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传记作家之一萨夫朗斯基（R. Safranski）称海德格尔为“一位关于起源（Anfang）的大师”。[1] 这“起源”的含义极为丰富，我们这本传记将会一再去揭示它。但首先可以说，这位起源或启源的大师的人生起头也是富于深意而值得关注的。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9月26日出生于德国巴登州的梅斯基尔希 (Messkirch)镇（以下简称“梅镇”）一户笃信天主教的家庭。巴登－符腾堡州位于德国西南角，与瑞士和法国毗邻。著名的黑森林山脉又位于此州的西南角。海德格尔是家中长子，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1851-1924）是梅斯基尔希镇中圣马丁天主教堂的司事（Mesner）。这是一种管理教堂杂务的低级神职工作，负责敲钟、看守教堂、挖掘墓地、辅助神父做弥撒等。除此之外，他还要做箍桶木工，以维持生计。海德格尔的母亲约翰娜·肯普福·海德格尔（1858-1927）也是一名天主教徒。海德格尔有一兄弟，名为弗里茨（Fritz），逊他五岁。兄弟俩感情至厚。另外还有一妹妹，名为玛丽乐（Mariele），五十年代中期去世。海德格尔家族世代是普通农民和手艺人。其祖上在十八世纪自奥地利移居到本地区。梅镇的家族研究者已发现，海德格尔家族与麦格勒及克罗伊策尔家族有远房亲属关系。十七世纪著名布道者亚伯拉罕·阿·桑克塔·克拉哈（Abraham a Sancta Clara）就出自麦格勒家族；关于此人我们以后还会谈及。克罗伊策尔家族中则出过作曲家康拉丁·克罗伊策尔（Konradin Kreutzer）。引海德格尔走上寻求“存在意义”之路的精神导师、后来的弗莱堡主教格约伯（C.　Groeber）神父也是海德格尔家族的远亲。[2] 海德格尔母亲一边的肯普福（Kempf）家族出自离梅镇不远的格金根村。其祖上于十七世纪中叶获得了一大份那边的田产使用权，海德格尔的外祖父在1838年花了3800古尔登买下了它。这个家族的人从精神上一直属于那里的教会。童年的海德格尔有时住在格金根村，与同岁的表兄古斯塔夫在那里玩得昏天黑地，“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3]

梅镇并不大，到十九世纪末时有约两千居民。它离黑森林已有相当一段距离，位于博登湖与施瓦本山之间，属于多瑙河上游。地势近乎平原，但有和缓生动的起伏。这是一片贫瘠的、以前也曾是贫穷的地带，处在阿雷曼与施瓦本的交界处。阿雷曼人性子慢、含蓄、好苦思冥想；施瓦本人则比较开朗、坦率，耽于幻想。前一种人善嘲讽，后一种则有激情。海德格尔则于两边都有所取。他还特别认同于一位大半个世纪之前的施瓦本同乡，著名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 Hoelderlin, 1770-1843），视之为自己精神上的守护神。在他1942年解释荷尔德林的诗“伊斯特尔”[4] 的演讲手稿中，海德格尔附进了这样一段议论（不过在出版此讲稿时未收入）：“很可能，由于命运的安排，荷尔德林这位诗人……的出现是为了一位思想者，他的祖父就在这诗人写出‘伊斯特尔赞歌’的时候……出生于一个牛奶场的羊圈中。这地方就位于多瑙河上游巨岩下的河流岸边。”在这段话里，海德格尔对自己“天命”的领会、他与荷尔德林之间的隐秘沟通，以及他那阿雷曼和施瓦本人的出神冥思的特点都跃然纸上。

对于已38岁的父亲和31岁的母亲说来，长子海德格尔的出生一定是件极重大的喜事。然而，就象施瓦本山和多瑙河水，这个家庭和它那将闻名世界的长子的命运注定是起伏不平的。在海德格尔出生前许久，当地就发生了一场深刻影响到这个家庭的教派争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教会与普鲁士国家之间就纷争不息。教会主张信仰自由，教会和学校不受国家控制。它们在较下层居民、特别是乡村和小城镇中很有影响。很难说清这一运动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它的基本倾向是：反对普鲁士、反对工业资本主义、反犹太主义，主张地区、教会和学校的自立；重农业、亲乡土、爱家园。[5] 1870年，罗马教皇主持的大公会议通过一个决议，宣称教皇不会犯错。由此引发了德国天主教教会内的一次大分裂，被称为“文化战”（Kurturkampf）。倾向于普鲁士国家的教会人士反对这个决议，形成了所谓“老天主教运动”（altkatholische Bewegung），而倾向于罗马的神父、教徒和在议会中的基督教中心党则形成（正统）天主教派，最终接受了此新教义。[6] 总的说来，较富裕的、新派的和上层的人支持老天主教运动，而较下层的、虔诚的和安土重迁的人倾向于天主教派。海德格尔的父亲自然属于后一种，也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1875年前后，代表国家利益的州政府支持梅镇的老天主教派，判决此教派也可以使用圣马丁教堂。正统天主教派则认为此举亵渎了神殿，愤然撤出，并将附近的马丁礼堂（Martin Saal）改建为一所“应急教堂”。就在那个比较简陋的避难所和受“官府”压抑的气氛中，海德格尔的父亲行其司事之职并做他的木匠活计。在一所位于临时教堂对面的旧房里，海德格尔呱呱坠地并在临时教堂受洗。[7]

