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胡塞尔写成一篇对几何学进行历史的和现象学的沉思的文稿（手稿编号为K III 23），1939年欧根·芬克以《论几何学的起源》（Vom Ursprung der Geometrie）为题，发表于布鲁塞尔《国际哲学评论》（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杂志第一年度第2卷上。这篇文章后于1954年作为附录III收入《胡塞尔全集》第六卷《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在附录III中没有出现《论几何学的起源》这一标题，后人通称这一附录为《几何学的起源》。

文章发表后，虽有学者据此对胡塞尔前后期思路的连续性表示过怀疑（如梅洛－庞蒂），或者对胡塞尔晚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融合的可能性抱有期待（如唐·迪克陶），但实际上，在学术界，尤其是在法国学术界，这一沉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德里达还是在巴黎高师读本科时便已敏锐地注意到胡塞尔的这一文本。他在写于1953－1954年的第一部著作《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1990年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对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所提出的新思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作过专门的探讨。当时的德里达从基础本体论和辩证法出发，竭力证明的是起源的辩证性、综合性和差异性，这也是他从中得出的显性结论。但真正深入的解读是在八年之后。1961年，德里达为完成他的教授资格副论文再一次进入胡塞尔的现象学，他挑选了胡塞尔的这篇不太为人熟知的短文，把它译成法文并配上了长篇的引论，引论的篇幅是胡塞尔原文的六倍多。这篇论文以《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译文与引论》（Edmund Husserl“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traduction et introduction par Jacques Derrida）为题于1962年出版。1964年该书获J.卡瓦耶奖。

这是一本书中之书，一篇文中之文。这就是它的奇特的出身。

更为奇特的是，德里达以《几何学的起源》为主线，以胡塞尔的整个思想发展为背景，从现象学的内部出发，在对胡塞尔晚期的思路进行认真审视和对话的过程中发现并论证了解构理论的最重要支柱——延迟原理。

译者下面谈谈自己对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的思路以及德里达在《引论》中的辨明、反诘和引申的粗浅理解。

几何学创立至今，几千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几何学也经历了几次大的飞跃，从欧式几何到非欧几何，从平面几何到立体几何再到黎曼空间等等，几何学与其当初第一次创立时相比，已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深化。面对这样的状况，胡塞尔为什么要提出追溯几何学的起源呢？这种追溯难道不是毫无意义的吗？如果有意义，该如何踏上返回的路途呢？

对于追溯的意义问题，胡塞尔指出，“希望我们因此而最终能够获得哲学的意义、方法和开端，获得我们愿意并应当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它的这一个哲学的意义、方法和开端。”（本书边码第174页）但胡塞尔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几何学并把它作为一个范例提出来加以研究呢？这是由于他看中了几何学的独特的存在方式——观念对象性（“ideale Gegenstaendlichkeit”）。胡塞尔在《逻辑研究》时期就曾指出，“这些观念对象性不在世界的某处，也不在‘天国’之中。”[1]当然，它也不在几何学家的心中存在，“几何学上的存在并不是心理上的存在，它不是个人的东西在个人意识领域之中的存在；它是对‘任何人’（对现实的或可能的几何学家，或对任何懂得几何学的人）都客观地存在于此的存在”（边码第179页）。这种观念对象性既不存在于世界之中，也不存在于主体之中，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种实存，那么这种实存究竟存于何处呢？胡塞尔的回答是，它的存在方式是先验的，它一经诞生，便超越时空和经验，比如说，“毕达哥拉斯定理以及整个的几何学只存在唯一的一次，不管它如何经常地被表达，甚至也不管它在什么语言中被表达。”（边码第179页）因此，对它的存在地点的讨论必然要回溯到对它的诞生过程和起源方式的研究。

路漫漫其修远兮，返回的道路是畅通无阻还是荆棘丛生布满歧义？胡塞尔小心翼翼地选择了前者，而德里达则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胡塞尔的思路是，第一个几何学家在原初明见性中对几何学的观念对象进行了第一次制作（Erzeugung），这样制作出来的对象不仅具有明见性，而且还具有客观的存在。可是，由于时间化运动的缘故，客观的存在也不得不进入“滞留”（Retention）以至于最终消失。但这种“消失了的”过去的存在并没有走向虚无，在某一特定的时刻，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它又能够在主体的意识活动中被唤醒，并变得越来越清晰。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便又能找回原始的“一致”（“Deckung”）性的观念明见性。但是在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在交互的语言理解的关系中，一个主体的几何学观念对象（原初制作物和产品及其原初理解）仍然缺少持续的定在，仍然没有建立起完全的客观性，也就是说，我们仍未跨越主体以及主观明见的可能性，几何学的对象仍有随时遭到灭顶之灾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口语的传播是极其有限的，几何学家的死亡以及空间距离的远近都会影响到观念对象的定在性。胡塞尔发现，书写、记录的语言表达解决了这一问题，它使直接或间接的个人话语的告知成为可能，而且文字符号也像语音一样能够唤醒它的忠实的含义。因此，只要我们考虑到移情的功能和作为移情共同体和语言共同体的共在人类（die Mitmenschheit），我们就能解决观念对象的“客观性”这一难题。借助于客观性，我们才找到了一条“回家”的坚实的道路。

