住要把道理说明白透彻。由于读书兴趣和性情相投的缘故，从课堂到课外，我跟王老师渐渐熟悉起来。在学术上，在课外，王老师还跟我讨论胡塞尔，舒茨等其他思想家。这个学期，王老师让我担任他的助手，共同来开一门翻译课，可惜由于考试等事情缠身，我参加的次数很少，想来已成永撼。我在北大读研究生的这两三年里，在现象学方面，王老师是我主要的带路人。我从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懵懂无知到渐渐熟悉并且最后能够写出毕业论文，最要感恩的就是王老师。最后论文的答辩老师也是他，在这之前，他还专门将我叫至家里，将我论文中关于海德格尔的部分与《存在与时间》一字一句的对照文本，来指出我的错误并加以细细讲解。

王老师在学术上的认真态度是与他的哲学主张一样的，行胜于言，而言又胜于写作。王老师的文章很少，一生中的文章只有那么几篇。他对于自己写作的东西要求极其严格，甚至到了每字必究，以至失语的状态。我知道他曾经一篇文章写了几年，最终也未能完成。他更常用的方式是述，他说过，海德格尔的思想只有通过叙述才能够表达透澈，一旦落入文字，别人就会从他所写的东西中找根据和结论，而这恰恰是他所反对的。但他并非不作。在走之前的这几年内，他校对了几百万字的文章，并且正在翻译和重译若干西学的经典著作。在走之前，他的还在筹备一个编委会，希望重新续起他年轻时在“文化，世界与中国”编委会中所做的传译工作。在去年夏天的时候，王老师找到王炎师兄和我一起商量开一个读书沙龙。后来中文系的李茂增兄也参与进来。王老师说他每周一次的授课觉得不够过瘾，想要增大与学生们讨论的范围与时间。他想将自己对于海德格尔和现象学等的理解尽快地传授给他的学生们，因为他的思想是不能够写下来为人所记住和传诵的，而只能通过言传意会的方式来理解。另外，他也想通过读书不断进步，他总是认为自己的学问尚需进步。沙龙的事情很快变成现实，每个月一次，还是在他的小办公室里。每次都是从晚上七点开始，一般都会在凌晨两三点钟结束。王老师带着大家讨论德里达，汉娜-阿伦特等人著作，教给我们解读文本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方法，教给我们如何从文本当中找到“意义”，如何思考自身的和现实的问题。由于讨论气氛热烈，大家常常忘了时间，而每次读书结束时都意犹未尽。我现在还能清晰地想起在大雪中，或者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夜里跟王老师一起骑车回家的情形。在这样的氛围中，沙龙中的每个人都体会到了最简单也是最快乐的情感。过去的三年里，王老师经常把我叫到他家里谈话，或者一起做翻译。他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哲学主张的最好体现：从来都是在谈论学问或者工作。他是把生活当成了哲学来实践，而不是把哲学当作可以写在纸上的东西。他说过，他创办风入松的初衷之一，就是苦于在哲学系只读书本，而没有社会实践的机会，他不希望只将自己的思考来源只局限于书本，而是希望能够从生活的“操作”中获得更多的感悟。所以他说，在2000年以后所讲述的海德格尔，已经与他在九十年代的理解大不相同了。

我想王老师身边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够体会得到他对学生那种父亲般的慈爱。他对自己的弟子虽然在学术上严加要求，但在生活上却呵护备至。去年下半年，我在申请出国留学还是留在国内读书的问题上几次反复，犹豫不决。王老师曾为此批评我缺乏在大事上的“决断力”。但无论我的决定如何，都依然支持我，帮助我选择学校，为我写推荐信。在我拿到奖学金以后，他高兴地象个孩子一般不停念叨，不停跟人炫耀。他曾告诉我，他当初也申请过美国的学校，并且拿到了南加州大学的奖学金，只是熊伟先生和洪谦先生两人都挽留他，说学生们都走了，他要再走，所里就没有人干活了。所以他当时就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并且为外哲所做了许多工作。王老师对于学生是出了名的好。他经常将学生叫至自己的家中谈话，谈论文，谈哲学问题，捎带做饭给学生们吃。所以虽然大家都承认他的手艺很好，但也都知道去王老师家里都会很累，因为要大动脑筋。唯有在给学生做饭做菜和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才会休息一下，聊一些不那么严肃的话题。还记得他最后一次做饭给我吃是在三月二十四号，他做了三个菜，一边做一边教给我做法，还告诉我在海外生活的一些经验。他自己吃得很少，却总是让我多吃。他总开玩笑说，他们那些师兄弟们有个“共识”，就是大家已经不幸而做哲学了，如果再不能吃好睡好，那人生也就太“悲惨”了。在他家里总是吃的很饱，有时他还会送我一些点心零食，让我“改善生活”。点心我都吃完了，只剩下空盒，而今看到，实在不胜唏嘘。

