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批评的困境

Deconstruction由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开启，但它主要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内赢得了自己的地位和声誉。从60年代末到80末，Deconstruction差不多成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界的主导思潮，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都与它密切相关。然而，到80年代末，它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事实上，它的许多观念、概念已经渗透到哲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甚至史学理论领域。不管怎么讲，Deconstruction的兴衰值得探究，我认为，其兴其衰都与它自身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困境有关。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一种抵制理论的理论？

Deconstruction可否译成中文“解构理论”？或者说，它是一种理论吗？按传统的看法，文学研究是一种探求意义的理论活动，它要求我们仔细、耐心地分析作品，并对之做出明确的区分和准确的表述，因此要求思维的连贯性，“理论是一种探求，在这一探求中，人们深入于观念和断言中以揭示经常隐藏着的歧义和含蓄之义，从而解开论证和理解中长期存在的死结。”（艾利斯：《抗拒解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但是，Deconstruction的出现向这种传统的看法提出了挑战。德里达、德·曼、希利斯·米勒和杰弗里·哈特曼特等大师级人物从未正面承认过理论的作用，从未公开承认过自己是理论家。正如一位抵制Deconstruction的批评家J·M·艾利斯所说的，Deconstruction从来没有什么连贯的理论，“它的主要论题在其本性中一以贯之的是反理论的”（同上书，第158页）。

但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许多拥护Deconstruction的批评家明确地认为，它比其他任何文学批评形式都更具理论上的意义，它“在本性上主要是理论的，为理论在对对象进行批评的框架中描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地位”。他们声称，Deconstruction之获得成功“表明理论的胜利或理论在批评界提高了地位”。（同上书，第153、151页）

为什么在Deconstruction阵营中会有相反的看法存在呢？这来自于Deconstruction暧昧的自我定位。保罗·德·曼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的Deconstruction主张一种“寓言式阅读”，而这种阅读“既是又不是理论，是关于理论的不可能性的普遍理论”。他接着写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克服对理论的抵制，因为理论自身就是这种抵制，文学理论的目标越高，其方法越好，它也就越少可能成为理论。然而文学理论并不处于危机中，它只会繁荣。它越是受到抵制，它越是繁荣，因为它所说的语言是自我抵制的。仍然是悬而未决的是，这一繁荣是一种胜利还是失败。”（德·曼：《抵制理论》，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按照德·曼本人的意思，过去太注重理论的学院的、制度化的形式，从而导致了“理论事业自身对阅读的基础性的盲视”。（同上书，第XI页）因此，他的“寓言式阅读”既冲击了传统的、教条的文学理论，又不至于完全堕入虚无主义中。于是，在理论过于繁荣的时候，他会泼泼冷水，而在理论式微之时，他又会唤起某种“理论欲望”。W.Godzich在由他本人选编的德·曼论文集《抵制理论》的前言中这样描述后者对理论的立场：“在某些方面热情地投入，在另一些方面则以同样的热情抛弃之。”（同上书，第X页）Deconstruction抵制理论，但它仍然是一种理论；它没有自己的理论目标，但它在抵制理论中促进了文学理论的繁荣；理论繁荣是好是坏，无从知道。这说明解构大师们对待理论的态度是相当暧昧的。

他人指手划脚或许可以置之不理，内部分歧却不能等闲视之。看起来这种分歧主要存在于几位大师与他们的追随者之间。要解释这种现象并不困难。德里达最初从新黑格尔主义者伊波利特、从现象学家胡塞尔等人那里受益很多，无疑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功底，随后与“如是”派成员“混”在一起，则又培养起了文本阅读的兴趣。理论与阅读实践的奇特混和使他成为一个边缘人，浪迹于哲学与文学之间，尤其是把文学批评的策略运用于哲学文本的解读，使他开辟了一个独具魅力的新潮。尽管他的作品仍不乏理论和思辨，但人们愿意接受的则是他的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具体的批评操作。美国文学理论界本来翘首迎接结构主义，Deconstruction却趁虚而入并迅速占领了这一领地。结构主义显然有更为系统的理论，它向Deconstruction拱手让出舞台，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新思潮都是非主流的、叛逆的，人们较少关注它的理论建构，更多的是关注它能否在心理上征服人们。理论一经完善，就会失去朝气和灵活性，从而拒人（或某类人）于门外，因此，最好不是以“理”服人，是以“情”动人，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基于这一考虑，美国的Deconstruction把德里达作品中包含的阅读游戏的倾向加以渲染，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抵制理论”的作品。德里达也竭力迎合这种美国口味，其后期作品越来越沉湎于阅读游戏，几乎完全丧失了理论兴趣（以字词游戏取代了理论探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Deconstruction逐步成为一种主导思潮，它的出奇制胜的怪招就应该让位于各种“实证的”努力。Deconstruction的追随者们就会汇集先驱们（第一代大师）的“琐细的”和“不连贯的”工作，完成理论阐释和理论辩护的任务。于是，具体批评和操作表演就会逐渐向理论建构和理论说明做出让步，因为，心理感受最终应让位于理智进步。