胡塞尔为我们描述了一条返回几何学源头的道路：现在的几何学包含了几何学的全部历史沉淀，我们从最接近我们的沉淀物（定理、命题等）开始，挖掘出它在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从当下的意义前进到此前的意义，这是一条意义链，建立起这样一条意义链便打开了内在历史的意向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我们可以自由地、时间性地返回到原明见性和初次性（”Erstmaligkeit”），即回溯到几何学的第一次创建行为。胡塞尔说，“因为哲学以及特定学科的本真历史不是别的，而是把当下被给予的历史意义的构成物即它们的明见性——完全沿着历史记载的返回链条——一直回溯到对这些构成物进行奠基的原明见性的被遮蔽的维度。”（边码第205页）

这是胡塞尔为我们描述的一条通向几何学起源的必由之路。德里达也踏上了这条道路，但他显得疑虑重重。

德里达不仅认同几何学的与众不同的特征，他还指出了三个容易混淆之处，对胡塞尔的思路作了进一步的辨明（边码第15－17页）：第一，存在方式与起源意义。我们不再关注几何学的存在方式（die Seinsweise），这种存在方式只是在伽利略的思想中才有意义，但伽利略恰恰在这种关注中遗忘了几何学传统的起源意义。胡塞尔把对传统因素的“失明”（Blindheit）称之为“灾难性的疏忽”，而伽利略正是这一“疏忽”的始作俑者。因此，我们必须回到伽利略之前；第二，回到伽利略之前，并不是回到几何学的第一个假设、公理和理论；第三，回到伽利略之前就是回到几何学家的第一次创建行为及其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回到对第一次行为、经验和第一个几何学家的事实的（faktische）规定，即使在历史学或考古学的意义上发现了一切原初历史的状况，我们仍不能返回原初创建的本真意义。恰恰相反，一切经验的知、历史的知都以本真意义和起源意义（Ursprungssinn）为前提。

德里达认为，如果把康德哲学作为参照维度引入进来，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胡塞尔所迈出的步伐。虽然同为先验哲学，康德与胡塞尔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都认为真理的诞生行为（Geburts-akt）已先行规定了全时性和普全性；即使我们对第一个几何学家一无所知，我们还是能最精确地把握第一次几何学证明的意义。但是，康德认为，对数学行为而言，留在概念之内已足够了，因为第一个几何学家的“构造”只是对已构造出来的概念的解释。在这一点上，胡塞尔与康德相左，他认为，康德的说法只适用于非原创性的几何学家，但不适用于处于奠基阶段的几何学和几何学家。康德之所以仍停留在非历史的形而上学之中，是由于他虽然有自发的本质还原，但他缺乏胡塞尔的“质料”（materialen）或“先天偶然性”（Kontingenten apriori），因此，他的先验论仍然是形式主义的，仍然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发展。

胡塞尔对康德的推进是逐步完成的。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胡塞尔仍对历史主义进行抵制，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胡塞尔把几何学置于纯粹科学之下，但没有从历史的角度讨论几何学的基础问题，而是把真理的原初奠基转让给真理性的上帝、笛卡尔的上帝。这说明他与康德以及笛卡尔相距并不远。这种一致性在对原初创建的历史行为的研究中才得以纠正。

为了推进到真理的原初构造，我们必须回溯到真实世界的创造性经验。胡塞尔在这里引入了事实常项，但这也给他带来了困难。德里达指出，“不可更改的事实（即那种本身绝不可能被重复的东西）在起源的历史中接替了不可更改的本质（即那种可以被任意和无限地重复的东西）”，这使得胡塞尔的“‘起源’ 或发生的概念再也不能在纯粹现象学的意义上被理解。”（边码第30－31页）德里达从辩证法出发，证明了事实常项和本质常项之间的先天综合性：“在奠基性历史的深处，是意义与存在、事实与权利不可分割的场所”（边码第31页）。

但这种辩证法究竟与胡塞尔的思路相距有多远呢？译者认为，胡塞尔承认实在性和历史性的作用，但胡塞尔出于对绝然性和严格性的信念，只承认历史上的原初事实具有“唤醒”的作用：在时空性中的多种多样的有限的结构（比如面、角、线等）还不是几何学的结构，它作为在实践中形成的、在思想中完善的构成物仅仅是新型实践的基础，从这里面新型的构成物被唤醒。“这种新的类型将是来自观念化的精神活动即‘纯粹’思维的产物。这种纯粹思维的材料位于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这一人类的及其事实的周围世界中的普遍的预先被给予的东西之内，它从这些材料出发创造出这些‘观念的对象性’”（边码第212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塞尔既承认事实常项的作用，又关注先验主体的主动构造功能。我们可以说，虽然胡塞尔反对辩证法，但他的沉思却不乏辩证色彩。