王老师是一个生性淡泊的人，他有自己的使命，有自己的理想和做事情的标准，也有自己的决断，所以他不会在乎自己是否出名，是否得利，对于这些身外之物，他向来看得开，放得下。正是在这方面，我觉得王老师最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王老师的生活也很简单。他的卧室就在书房，就是一张简单的单人床。他曾经跟我得意的说，这就是他的理想生活状态，床放在书桌旁边：起床了就能立刻读书写东西，读累了可以随时躺下休息。他的生活规律并不健康，通常晚上工作到三四点才上床休息。虽然熟悉的学生和朋友一般都不会在上午十点以前去打扰他，但总会有不了解情况的人很早就打电话给他，谈话或者约事情，所以王老师每天的休息时间都很少。在极其困倦的时候，抽烟成了他提神的主要手段。在很多人面前，他都笑着为自己辩解说，“我就剩下这么一个恶习了。”其实很多时候，他是迫不得已去抽烟的，并非只是嗜好或者“恶习”。在去年的秋天，他主持召开发行协会的一个改组会议，期间种种杂务，关系，斗争千头万绪，庞芜杂乱，所有的事情都要由他一力承担，在五天的时间里，他只睡了四个小时，却抽了整整一条烟！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得过大病，脑梗和心梗同时发作，死过去一回。而活过来之后又照常拼命工作，也因而拼命抽烟，以致身体越来越差。春节后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就被他的脸色吓坏了，有朋友出钱给他买了人参虫草等物滋补身体，他却也不吃。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每下愈况，曾让我把我的太极拳老师介绍给他，终也因太过忙碌，没有坚持下来。走之前的最后半年里，他常常告诉我，他对于生命的看法已经很透彻，很坦然了。在去年最后一次课上，也是他讲述海德格尔的最后一次课上，他重点讲述了“向死而生”的概念，辞义已经与众不同，而带入了他自己对于生命和存在的体验，现在想来，确实是他生命的写照了。

与王老师渐渐熟悉之后，知道他不但学问上做的好，更在他所谓的“俗务”上成就非凡。他曾告诉我，他一生有两大爱好，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做书。他开办的风入松早已为学界民间所熟知，足以载入史册。在2000年之后，他又担任了中国发行协会的副主席，虽然是个副主席，但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由他来做，期间的种种劳心劳力，皆为常人难以想象。在成功改组发协之后，他又开始筹办一个新的书店，名字叫做林中路。他想在中国首创一家卖外文和旧书为主的书店，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开始运转，原计划五一就要开业的。我还曾答应过他，到了北美给他买书，现在也只能空自怅然了。王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的具体设想，其实书店只是一个载体，他想办一个大的俱乐部，把他所能够找到到的资源，包括学术界，文艺界，出版界都整合起来。这样可以降低学术界的一些运作成本，同时能够做到各个业界互通有无，共同提高。他的计划还不止于此，他还想在俱乐部内部整合进一个出版公司，通过做畅销书来为学术书的出版提供资金，尽力来提高学术书的回报。他总跟我抱怨说，目前真正做学问的人的收入少的可怜。他希望能够提高学术书的价格标准，至少为此做一些努力。现在他人走了，太多太多的事情都无法完成，其实可谓壮志未酬的。不知道王老师在生命的最后会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他那么好那么好的人，应该会在天国里过的幸福吧。下午在他的家里看到他的遗像，又看到了他的慈爱的目光，以及和蔼的笑容，勉力才止住的泪水，而今文章写到这里，却再也控制不住。再也不能当面叫他“王老师”，不能在他的小办公室里边和他谈论学问，再也不能吃到他做的饭菜，不能听到他的笑声，不能听到他带着得意的腔调说他得意的事情，不能再受到他的香烟的“熏陶”。虽说世事一梦，但人生秋凉，可怜他待我如儿子一般，我却未有机会孝敬他。我一直想着要给他买个好一点的打火机，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惟有努力读书，做好学问，做他最乐于看到的事情了。

我知道王老师一定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这些弟子，带着笑，抽着烟，喝着茶。他一定会看着我们的，不但因为他爱我们，还因为他的孤单。去年的中秋节，恰逢他的课。他特地提前半小时下课，请上课的学生们吃月饼，说他就是一个人过节，请大家一起吃月饼陪一陪他，还请大家体谅他的做法，因为一个人在中秋节回家感觉特别孤单。或许在哪个地方有他的先生们，有他所研究的海德格尔诸位先贤，或许不会孤单，或许吧，我不知道。

琐忆：王老师爱吃老醋花生米，爱吃三全牌的速冻饺子，高兴了会喝一点啤酒，平时在外面吃饭一般都爱喝点可乐；与人谈话一般在他家楼下的上岛咖啡店，因为安静，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谈事情，在那里他爱吃的是荷叶田鸡饭，爱喝的咖啡是卡布吉诺，虽然他有抱怨过做得并不正宗。

王老师年轻的时候在青岛的北海舰队当兵，信号兵。当时他是部队篮球队的主力，腰伤是那个时候留下的，常常扭伤了之后打一针杜冷丁接着打，打完就下海游泳。结果到了这几年，腰椎突出的特别厉害，他自己的话说，是“腰已经完全不行了”。
 

王老师学生，孙飞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