尽管我们在前面的解释“合情合理”，但是，困境依然存在：“理论化”的Deconstruction还是“真正的” Deconstruction吗？也即，追随者们的理论总结是在促进其繁荣呢，还是在把它推向衰微？或许应当这样说，Deconstruction只是一个过客，它总会退出文学理论舞台，但我们无法确定理论总结提前还是推迟了其走向衰微。不管怎么讲，没有解决好自己与理论的关系，一直是Deconstruction所面对的主要难题。

在理论问题上，Deconstruction还面对着另一个困境，别人（持不同意见的批评者）对它是否可以加以理论上的探讨（攻击）？按照德里达和他的追随者们的看法，对Deconstruction的任何陈述或逻辑分析都是违背其本性的，因此，他们反对对它进行理论概括，“它不能像其他主张那样被描述和陈述”。也即批评者们不能以理论的态度对待之，不能把它考虑为一种“理论”，“它不是，也不依赖于一种理论”。（艾利斯：《抗拒解构》，第3页）在受到攻击时，Deconstruction的辩护者常常以此作为挡箭牌，“Deconstruction不可能用理性或逻辑分析的工具加以说明”。（同上书，第3-4页）德里达拒绝与伽达默尔对话（实际上即共同进行探讨）显然是利用了这一招。

但是，“解构的逻辑”实在是对他人严格，于己宽容，在许多场合，其代表人物或追随者往往又在“据理力争”，对某些观点加以评判，或断言其真，或断言其假，艾利斯指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陈述一种观点，或者谈论那一观点正确与否”。他举出的一个例子是，希利斯·米勒在评论自己的追随者J·Riddil的一本书时，针对后者对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阅读，问了一个完全旧式的问题：“他正确地理解了他们吗？”，这里所说的理解（或误解）显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理论问题”。由于米勒还在区别正确与错误、理解和误解，艾利斯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对Deconstruction是一种不能加以陈述的主张，任何陈述的努力必然都是还原的、歪曲的这一声称的严肃性的怀疑”。（同上书，第13页）

德里达自己也无法逃出这一困境。在他与J·塞尔的争论中，他宣称后者对他的主张的表述是不公允的。于是，在他的回应中，他多次指出：塞尔误解了他，错误地陈述了他的观点。甚至还声称，他所意指的是什么对于塞尔来说应当是清楚的、明显的。这种声称显然有悖于Deconstruction的主张不能像其他主张那样被陈述的说法。德里达坚持认为塞尔可以清楚地、明显地知道他的主张，而且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就等于宣布自己的工作是可以从理论上加以规定和归纳的。自由游戏并没有破坏Deconstruction的基本主张，或者说它是有某些理论依据的。德里达于是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实际上，批评者对Deconstruction可以在两种方式中择一：一是总结并重构其理论体系，一是以游戏的方式介入。第一种方式的理由在于：不管Deconstruction是多么地沉湎于游戏，无意于理论建树，它总包含着某些一以贯之的东西，否则就不会有Deconstruction这一旗帜存在，也不会有团结在其周围的一批学者。这种方式有着明显的优点，使我们能够对Deconstruction有某种程度的理解，知道它是什么，不是什么。但这一方式也有明显的缺点，容易回到传统的做法中去，完全实证地对待之，并因而有着简单化的危险。第二种方式的理由在于，文本总是处在自身解构之中，而Deconstruction自身也是如此，因而我们无从知道它是什么，不是什么，我们最好参与到解构游戏中去。为种方式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亲自了解Deconstruction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因而可以了悟其神韵。德里达他们当然不希望批评者（读者）客观地对待自己的作品，而是希望他们参与进去。但是，批评者们究竟如何看待Deconstruction，终究还得取决于批评者们自己。因为，Deconstruction既然赞成“作者死了”的主张，也就应当给予批评者们以更多的自由。