德里达一方面运用辩证法在空间上对现象学展开批判，就是说，在历史的源头处，先天综合必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发展出一条新的思路，从时间上对回溯历史的过程进行质疑。

德里达注意到，如果我们从几何学的现成的、当今的内容出发去追问它的起源，虽然这其中充满层层的沉淀物，但我们仍然必须赋予这种历史传统以一种透明性。穿过沉淀物进入到历史的内在意义之中也是一种还原，与静态的现象学还原相比，它是一种“具有无限微妙性和危险性的还原”（边码第37页）。德里达把这种还原和“回（溯的追）问”（“Rueckfrage”）比喻为邮政和远程通信并认为这一类比构成自己文本的比喻核心。实际上，这一比喻后来也作为核心的比喻构件进入到《明信片》和《签名事件语境》等文本中。

但是，透明性存在吗？邮政系统是健全的吗？远程通信始终安全吗？德里达认为这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危险：“如果我们把纯粹经验历史在哲学上的无意义以及非历史的理性主义的无能为力视为当然，那么我们就会衡量出这种系千钧于一发的危险性”（边码第37页）。

这样的危险是无法从根本上被排除的，它所表现出来的景观就是源头被无限地延迟。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中文译本依据的是1999年12月由法国大学出版社所出的第五版（该书初版于1962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参照了德文译本（Husserls Weg in die Geschichte am Leitfaden der Geometrie, von Ruediger Hentschel und Andreas Knop, 1987 Wilhelm Fink Verlag）和英文译本（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An Introduction, by John P. Leavey, Jr., 1989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德译本为每一章都配上了标题，中译者将其翻译出来放在相应的脚注位置，供读者参考。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已由王炳文先生译成中文（见《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27－458页），本书中的《几何学的起源》是从德里达的法文译本转译的，从德里达的译本中我们可以窥见现象学在法语中的形态。德里达的译文与胡塞尔原文之间的出入之处，中译者都一一作了说明。书中的边码均为法文著作的页码，凡引《几何学的起源》时所给出的页码也为法文原著的页码，以便于读者查阅原文。

本书涉及大量现象学术语，基本上从《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倪梁康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的译名。需要说明的术语有：

“idée”的翻译问题。“idée”至少有两层状态：受束缚的与不受束缚的。前者是胡塞尔现象学重点探讨的对象，可译为“观念”；后者属于无限的视域，即是康德意义上的“理念”。德里达认为，对“idée”的区分是理解《几何学的起源》的关键。德里达曾把“idée”区分为三个层面：语言的观念性、含义的观念性和对象本身的理念性（边码第62－64页）。译者在翻译时尽量反映每一个“idée”的状态，以“观念”或“理念”配译之。

我们把胡塞尔的特殊用语“la vérité en général/die Wahrheit überhaupt”译为“真理一般”。这读起来有些别扭，但不能译为较为通顺的“一般真理”（die Wahrheit im allgemeinen）。后者意指“一般意义上的真理”，而前者所指的是超越论意义上的真理本身。其它如“la déterminabilité mathématique/mathematische Bestimmbarkeit überhaupt”（“数学可规定性一般”）以及“die Wissenschaft überhaupt”（“科学一般”）也照此翻译。

“transzendental”一般译为“先验的”，本书依倪梁康和王炳文两位先生的观点译为“超越论的”。

译者首次接触德里达的这本著作是在2000年，当时我准备以德里达早期现象学思想为博士论文题目。倪梁康先生给我提供了德文版，我边看边译，到论文完稿时，差不多已经翻译了三分之一。论文答辩后，我仍难以释怀于胡塞尔和德里达的思想给我带来的惊讶和震动，随向倪梁康和张异宾两位先生提出，能否把这本书译为中文，两位先生当即表示支持，张先生还向南京大学出版社作了推荐。南大出版社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很快便拿到了原著。虽有部分译稿作为基础，但我还是推倒重来，以求信达。从2003年2月开始，至2003年10月初稿完工，历时8个月。由于本人初涉法文译事，其间的甘苦可想而知。两位先生的支持、鼓励和敦促，南大出版社刘平女士的热忱帮助，都是本书早日出版的保证。

无论是在哲思上还是在翻译上，我都自觉是个初入道者，虽尽心尽力，但缺点与错误恐在所难免，欢迎行家不吝赐教。

[1]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 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31节，页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