这样一个“起头”颇有些福音书中耶稣降生的味道。日后，每当海德格尔沉思这充满浓重夜色和虔信灵光（不管是天上的星光还是柴炉里的火光）的“命运安排”时，定会有大感奋、大神契和大心潮生。这个生命饱含着阴阳、高低的交错扭曲的势态，它有时缓慢、有时又突发的释放将决定这个人生未来不寻常的道路。

此处可以录下荷尔德林的诗“在多瑙河源头”（手稿）中的几句：

无须解释，也不必评论。让我们只去感受它的浩荡奔腾，混蒙含意。

到了九十年代，老天主教在梅镇的人数减少，“文化战”的气氛也就缓和下来。1895年，圣马丁教堂被发还给天主教派，海德格尔一家终得搬回这座教堂的司事房居住。那年的12月1日，举行了节日般隆重的礼拜仪式，正式交接教堂。海德格尔意外地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老天主教的司事耻于将教堂钥匙直接交给他的接任者老海德格尔；看到司事的儿子正在教堂前玩耍，就把这钥匙塞到了他的小手里。这样，六岁的马丁就为期待着的人们带来了开启马丁教堂的钥匙。[9] 当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就称这类“开启”（a-letheia）为原本意义上的“真理”。

从各种迹象看来，这是一个虔诚和简朴的家庭。海德格尔的父亲平日沉默寡言，却能在公开场合朗诵席勒的“大钟歌”。他敲了一辈子钟，对这首诗情有独钟很可理解。母亲约翰娜天性乐观，有情趣，喜欢社交和有意思的谈话。极爱花，为教堂庆典而装饰圣餐台时颇有艺术眼光。她常说，生活被安排得如此奇妙，使得人总可以为什么事欢喜。在这话的后面隐藏着宗教体验，如其所说：“处于恩典里，生活的烦恼就易于忍受了”。[10] 她于1927年5月3日去世, 就在长子将他的《存在与时间》带回家之后的第九天。海德格尔好活动，游泳、溜冰、足球、体操、远足、做各种游戏，都是他少年时的爱好。常与兄弟一起在父亲的木工作坊里帮忙，挥锤推刨，早早就有了“应手地”（zuhanden）使用工具的经验。

这个家庭的生活中心就是圣马丁教堂。梅镇的名字“Messkirch”的意思就是“弥撒教堂”。大约公元八世纪，附近地区新皈依的阿雷曼人每个礼拜日在此处举行他们的弥撒活动，因此人们称这个地方为“弥撒教堂”（Messankirche）。这建于冰碛石堆上的教堂以法兰克圣徒“巡游的马丁”（Martin von Tours，大约316/317-397年）为护法者（Patronat），因而取名“马丁教堂”。早期的马丁教堂于十世纪前期被入侵的匈牙利马扎尔人毁掉。后来重建，至十三世纪中期又扩建，以后又经多次改建和重修。如今它是一座具有典型的巴罗克风格的高大教堂。[11] 这教堂不仅是海德格尔名字“马丁”的来源，也是这个小镇的生活韵律的体现。每天数次、礼拜日、圣诞节、复活节，或逢丧事时，钟声都会从教堂的钟楼上响起。海德格尔在“钟楼的秘密”(1956年)这篇短文中既深情又深思地回忆了他与这钟声 (Laeuten) 结下的缘分，其中充满了对时间 (或时机) 境域的隐喻和象征。文章从圣诞节的晨钟讲起:“圣诞节清晨四点半，敲钟的孩子们就来到了教堂司事的家中”。他们来不是为了喝咖啡和吃可口的点心，而是为了等待 (Erwartung) 一个不寻常的时刻 (Augenblick) ：圣诞钟声的敲响。这种等待不是被动的，因为他们就要爬上钟楼去参与这个时刻的构成。“令人无法言传的兴奋之处在于：那些比较大的钟要被事先‘摇晃’起来，它们的钟舌却被钟绳固定住了；只有到了这钟被充分地摆动起来时，才‘放出’钟舌，而这正是特别的决窍之所在。于是，这些钟就一个接一个地以最大的音量被敲响。只有训练有素的耳朵才能正确地判断，是否每一下都敲得‘恰到好处’。钟鸣以同样的方式结束，只是次序倒过来而已。”[12] 海德格尔接着如数家珍地介绍了钟楼上的七只钟的特点，其中特别提及被称为“小三”的一只小钟，因为每天下午三点敲响它就是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敲钟的孩子们”的责任。为了这件事，孩子们下午在领主宫廷花园和市政厅前的游戏总要被打断。因此，孩子们有时（特别是在夏天）干脆将游戏挪到钟楼里，甚至到它最高的、有寒鸦和楼燕筑巢的顶梁架中。这只“小三”也是丧钟。不过，传送丧事消息的钟声总是由司事老爹本人敲响的。除了敲钟，孩子们还在钟声伴鸣的的弥撒仪式中做辅祭童。……海德格尔就这样叙述着这浸透了他童年和少年的、充满了时间牵挂（Sorge）和恰到好处的韵律的钟声。文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