二、一种依赖旧批评的新批评？

我们应当从两个方面考虑Deconstruction：一方面是考虑它对旧的东西的诊断、批评，另一方面是考虑它对旧的东西的改进、超越。这两个方面都透过Deconstruction的阅读策略而实现。Deconstruction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直接面对文本，其整个内蕴、步骤、方法和独特性都在文本阅读中体现出来。德里达阅读的大多是哲学作品，而耶鲁学派四杰则以阅读诗歌和小说为主。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只不过是文本的读者和解释者。

解构阅读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它唯一声称的是要超越传统的批评（阅读），这主要表现为它力图找到一些“边缘”和“盲点”，以之作为媒介，从中发现阅读的多种可能性，进而洞见文本在自身解构着。为了把读者引向对“边缘”和“盲点”的重视，Deconstruction在传统阅读（批评）和解构阅读（批评）之间做出了区分，认为两者间具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重复性阅读（repetitive reading），后者是批评性阅读（critical reading）。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一文中，德里达就已经提到了这两种阅读或阐释方式。他认为，重复性阅读寻求的是译解，梦想寻找到不受自由游戏影响的真理或源泉，而批评性阅读不再关注真理，不再寻找源泉，它只肯定阅读的游戏。（德里达：《书写与差异》，洛特勒吉-克甘保罗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292页）也就是说，前者旨在进行客观的阐释和复述，力求达成读者（批评家）和作者的沟通；后者以游戏的态度对待文本，客观性消失了。前者是简单的重复，后者则是自由的创造（生产）。罗兰·巴尔区别了“可读的”文本与“可写的”文本。重复性阅读相当于单纯的“读”，而批评性阅读则主要是“写”，或者说是“读与写的双重活动”。

尽管德达等人明显地倾向于解构阅读或批评性阅读，但他们并不对传统阅读或重复性阅读漠然置之。研究者们一般都认为，这两种阅读同时包含在Deconstruction之中，构成了所谓的双重阅读。重复性阅读旨在重建、解释、归纳“原文”的主张，把它确立为解构的目标。这一重阅读是Deconstruction和传统批评家共同拥有的。当然，于Deconstruction而言，这一重阅读只是一个起点，于传统批评而言，则已经是整个批评本身。批评性阅读旨在透过自由游戏而读出文本的“新颖”和“更多”，以求发现传统的“空白”或“盲点”来。这一重阅读为Deconstruction所极力提倡。重复性阅读发现文本是有意义的，是可读的，可理解的；批评性阅读则让已经建构起来的意义产生播撒或游戏。Deconstruction的确承认了传统批评家对于Deconstruction的意义。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这样写道：“重复性批评在批评性阅读中无疑有其地位。当然，要承认和尊重它的所有经典阐释是不容易的，并且需要运用传统批评的所有工具。但是，没有这种承认和尊重，批评性生产将会有着向任何方向发展的危险，而且会让自己差不多无所不说。”（德里达：《论文字学》，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58页）批评性阅读旨在生产，但是，如果没有传统阅读作为媒介，这种阅读就会无限制地播撒和增殖。传统批评因此被纳入到了Deconstruction的战略步骤之中。

但是，解构的双重阅读看来是有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这相应于Deconstruction所面对的两种对象：一方面，它针对的主要是各种作品（哲学的、文学的，甚至是批评的）或文本，这是它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它把矛头也对准传统的批评观。只有通过利用、修正和超越传统的批评观，才能够更好地完成第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分别对两个方面提出疑问。

首先，文本有还是没有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意义，或者说存不存在纯粹“可读的”（巴尔扎克式的）作品？罗兰·巴尔特把文本分成两类，一是“可读的”，一是“可写的”。“可读的”具体到小说就是指“巴尔扎克式的”或传统的小说，而“可写的”相应于现代主义小说（尤其是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这种分类不是十分严格的，只具有功能性的意义，因为可写而不可读的小说只在理论上存在，而“意义毕现、一目了然”的传统小说也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我们最好把“可读的”与“可写的”看作是任何一部作品中都包含的两种不同性质。A·杰佛逊写道：“实际上说一个文本中的可读与可写的品质更为准确，因为既不存在纯粹可读的文本，也不存在纯粹可写的文本。”（杰佛逊、罗比：《现代文学理论比较引论》，巴兹福德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08页）当然我们可以说某一文本更具“可读性”，而另一文本更具有“可写性”，但无法把它们严格地分类。这样一来，文本中本来就包含着多种阅读的可能性，而硬说传统批评只关注唯一意义、一成不变的意义，这是不是有些片面、是不是有点无中生有？把关注唯一意义、一成不变的意义的重复性批评作为自己的准备性步骤和攻击目标是不是有些轻率？严格地说，Deconstruction虚构了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攻击目标。的确，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以贯之的逻各斯中心论，德里达自己也承认，逻各斯与神话、哲学与隐喻一开始就纠缠不清。抵制Deconstruction的批评家坚持认为德里达等人是捕风捉影，根本不存在他们要攻击的目标。艾利斯这样写道：“有来自对对象的唯一的、清晰的、本义的阅读存在并主宰着一切或大多数文学作品吗？这必定也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不存在对文学作品的本义阅读这回事。”（艾利斯：《抗拒解构》，第75-76页）由于这种情况，整个Deconstruction就陷入了困境，其存在也失去了合理性，艾利斯写道：“既然唯一要求的本义阅读不能找到，解构就不可能开始。”（同上书，第79页）这表明，Deconstruction只是一种无病呻吟，它给人们或许可以带来情感上的满足，但带不来理智上的进步。

其次，Deconstruction又拉又打的传统批评家是什么，或者说存在着统一的传统批评（阅读）吗？假如文本中不存在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意义，显然不会读出一致来，也不会有统一的阅读方式（批评方式）存在。即便有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意义，人们也不可能完全地读出一致来，不会有统一的、标准的阅读方式，这是因为，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而读者之间的个体差异也是明显的。总之，一方面由于文本间性和意义播撒，一方面由于读者反应不一，并不存在统一的阅读方式。艾利斯写道：“唯一的、传统的文学作品观是不是真正存在？从我研究德国文学看，是不存在的，英国文学也如此。什么是对《哈姆雷特》的优势阅读，我找不到。”（同上书，第74-75页）也就是说，传统阅读（批评）本来是一个泛指概念，实际上包括了Deconstruction之前的千差万别的阅读方式（解构阅读的许多方面也在传统之列），现在却要归纳出一个一般的、普遍的“传统阅读”，这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

文本意义是否单一，阅读是否单一，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前者决定了后者可否实施，后者是了解前者的途径。阅读显然具有中介作用，但最终目标指向的是意义问题。由于德·曼等人承认文本自身的解构性，其解构的步骤就不可能十分严格，也即无法先树单一意义的靶子，然后进行解构。或许Deconstruction并不那么看重重复性批评作为一个步骤的意义，而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灵活的工具。因此，存在的实际上只有批评家性阅读或阅读的多样性。人们可以不去理会意义的唯一性这样的问题，一旦进入阅读，每个人都会有独特的视野和方式。于是，希利斯·米勒也就没有必要与阿布拉姆斯就“寄生”问题展开争论了：Deconstruction充分利用各种传统批评，但并不依赖它们，并不取决于它们。

三、一场不反传统的变革？ 

人们通常把解构批评家看作是反传统主义者，解构批评家自己有时似乎也这样认为。希利斯·米勒解释说，“‘Deconstruction’这个词暗示，这种批评是把某种统一完整的东西还原成支离破碎的片断或部件。这使人联想起一个比喻，即一个孩子把父亲的手表拆开，把它拆成毫无用处的零件，根本无法重新安装。”（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按这种表述，解构批评家仿佛是弑父的不肖之子。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店》中也描述了这种弑父的逆子形象。看起来，把德里达等人称作反传统主义者是理由充分的，况且德里达在结构主义的内部斗争中崭露头角，而耶鲁学派在对抗“新批评”的运动中诞生。但是德里达和耶鲁学派的看法并非如此的简单，其Deconstruction并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反叛精神或革命精神,相反，它处于某种暧昧不明的地位中。

首先，Deconstruction启用了一种包容传统的新逻辑。Deconstruction清醒地认识到，人们无法摆脱传统，或者说直接对抗传统是无用的。传统（哲学传统、文学传统，如此等等）是有“人格”的，社会和人群是传统的忠实拥护者，是传统的永久的载体。在任何情况下，直接攻击它都是困难的。可是，如果在不知不觉中向传统输入一些新东西，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人们还在维护传统，可是传统已经慢慢地改变了。德里达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不愿做传统的维护者，但他并不因此就起来与之针锋相对，并不打算启用一种对抗的逻辑。他不赞成任何形式的antism，不赞成颠覆。（德里达：《哲学的边缘》，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IX页）他停留在边缘地带，在这里，他发现：变革与传统有染，而传统也总是保持某种开放的姿态。反对传统的人实际上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窠臼中，因为他们坚持的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不赞成就反对。Deconstruction的方略是：将二值对立之间的笔直界限加以松动，让其“错位”，从而倾斜、交错起来，相互渗透，避免了正面的、直接的冲突。