教堂的节日、节日的前夕、一年四季的进程、每日的晨昏晌午都交融于这深奥神秘的交缝（Fuge）之中，以至总有一种钟声穿过年轻的心、梦想、祈祷和游戏。心中隐藏着这钟楼最迷人、最有复原力、最持久的一个秘密，为的是让这钟鸣总以转化了的和不可重复的方式将它的最后一声也送入存在的隐藏之处（Gebirg des Seyns）。[13]

从狭义上讲，这钟声象征着神的时间化和人生境域化。在海德格尔的早期教学、特别是关于基督再临的时间性（Kairology)的宗教现象学演讲中，以及他的成名作《存在与时间》中，我们都一再听到过这熟悉的钟声。而且，“以转化了的和不可重复的方式”，这钟声也回响在他后期对荷尔德林诗作的解释之中。那曾经“穿过年轻的心”的钟声势必“将它的最后一声也送入存在的隐藏之处”，在那里久久回荡不绝。

家乡给海德格尔的另一种持久的影响来自“田野道路”或“田野小道”（Feldweg）。从他的“田野道路”（1947-48年）一文中可知，这条小道从领主宫廷花园的[后]大门开始，一直引向埃恩里德（Ehnried）。复活节的时侯，这小道在生长着的新苗和苏醒过来的草地间容光焕发；到了圣诞节，它消失在小山坡后面的风雪堆中。无论何时，花园中的老椴树总是从墙后注视着它。从田野中的十字架开始，小道弯向森林。林边生长着一株很高的橡树，它下面有一只粗木长椅。就在这长椅上，青年海德格尔读了“伟大思想者们的作品”。每当无法弄通书中的问题时，他就走回到这田野小道上，而这小道给予思想脚步的帮助就如同它给予农人的脚步那样无形无私。“它默默地伴随着小道上的脚步，蜿蜒通过这贫瘠的地域”。海德格尔接着讲到由小道牵动着的森林、橡树、父亲、母亲和自己的童年游戏。“这田野的道路收拢着一切因环绕着这道路而有其本性（Wesen）的东西，并且将每一个在它上面走过者带入存在（das Seine zu tragen）。总是改变着、又总是临近（Naehe）着，这田野路由相同的田地和草坡伴随着穿过每一个季节。……在它的路径上，冬天的暴风雪与收获的时日相交，春天活泼的激情与秋季沉静的死亡（das gelassene Sterben，安时处顺、任其而行的死亡）相遇，孩子的游戏与老者的智慧相互对视（erblicken einander）。但是，就在这独一无二的合奏之中，一切都是清澈的；而田野道路就将这合奏的回声沉默地带来带去。”[14] 熟悉海德格尔著作的人，这些谈田野道路的文字中处处都有他的重要思路的映射。这条田野中的小道绝不只是连接两个地点的一条实用的、线性的路径，而是能够引出一个发生境域的“交缝”或“几微”（techne），对于这位以“道路，而非著作”[15] 为思想生命的人而言，这道路本身就在“召唤”（Zuspruch，鼓励，劝说）。“不过，只有有人、有生来就活在这召唤的氛围之中并因此而能听到这召唤的人，这田野道路才能发出它的召唤。……这召唤在一个遥远的来源中产生出了家园。”[16] 毫不夸张地说，海德格尔的一生就是在努力倾听这田野道路的召唤中度过的。就在这田野道路的氛围中，他读到布伦塔诺讨论亚里士多德“存在”观的书，被唤上纯思想的道路；为了解决其中的问题，他又走上通向《存在与时间》的“现象学道路”；以后，又是“通向语言的道路”；而且，他以这发生境域化了的“道路”来理解和解释老庄的“道”或中国的“天道”，一点不假地“在一个遥远的来源中产生出了家园”。实际上，“道路”（Weg）这个词在他的著作中的地位就相当于“（自身的）缘构发生”（Ereignis），有着比“存在”（Sein）还更本源的含义。[17] 1903年，十四岁的海德格尔到离家五十公里之外的康斯坦兹寄宿学校读初中。海德格尔的家境绝不富裕，当地人也没有让孩子上中学的风气，海德格尔的父亲之所以愿意送海德格尔去几十公里之外的一所中学去读书，是因为海德格尔当时已有了做一名神父的愿望。并且，由于他的天赋和杰出表现，得到梅镇教区C. 勃兰德胡贝尔（Brandhuber）神父和当时任康斯坦兹寄宿学校校长（Praefekt）的C.格约伯（Groeber）的赏识，帮助他从一个地方基金会和一个赞助神学学习的基金会得到了两笔学生的定期生活补贴。[18] 从这时起直到1916年的十三年中，海德格尔一直处于依靠各种经济资助的紧张状态中。1906年，海德格尔进入弗莱堡（位于梅斯基尔希以西约一百公里处）一所教会办的文科中学读高中，直到1909年。从此，他的生活与弗莱堡以及周边的黑森林地区结下了不解的因缘。

在康斯坦兹，从1903与1906年，海德格尔住在一处叫圣·康拉德的男生寄宿学校。法瑞阿兹（《海德格尔与纳粹》的作者）在他的书中，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能证明海德格尔是一名根深蒂固的纳粹分子的材料。关于这段学习生活，他要强调的是这里宗教冲突和“文化战”的严重，以表明在这种气氛中成长的海德格尔会有一种好走极端的、反对现代文化的倾向乃至变态心理，以致后来与纳粹思想一拍即合。他提供的事实是：在这里，一方面，大多数学生来自中上层家庭，教员中也不乏带自由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另一方面，则有一些受教会荫庇的下层人家的孩子，他们要被训练成为罗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前一类孩子总是要欺负后一类。法瑞阿兹特别引述了一位当年在那里学习的富人子弟的回忆，其中描述他这阶层的学生们如何欺负、嘲弄甚至“剥削”（比如让对方替自己做作业）那些来自下层人家的同窗们。[19] 这些材料并不能达到法瑞阿兹所要的结论，因为即使存在这种情况，它的广泛程度，它是否严重影响到海德格尔，它对海德格尔意味着什么，都还是不确定的。法瑞阿兹的论证方式中有太多的推测和臆断。因此，一些海德格尔的研究者，比如伽达默尔、德里达、奥特（另一本追究海德格尔与纳粹关系的传记的作者）批评法瑞阿兹的书牵强、肤浅，甚至有不少不符合事实之处。[20]

不管怎样，这中学的六年时光对于这位来自梅镇的少年人是极关键的。海德格尔自己于1957年回忆了这段"持续地穿过思想境域"的生活：“在1903年至1909年之间，在康斯坦兹和弗莱堡（布莱斯高）人文中学，在那些出色的希腊文、拉丁文和德文教师的指导下，我有一段硕果累累的学习经历。除了教科书之外，我还被给予了日后将具有持久意义的一切东西。”[21] 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应该更近乎事实，不仅因为它与后来的事态发展相吻合，而且还由于这样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即被法瑞阿兹引述的那位富家子弟在人文中学受到的一切教育和影响，教堂司事的儿子也同样可以得到，甚至更好地得到。活的生活、特别是年青涌动的求学生活，是不会从根子上被某些先定框架套住的。

在这段时间中，海德格尔开始读奥地利裔的德语小说家A. 施蒂夫特（Stifter）的《五彩石》和对他有终身深刻影响的伟大诗人荷尔德林的作品。然而，不应产生这样的印象，即这位人文中学的学生所关注的限于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下被称之为“文科”的内容。据海德格尔本人于1915年附于他的教职论文的“自述简历”所言，他对于数学的天生爱好在高一（即1906年至1907年间）时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兴趣，即由原来单纯的解题练习转向了理论上的关注。而且这一兴趣还延伸到了物理学。[22] 日后，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与教职论文都与逻辑问题有关。