传统中存在着建构和破坏两极，黑格尔和尼采分别是其代表。黑格尔是形而上学大厦的构造者，尼采则是其破坏者，一个虚无主义者。Deconstruction既不完全倒向黑格尔，也不完全倒向尼采。它利用黑格尔作品中的消极面，利用尼采作品中的积极面，使其运作起来，进而使两者相互沟通，消解了两者间的势不相立，而它自己也不为建构或破坏的压力所累。希利斯·米勒的说法无疑具有权威性：“Deconstruction既非虚无主义，亦非形而上学，而只不过就是作为阐释的阐释而已，即通过细读文本来理清虚无主义中形而上学的内涵，以及形而上学中虚无主义的内涵。”（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第156页）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是彼此对立的，但也是彼此渗透的，我们无法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使两者间的冲突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Deconstruction因此不主张激进变革，而是活跃在两者之间。

解构批评家B·约翰逊女士指出，Deconstruction陈述了一种“新逻辑”，它不同于传统的二值逻辑：它既不说either/or,也不说both/and，甚至也不说neither/nor，然而，它与此同时并不抛弃如上任何一种。（艾利斯：《抵制理论》，第6页。）由于同时承认了多种逻辑，使得解构逻辑成为各种传统因素重新组合的媒介，变革因此成为相对的东西，传统获得了保留。

其次，Deconstruction没有完全放纵于游戏。一方面，解构批评家在实际操作中承认了文本中的诸多传统因素，也承认了传统批评的价值。比如德里达要求偏离经典历史范畴，但他仍然认为，传统的概念和范畴是可以利用的，只是需要给它们打上“×”，以提醒读者，这是一些传统范畴，不应该完全受制于它们。然而，这些范畴的传统痕迹无论如何影响着人们。Deconstruction把传统批评融入到自己的战略步骤中，也是一个例子，如上一部分所述。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看，按理，Deconstruction只关注文本，只关心阅读文本并从中获得愉悦，然而，它实际上仍然关心人的命运、道德责任、政治使命这些传统主题。德里达所说的“言语对书的压制”和种族中心论之类明显地使用着道德术语、政治术语，因此是与游戏的观念格格不入的。

第三，解构并不是什么新观念。Deconstruction实际上是某些一直已经存在着的批评观点或学说的集中表达或精致化。麦雷尔认为，Deconstruction“只不过是西方世界理智运动的一部分”。（麦雷尔：《解构理论的重组》，伯德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IX页）Deconstruction认为自己关心边缘问题，而传统批评忽略了这些问题，但艾利斯认为，“Deconstruction的主题在它之前的批评舞台上已经是重要的内容，而且，这些问题不是边缘性问题，而是批评蓝图的中心特征”。（艾利斯：《抗拒解构》，第153页）也就是说，边缘问题一直受到重视，对它们的研究“不是解构的专利”。按艾利斯的说法，Deconstruction“并不是新的，而是反映和重新提出了长久以来就已经有了的批评偏见”（同上书，第129页）；其意义在于，“它为从前存在的观念和姿态提供了一种新形式，一种更新力量和活力。它给予从前在许多实践中曾经或多或少不那么连贯的态度和偏见以理论上成熟的外表”。（同上书，153页）Deconstruction之所以在美国站稳脚，是因为美国为它提供了良好的理智背景。在共同反对新批评的过程中，多元论的要求已经提出，Deconstruction只不过强化了这一观念。许多人因此认为, Deconstruction在美国不必征服什么，相反，美国已经为它准备了许多与之相近的东西，其成功在于它为已经存在的各种边缘性观念提供了某种精致的形式和合法的气氛。于是Deconstruction并未带来一场革命，而只是“坐享其成”。这种说法虽不准确，但还是有一些道理的，Deconstruction不可能凭空产生。

这不是说我们完全否认Deconstruction的革命性含义，而是说我们应当对革命本身持一种新的看法。也就是说，Deconstruction以多元论的姿态实现了变革，而不是通过推翻传统来实现。由于主张“怎么都行”，权威性的、主宰性的新话语是不可能产生的了。传统被容忍，但它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形式。这是一种“后革命”策略。 

在前面各节中，我们分析了Deconstruction在理论问题、操作步骤和地位上的困境或暧昧处境。应该指出的是，其独特性恰恰在于，利用这种尴尬处境获得生机并产生了轰动效应。当然，解构毕竟只有消极的意义，它只能在一段时期内产生，它最终得让位于更积极的姿态。

（本文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