1907年夏季，正读高中的海德格尔回家乡度假，与那位也是回家度假的格约伯(K.　Groeber)神父相遇。这位多年的邻居和“父辈的朋友”希望这个有志于神父事业的年轻人能通晓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以便熟悉托马斯的神学。在一次田野小道的散步中，格约伯送给快到十八岁的海德格尔一本影响他一生事业的书：布伦塔诺 (F.　Brentano)的博士论文《论存在（Seiende）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多种含义》。此书唤起了海德格尔对于“存在”或“在”这个古希腊问题的强烈兴趣，并引发了这样的疑问:“既然‘存在’有这样多的意义，哪种是它最根本的含义呢?”尽管在当时他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但此问题久悬于心，促使他多方索求、苦苦思考，反倒引他超出了神学的视野而走上了探究 “存在的本义”的哲学思想道路。

高中毕业时，校长给他的评语是：“有天赋，勤奋，品德端正。性格已趋于成熟，并有独立学习的能力；有时甚至牺牲其他课程而去阅读大量德语文献（或文学作品），在这方面知识极为广博。已坚定地选择了神学专业，并有去过教团生活的倾向，很有可能申请加入耶稣会。”[23] 显然，这是一个出身寒微但才华出众的青年人，虽然那时矢志于神学，但已表现出相当独立的学习态度和精神追求。

[1]R. 萨夫朗斯基（Safranski）：《出自德意志的大师：海德格尔与他的时代》（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 Heidegger und seine Zeit），Muenchen: Hanser, 1994年，15页。此书以下简称为《师》。

[3]H. 奥特（Ott）：《马丁·海德格尔：政治生活》（Martin Heidegger:　A Political Life），以下此书简称为《政》，A. Blunden英译，London: Haper Collins, 1993年, 45页。此书的德文原版书名为：《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向其传记的途中》（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 seiner Biographie），Frankfurt: Campus, 1988年。

[4]海德格尔：《全集》（Gesamtausgabe），Frankfurt: Klostermann, 53卷，《荷尔德林的赞歌“伊斯特尔”》，1984年。此诗已有中译,见《荷尔德林诗选》，顾正祥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18-121页。伊斯特尔是希腊人对多瑙河的称呼。

[6]《师》，18页。参见维克多·法瑞阿斯（V. Farias）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Heidegger and Nazism），P. Burrell等英译，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年, 12-13页。此书以下简称为《纳》。

[7]《师》，20页。《政》，43页以下。本传记作者在访问海德格尔家乡时看到，海德格尔出生于其中的那所老房早已被推倒重建；只有海德格尔自六岁起在其中成长的、位于圣马丁教堂旁边的司事房还存在，被称为“海德格尔之屋”（Heidegger-Haus）。

[10]见海德格尔之弟弗里茨的回忆“生日贺信”，载于马丁·海德格尔:《八十诞辰纪念集（由他的家乡梅斯基尔希镇编辑）》（Zur 80 Geburtstag von Seiner Heimatstadt Messkirch），Frankfurt:Klostermann, 1980年，61-62页。此书以下简称为《八》。

[11]此资料来自介绍梅镇教堂的附有多幅图片的小册子，题为《圣马丁的梅斯基尔希》，Regensburg: Schnell & Steiner, 1994年, 3-4页。

[13]《八》，10页。此段话末尾的“Gebirg des Seyns”又可译为“存在的群山”。

[14]《八》，14页。海德格尔曾用“相互对视”解释他后期的主导词“Ereignis”（自身的缘起发生）的词源义。参见《同一与区别》（Identitaet und Differenz），Pfullingen: Neske, 1957年，25页。而且，引文中给出德文原文的词大多也是他用来表达纯思想的词。

[15]T. 克兹尔（Kisiel）：《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起源》（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年，3页。此书以下简称为《源》。

[17]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道路上》（Unterwegs zur Sprache），Pfullingen: G. Neske, 1986年，269页注释。

[20]《马丁·海德格尔和国家社会主义：问题与回答》（Martin Heideg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Questions and Answers）,　G.　Neske　& E.　Kettering编辑，L. Harris英译，New York: Paragon, 1990年，127-148页。此书以下简称《问题与回答》。

[21]海德格尔：《早期著作》（Fruehe Schriften），Frankfurt: Klostermann, 1972年，前言，罗马数字页数第10页。

[23]《师》，29页；译文参考靳希平《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22页。

（摘引自《海德格尔传》，张祥龙著，河北人民出版社97年版，第一章）